干预关口前移，精准诊疗延缓AD进展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有望实现新突破……

专家简介：

陈晓春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校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医科建设工作组成员

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候任会长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组长

福建省医师协会会长

长期从事神经变性疾病的临床诊疗与基础研究工作，重点聚焦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策略的研究

总有人正年轻，但每个人都终将老去。

对于老去的生活，很多人都曾畅想过在奔波大半生忙忙碌碌一辈子之后，老来可以享享清福，旅旅游、上上老年大学……但是，对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AD）的老年人，这样简单的幸福确可望而不可及。AD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多样，目前大众对AD认识尚且不足。

每年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为“Know Dementia,Know Alzheimer’s”。“医学界”特邀福建医科大学校长陈晓春教授，就AD的诊疗热点相关问题分享他的观点。

 

（陈晓春教授访谈）

AD早期起病隐匿，

需关注早期蛛丝马迹

“治未病”是我国传统医者几千年来在对抗不同疾病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了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及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陈晓春教授表示，“不少人把AD称为本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对AD实现早期识别、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其中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实现AD的早期识别，对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而言都同样重要”。

AD起病隐匿，但患者在疾病初期还是会有特征性的记忆障碍表现，即常表现为语言重复、啰嗦等形式的近事遗忘以及情景记忆障碍。除记忆障碍表现外，早期AD患者还可能出现情感、精神行为异常，较典型的是对配偶、子女行为多疑，藏匿各种贵重物品；对身边事物淡漠不关心、缺乏情感；患者还可能出现复杂的工具性日常能力损害，如难以处理财务/税务问题，但患者接受AD相关量表检查时却无明显异常。以上症状也对临床中早期识别、筛查AD患者，奠定后续治疗基础有重要意义。

陈晓春教授还专门指出，应该注意区别AD早期症状与中国传统观念中老年人可能会出现的“老糊涂”，后者主要表现为健忘，但患者经提醒后能够自主回忆起来，与AD患者出现的病理状态近事遗忘有明显差异，但由于患者及家属对此认知不够充分，导致一些出现轻度认知障碍（MCI）或已为早期AD的患者无法及时就诊治疗，从而贻误关键时机。

我国AD早诊率仍不理想，

两大关键难题制约早诊开展

除疾病本身带来的困难外，AD的早诊工作在我国还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公众对AD相关认知功能损害的认识不够，第二是国内缺乏经过专业训练和具备丰富经验、能满足早诊早治需求的专业医护队伍。

陈晓春教授指出，“我国神经内科医生约有10万人，但此前有调查显示，专门从事认知障碍领域诊治的医生不超过3000人。而他们面对的是900多万名AD患者（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约3.9%），再加上约3877万的MCI患者的庞大人群。”

“僧多粥少”的局面让不少医务工作者感到忧心，他们也想尽自己最大的所能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应有诊疗，但却受制于人手不足的现状。

近年来国内相关协会和组织也在全力推动防控体系和专业门诊的建立，例如在医院开设专门的“记忆门诊”，或者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对社区基层医生进行AD相关知识普及，从而把疑似AD患者尽早向专业机构和门诊转诊，以提高AD的早诊率。

加强生物学标志物的应用，

对提升AD的诊断率具有重要意义

AD诊断目前主要还是根据临床表现做出可能的AD诊断，但是要做到确诊，还是需要生物学标志物客观的证据。陈晓春教授指出，在提高AD早诊率的道路上仍有两大“拦路虎”：“首先是由于目前仍然缺少精准诊断AD的生物学标志物，医生只能通过临床表现进行诊断，真实世界中的误诊率会达到1/3，近年来国外也有一些新型检测方法，例如脑脊液tau蛋白检测试剂、分子影像学检测等，但这些方法大多未在我国获批应用，也希望相关进程能够加速；另一大问题是我国尚未把AD纳入慢病管理体系，很多患者在被确诊后无法得到理想的持续治疗，这有待卫生、医保等部门采取行动，从而解决几千万患者的诊疗难问题”。

随着医学科学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影像技术的进步，AD诊断也摆脱了既往神经病理活检/去世后尸检的阶段，进入了分子标志物成为诊断重要依据的时代，已被提出的标志物包括Aβ40、Aβ42、tau和磷酸化tau（如p-tau181/217）等，可通过脑脊液或者PET-CT进行检测，且已有相关诊断试剂盒获美国FDA批准，但国内尚未引进；陈晓春教授还表示，国内已有部分医疗机构能开展Aβ、tau等分子标志物影像学PET-CT检查，且检验资质受到国际认可，但应用仅限于临床研究。

陈晓春教授指出，AD分子标志物诊断在国内发展迅速，但应用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如设备限制、相关检测手段在国内获批偏慢、患者及家属对有创性抽取脑脊液进行检查接受度差等，因此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也有转向，如相对无创性取外周血寻找AD分子标志物等。陈晓春教授呼吁，希望有更多的精准诊断试剂盒能够在国内上市，赋能临床诊断，让更多患者收益。

把握AD早期干预的“时间窗”，

有望将AD患者进展为痴呆延缓五年

陈晓春教授认为，“未来10-20年可能是AD治疗发展的关键期”。目前AD早期干预、精准治疗主要聚焦的，仍然是经典的Aβ和Tau两大靶点，靶向Aβ的单克隆抗体类药物是主要发展方向，但从现有临床研究来看，这类药物的应用需要精准把握时间窗。

从Aβ异常生成到临床症状出现，AD患者可能会经历20-30年的长期无症状时段，这是理论上的理想干预时间段，但目前临床中还缺少判断的客观指标，难以准确把握干预时机，只有部分家族性基因突变的患者可能可以把握该时期。而另一个理想的干预时期就是MCI/轻度AD时段，这也是抗Aβ类药物探索的主要适应证。

陈晓春教授表示，“从现有建模研究结果来看，这一时期内的有效治疗，有望将AD患者进展为痴呆延缓5年，将患者人数减少约50%，这一数据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我们一直特别期待抗Aβ治疗药物能够尽快地推向市场”。

针对tau蛋白的治疗同样是研发热点，但多数还处于早期临床研究阶段，进展较抗Aβ类药物相对缓慢，但未来或可成为抗Aβ类药物的补充，所以陈晓春教授认为，抗Aβ和Tau类药物在AD治疗领域都具有创新性，对AD的精准治疗需要“两手都要抓”。

寄语

在采访的最后，陈晓春教授对AD患者和临床工作者留下了寄语：“今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的主题是‘Know dementia， Know Alzheimer’s’，寄托着临床工作者的希望，未来通过不断努力构建快捷、良性的诊疗体系，从而使AD患者尽可能地在早期被确诊和治疗，最大程度地改善生活质量。”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高公众对AD的知晓率和AD的筛查率，最大程度发挥AD防治应有的作用。我希望中国的AD防治能够像脑血管病、癌症防治一样，由国家自上而下指引，同时有更多的临床工作者参与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为老年人创造更美好的晚年生活。”

*此文仅用于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