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踢下美元的汉密尔顿：他为何总与主流格格不入

2016年4月20日，美国财长宣布，20美元纸币的正面将印上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哈丽特·塔布曼的头像，美国的20美元纸币换头像风波算是尘埃落定。在美国政治正确的语境下，女性或少数族裔头像登上美钞大概有某种必然之势。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起初打算撤下的并非20美元纸币上的杰克逊，而是10美元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须知汉密尔顿乃美国第一任财长，是杰克·卢的老前辈，又被誉为“华尔街之父”，如果他被踢下美元，而热衷于废除银行的杰克逊反而呆在纸币上，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杰克·卢的真实想法，外人难以探知，然而，在美国的众多“国父”中，汉密尔顿长期受冷落，倒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即使到今天，汉密尔顿的某些思想，还是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这或许是现任财长希望第一任财长彻底淡出公众视野的真实原因吧。

汉密尔顿：不受欢迎的美国第一任财长

汉密尔顿参与缔造了纽约市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银行在当时的美国是新鲜事物，但汉密尔顿对此事兴趣高涨，他认为银行将有助于振兴纽约市的商业。1784年，汉密尔顿被选为纽约银行的董事，他独自为这家新机构起草了章程，而这份章程后来被许多银行作为模板，由此奠定了美国银行业最初的制度——仅此而论，汉密尔顿要被踢下美元简直是匪夷所思。

然而，在汉密尔顿的时代，许多美国人认为银行是一个黑暗、神秘的行当，平民主义者对此尤其反感。有些人谴责纽约银行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提线木偶，农村居民对此偏见尤深。包括杰斐逊在内的许多南方人看来，纽约市是一个由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的亲英派堡垒，他们称其为“汉密尔顿城邦”，将其等同于“邪恶的伦敦”。讽刺的是，杰克·卢所不想撤下的杰克逊正是一位对现代金融抱有偏见的美国人。美国资本主义的成长，远比很多人想象得艰难。

除此之外，在其它许多观点上，汉密尔顿也与当时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及一般民众不搭调。作为联邦党人的主将，汉密尔顿参与美国立宪的故事，不必在此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

汉密尔顿厌恶政治煽动家，认为他们是在利用民众的无知来鼓吹民权。他警告说：“危险的野心大多隐藏在热心于民权的虚伪外表之下，而非主张建立稳固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中。”事实上，他日后最大的政敌杰斐逊，正是最热心于民权的政客。然而，令一些美国人不安的是，汉密尔顿的主张看起来像是鼓吹君主制。在公开的会议上，汉密尔顿担心：“将权力给多数人，他们会压迫少数人；将权力给少数人，他们又会压迫多数人。”这种担忧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汉密尔顿使用了“君主”一词来比喻不受阶层冲突和地区利益影响的公正的政治仲裁者：“这个约束力量就是君主……政府里应该有一个能够抵制民众偏见的人。”更可怕的是，汉密尔顿似乎流露出了对昔日母国的热情赞美，根据麦迪逊的记录，汉密尔顿“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国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模式，怀疑比其逊色的体制是否适用于美国”。对于新近从英国独立的美国人来说，大概没有什么话语会比这种对前母国的赞美更加刺痛神经了。于是，关于汉密尔顿乃君主制拥护者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尽管事实上他只是强调稳定的政府与高效的行政权——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在一个共和国里的当世名声与历史形象。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审视汉密尔顿政治观念的试金石。面对革命恐怖的升级，汉密尔顿难掩失望。“争取自由本身是一种高尚和光荣的事业”，他指出，“当这种事业以宽容、公正和仁慈为前提时，它理应博得崇尚人性者的尊重。如果这种事业被罪恶和暴戾玷污，它将失去人们的敬意。”汉密尔顿认为革命不应该在一夜之间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推翻，也不应该否定法律、秩序和传统。这种保守主义气质与英国人接近。

不过，正如银行一样，汉密尔顿所鼓吹的不少事情，在当时的美国虽被视为异类，却成为今日美国的立国之本。这些异端事物包括工业、债券、常备军、海军以及美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存在。的确，今人或许很难想象，美国人一度并不想组建强大的军队。但汉密尔顿认为：“战争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是一门要用意志、恒心、时间和实践才能掌握并完善的学问。”这是对民兵神话的否定。针对不少人认为广阔的海洋可以隔绝来自欧洲的威胁，汉密尔顿指出：“航海技术日益成熟……使相距遥远的国家成为近邻。”而全力组建海军也是为了发展贸易。不管怎样，这些思想，在独立之初的美国，不合时宜，不受欢迎。但是，凭借与华盛顿的政治联盟，汉密尔顿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任财长，也为美国的财政体制奠定了基石。

汉密尔顿为何主张贸易保护

与政治理念同样不合时宜的是，汉密尔顿关于工业发展的思想，而且，这一点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更加突出。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汉密尔顿被视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而这个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学说格格不入。

汉密尔顿在经济学方面可谓自学成才，他受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特尔思韦特的影响极大。重商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旨在鼓励本国出口制成品而限制他国制成品进口的思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出发点就在于批判重商主义，并由此引发自由贸易学说。在汉密尔顿的时代，重商主义思想尚未过其流行期，自由市场学说也远未如今日这般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汉密尔顿接受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极为正常之事。但除了书本学习外，革命斗争的残酷现实也使汉密尔顿更倾向于拥抱重商主义。

在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缺衣少穿、缺枪少弹，这种窘境，在汉密尔顿看来，源于英国对大多数制造业进行殖民垄断，而对外国制造商的依赖会在战时掐断美国的脖子。不仅是汉密尔顿，华盛顿也曾告诫国会：“人民获得自由后，应当兴建保证其独立的必需品工厂，特别是生产军用物资的工厂。”革命时代的记忆使汉密尔顿不大可能接受自由贸易理论，因为根据亚当·斯密的这一学说，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没有必要强行发展制造业，直接从国外比如英国进口就行。但“美国在战争后期的尴尬情形，如丧失供给能力”，这让汉密尔顿感触尤其深刻。这样一来，汉密尔顿很自然会接受重商主义那一套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的理论。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表示“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并称赞旨在培育本国造船业与航运业的《航海法令》是英国最明智的法律。所以，汉密尔顿的思想，并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异端。

然而，在一个银行不被信任的新造之邦，制造业也不合一群庄园主精英和农场主的胃口。杰斐逊对于美国的设想，就是一个农业国，这也使他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对立加剧。1791年12月5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文件被视为美国国家主义的先声——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喜欢这种思想。

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力陈制造业的优越性，他写道：“由于人在制造业中进行劳动时，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才能达到完美境界，因而与劳动对象单一、操作上更简单、只是将自然和人结合起来的农业劳动相比，这种劳动在价值上也许更具有生产性；此外，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还可以使用辅助的机器设备，应用机器力开展生产。”这与杰斐逊等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农业“最有利可图”。实际上，当时的世界正站在工业革命的门槛上，但这场革命是如此沉寂，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革命会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汉密尔顿也没有那么远的远见，但他对于制造业的鼓吹，至少可以令他的国家不至于抓不住历史的机遇。然而，他的同胞们，对于在美国发展制造业是缺乏信心的。毕竟，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工业基础太薄弱，用“幼稚”一词来形容倒是恰当。美国究竟能凭借什么来与英国一较工业之短长呢？非常之人汉密尔顿想到了非常之道——事实上不过是重商主义的老智慧——贸易保护！

至此，就不难理解今日的经济学家会有多么厌恶汉密尔顿了。高关税、禁令、补贴，所有这些违背WTO精神与规则的手段，都成为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挥舞的武器。然而，汉密尔顿毫不犹豫地为这些手段辩护。当时的汉密尔顿也面临着和今天类似的指责，人们谴责他的这套做法只是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贪欲，而他也很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但同时指出：“牺牲了大众利益而使某些特定阶级受益……这种损失都是我们暂时不得已而只能接受的花费，当本国的幼稚制造业蓬勃发展起来后，我们看到的将是资源增加、工业振兴、财富增长和国家独立性增强，人们也将能购买到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些将足以弥补眼前损失而有余。”就如同毫不犹豫地称赞英国政体一样，这种坦率，大概只会更增加世人对他的恶感。

但是，今天的美国毕竟没有沦为一个靠出卖天然资源和农产品过活的国家，尽管她和她的大多数拉美邻居一样是有这种潜质的。汉密尔顿的报告没有来得及施行。然而，1816年，他的终身政敌杰斐逊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目前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是自己制造生活舒适品还是屈从于外国的意愿而忍痛割爱？因此，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就必然会赞成使我们降格以求，或依赖外国，或兽皮遮身像野兽一样穴居草窝。我不是这样的人；经验使我懂得制造业现在既是捍卫独立的需要，也是舒适生活的需要；如果那些用我的言论反驳我现在观点的人愿和我一起行动，只要有同等的国产纺织品就不买外国的，而且不计较价格差别，那么，即便是我们不能很快满足国内需求，不能从挥舞的手中夺回痛苦的武器，那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如同联邦制度、银行体系和建立常备军一样，汉密尔顿又一次赢了。

不过，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自由贸易原则是绝对的基石，汉密尔顿以及由他衍生而来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不过是注脚中的反面案例。不知杰克·卢是否因此缘故而要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汉密尔顿从美元上撤下来？毕竟，现任财长一定接受的是当代经济学的教育。

参考文献：

罗恩·彻诺：《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中译本，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崔学锋译，《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