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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影片聚焦纸媒困境:混乱年代一家小报的挣扎与自救
【编者按】:
报纸市场,其渺茫的经济前景和褪色的广告,难以与数字媒体一争高下。这不是丹麦的本土问题或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种全球趋势,甚至可以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民主特质引发民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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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喜欢痛骂他们的国家小报,Ekstra Bladet。 这张报纸因在不顾道德和追求轰动效应上走得太远一直备受指责,他们追逐丑闻,窥探各种名人隐私和展示毫无道德底线的招贴海报。
尽管如此,这张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报纸已经变成了丹麦媒体的明星。不管丹麦人承认还是不承认,Ekstra Bladet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总是演着社会监督者与普罗大众代言人的角色。
这部电影给大家讲述了混乱年代里报业的情况,里面有很多被逼无奈的案例,还有很多对于编辑标准的讨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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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室——报业的衰落》这部电影描述了旧时的报社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在爆炸性新闻、丑闻等方面做出的改变,讲述了一个或许走向灭亡的媒体时代。
导演Mikala Krogh自述与报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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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tra Bladet的宣传海报布满了大街小巷,而我也一直对新闻记者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
我出生在一个新闻世家,每天都有五份日报送到家中。我的父亲是一家社会日报的总编辑。在我童年时代,家中就用了各种办法来保留报纸。于是,我从小就认识到,只要搬家,首当其冲的便是报纸。而由于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空间来放报纸,父亲不得不放弃。那一刻,我看见了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上的疼痛。
于是,我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描述新闻记者与报业。我希望提供一个或好或坏的视角,让大家了解这个相对封闭的世界,让丹麦人对新闻业多一点了解。
2011年,报纸销量下降,报业面临越来越多批评声的时候,我决定拍摄这部电影。
我选择Ekstra Bladet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个报社诞生了很多有名的新闻记者;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十分低调,不会谈论关于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展很多有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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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可以带着我的摄像机走进这家报社。很巧的是,我在报社的那段时间,恰好是被称之为“报业史上最混乱”的一段时间。于是,我见证了大多数的精彩故事、重大裁员,以及编辑们的挣扎与探索。
我希望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它能够在人人都谈论新媒体的时刻,给大众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去了解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以及工作方法。这也给我们机会来思考,如果读者们不再为新闻付费,这会对民主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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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Mikala Krogh的父亲是总编辑,从小就耳濡目染。但是,她选了一条和父亲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2001年,毕业于丹麦国家电影学院,并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她导演了很多电影作品,体现了她对当下一些困境的探索,以及探索真实生活的背后精彩故事的能力。不管是My Grandfather’s Murderer (2004), Cities on Speed: Cairo Garbage (2009) ,还是她的最新电影 A Normal Life (2012),都充满了她的个人创作特色。
制片人Sigrid Dyekjær:有着20多年纪录片的制作经验。毫无疑问,Sigrid Dyekjær是丹麦最富经验的制片人之一。她和包括Mikala Krogh在内的其他人,一起拥有丹麦纪录片这家电影公司。她制作过的电影有:Svend (2011), Ai Weiwei – The Fake Case (2013), Free The Mind (2012), A Normal Life (2012), Love Addict (2011), The Good Life (2010), The Monastery (2006) and My Grandfather’s Murderer (2004)。
关于这部电影的几个背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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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l Madsen经常参加公共辩论,目前是TV2辩论节目Presselogen的常客。他也经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中,尤其是推特,这一点在电影中也可看出。
Ekstra Bladet一开始作为Politiken’s Ekstra Blad名下的Politikan的补充,于1904年发行了第一份刊物,只有一小张。第二年,从Politiken中独立出来。20世纪60年代,其总编辑Victor Andreasen见证了报业革命,这也为随后的编辑标准奠定了基础。
浮躁的读者与发行的数量近来成为最常被辩论的话题。数字媒体的传播速度再次印证了丹麦以及世界各地在这一领域的变化趋势:日报正在日趋衰弱,Ekstra Bladet的读者也在大幅减少。在其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有250,000的日发行量,而现在只有50,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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