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举办第一期“当代世界左翼政治”工作坊

2021年9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协办的“当代世界左翼政治”工作坊第一期，暨第二届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青年论坛在明德国际楼813室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马克思以来世界左翼政治的系谱”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埃塞克斯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0多位青年学者。

会议第一阶段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国际共运史学会领导致辞，特邀专家做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蒲国良教授对工作坊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与会的各位青年翘楚及线上线下同仁的支持表达了由衷感谢，同时，希望工作坊能继续举办下去，成为一个高端、大气、有亲和力、有凝聚力的学术平台。北京国际共运史学会学长、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郭春生教授对各位青年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各位学人用学理、逻辑来论证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特邀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光明教授以“百年回望话‘分野’—从历史中看革命与改良”为题向与会代表作主题报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一是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的写作缘起；二是论及该书的写作方法，即该书引入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将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野放在历史转化为世界史背景下探究导致两者分野的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状况、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差异；三是从自身学术背景谈及学科的发展，对学科未来走向和青年学人寄予了殷切希望。随后，会议正式进入青年论坛环节，共分为五个分论坛。

第一个分论坛主题为“左翼思想的比较对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阎超凡博士以“埃内斯特·曼德尔与历史唯物主义”为题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一是曼德尔与僵化唯物主义的斗争。针对第二国际流行的僵化的进化论，曼德尔不仅肯定了人的精神力量，也对苏联盛行的人类发展五阶段论展开批判，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概念，并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正定义；二是曼德尔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曼德尔认为苏联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多数来自对《资本论》的缩写，马克思的原话往往被当成了形而上的一种永恒真理，而不是一种不断变化中的、需要依据历史的现实与具体情况不断作出考察的研究。基于此，他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则力图恢复这种从历史的具体现实情况出发去研究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三是曼德尔论官僚主义的历史、现状与消亡。曼德尔指出官僚主义不是永恒的历史现象，而是从阶级社会产生直到阶级社会彻底消亡，都会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乔镜蜚博士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社会革命观念比较——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与社会革命”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他首先介绍了巴枯宁的《德意志皮鞭帝国和社会革命》在全球的编纂和翻译情况，认为中英文学界都未能很好呈现巴枯宁思想的本貌；其次，介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言及“社会革命”思想时具有不同侧重：马克思旨在强调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经济基础变革的不可分割性，而巴枯宁则强调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革命。再次，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与巴枯宁在论及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候的视点及思维方法差异：一是马克思将普法战争视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危机，巴枯宁则将其视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二是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运动的绝对的主体地位，而巴枯宁则将农民革命视为革命成功的不可或缺之物；三是马克思将巴黎公社视为帝国政体的完全对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应有形式；巴枯宁则认为，巴黎公社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形式。最后，马克思和巴枯宁之争，归根结底是产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手工业无产阶级意识之间的对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嘉鸿老师对两位学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她认为阎超凡博士对曼德尔的研究给我们以启发，即让我们思考与罗莎·卢森堡等共同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与他们选择激进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关系与共性。乔镜蜚通过巴黎公社呈现了马克思与巴枯宁两种思想体系，为我们更好地探究巴黎公社性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二个分论坛的主题为“殖民主义与政治激进”。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26年起义中的共产国际因素——基于共产国际档案的重新解读”为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一是简单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概况：印尼是个多元社会，历史上不存在民族统一，存在着三股抗荷势力，社团多为社会文化组织而非政党，处于萌芽阶段的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只对一小部分精英群体具有吸引力，泛伊斯兰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等；二是回顾了二战前印尼共运的基本情况。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4年成立，在1920年更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并于1921年加入共产国际，1924年再次更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期间与伊斯兰联盟实践了的“集团内括”的策略（BLOC-WITHIN），且被马林带入共产国际，该策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推广，而后也被运用到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实践中；三是考察了印尼共1926年的起义、共产国际、斯大林-托洛茨基论战等事件和中国革命在时间线上的对应关系；最后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共产国际对印尼情况知之甚少，无法对印尼革命进行透彻分析，代表们对印尼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对当地革命形势产生实质的影响。第二，尽管共产国际的讨论脱离了印尼实际，代表们对印尼革命的关切却与当时国际共运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第三，与莫斯科保持紧密联系的印尼共成员坚决反对与当地民族主义者合作，这与共产国际1928年后对社会民主党等温和左翼的抨击是一致的。

埃塞克斯大学历史系杨阳博士以“1970年代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新左翼运动”为题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一是对香港“新左翼（New Left）”进行了界定，香港的新左翼是指受1968年国际左翼运动影响，而非传统意义上苏东共产主义影响的1970年代的香港左派；二是考察了促发香港新左派运动诞生的因素，如1967年暴动后的政治环境、战后一代的意识萌芽、20世纪60年代国际新左翼思潮的影响和1971年保钓运动等；三是分析了香港新左翼运动的影响以及港英政府的应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张跃然博士对两位学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两位学者都体现出了国际共运史研究中的国际维度，挑战了“中心影响边缘”的传统观念，呈现出边缘反向影响中心的研究思路。

第三个分论坛主题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俞凤助理研究员以“新政时期美国工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以1934-1938年间美国独立工人党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她首先介绍了1934-1938年间美国工人发起的一场自下而上的建立独立工人党运动的背景，认为1934年的罢工浪潮及其所遭到的镇压直接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其次，详细介绍了美国独立工人党运动曲折的发展历程，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遭到劳联及相对更加激进的产联领导层的阻挠，且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考量。最后，分析了美国独立工人党运动的失败及其根源，认为工人在大萧条中所遭受的不同程度的损失造成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以及不同的政治选择，同时，资产阶级所实施的温和策略也分化了工人，导致他们在争取独立运动时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方式。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张跃然博士以“当代美国左翼对二十世纪世界共运史的叙述及其对实践的影响”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首先回顾了美国左翼的复兴历程，认为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2003-2004年小布什政府的反战运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尤其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出现的桑德斯现象都促进了美国左翼思潮的复兴。这种复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左翼组织及其成员的剧增，二是在国会选举和市政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增加。其次，分析了当代美国左翼理解20世纪国际共运史的方式及呈现出的两种倾向，一是拒斥暴力的选举道路，通过选举合法掌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条件，二是回避暴力的革命道路，俄国革命对代表美国左翼仍具有启发意义。张跃然博士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回避了暴力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最后，他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的左翼困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婷对两位学人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她认为两者一个通过以小见大的视角考察特定时期美国独立工人党运动，一个通过亲身观察分享了当代左翼对20世纪国际共运的叙述，对于我们理解美国左翼非常具有价值和意义。

第四个分论坛主题为“当代左翼政治前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赵婷副教授以“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态势研究”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她着重介绍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叠加的背景下，欧洲左翼运动的发展趋势、自身建设、党际联合和理论创新的情况。第一，在发展趋势方面，尽管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受到上世纪苏东剧变的影响，但新世纪以来整体发展态势还是趋于向上的，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民众支持率都得到提升。第二，在自身建设方面，在共产党执政国家，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国通过召开党代会，出台文件，重点加强反腐败、廉政、党的集中统一方面的建设。在非共产党执政国家，当地的共产党积极参加选举，扩大自身影响力，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创新宣传方式，简化入党程序。第三，在党际联合方面，国外共产党更多采用左翼联盟的形式来进行合作。比如日本共产党推行的“共斗路线”，以及欧洲地区的共产党会议等。第四，在理论创新方面，一反曾经的去列宁化、去斯大林化倾向，更加注重挖掘列宁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指导意义，重新促进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另外，欧洲左翼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也有所改善，对中国共产党、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也渐趋正向。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韵曦副教授以“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动向和现实困境”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指出，21世纪以来，欧洲社民党的选举表现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他从政治理念、政党竞争、国家治理三个层面介绍了欧洲社民党当前困境的结构性原因。第一，理论创新不足。“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道路”逐渐冷却，战后转型也弱化了自身的身份特征，缺乏足够的经济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逆全球化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第二，政党竞争激烈。近10年来，政党格局日趋碎片化，不同政党重组分化速度加快，一批以新选举议题、新形态和新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政党获得了较大发展空间。第三，国家治理悖论。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造成资本逃逸；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财政压力巨大，无法有效维持福利制度。此外，吴老师认为近期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表现出的逆转趋势，并不意味着它解决了上述问题，欧洲社民党整体上还是处于低迷状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老师对两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对左翼运动的研究，既要关注短时段的突发性现象或黑天鹅事件，更要注重长时段下的世界历史背景。当今世界，左翼和右翼都表现出复苏态势，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则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对抗、后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对抗。关注长时段历史，引入宏大叙事，能让我们对具体现象的思考更加具有启发性。

第五个分论坛主题为“左翼文献的历史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嘉鸿讲师以“重析《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她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切入，论述了卢卡奇对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改造，造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卢森堡二人认知的视差之见。第一，卢卡奇试图回答列宁的政治成就在哲学上是如何可能的，为此他将列宁塑造为唯意志论者，将其思想与实践进行哲学化，反而忽视了被抽象为概念的实践与政治实践本身的巨大差别。第二，卢卡奇试图运用唯心的辩证法来驳斥经济宿命论，利用总体论将经济因素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剔除，陷入了观念论的窠臼，进而不恰当地造成了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学术史影响。第三，卢卡奇虽然认可卢森堡对辩证法的理解，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有很大区别：卢森堡认为革命的阶级意识来自于自发的群众本身，而卢卡奇则认为阶级意识完全来自外在的灌输。卢卡奇将作为主客体统一基础的阶级置换为阶级意识，将阶级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进而用总体论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丁新宇博士以“中译者未保留列宁的借代手法导致误译помещик一词——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为例”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从问题缘起、概念阐释、假设求证三个方面解答了他认为помещик一词误译的原因。第一，他指出《列宁全集》中文版中“农奴主—地主”这一语词有违列宁一贯将分隔符前后连接的两个词作同义反复相互佐证的写作风格，若将“农奴主”和“地主”当作同义表述，则违背了两个词的本意，因为与“农奴主”相对应的应该是“领主”。第二，他认为中译者之所以用“地主”而非“领主”，是采用了借代的手法，以缓解中俄两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理解差异。中国语境中的“地主”一词有助于我们理解列宁想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接近“领主”在俄国语境中的历史涵义。第三，他给出了另一种翻译方案，建议将“помещик”直接翻译为“领主”，同时给出注释，指明此处使用了借代手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乔镜蜚博士对两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虽然两位老师的发言题目存在差异，但具有一个共性，即都聚焦于历史问题的理解错位。卢卡奇对列宁和卢森堡思想的改造和概念的偷换，既是他有意而为之，也是他自身对列宁、卢森堡的理解错位。并且这种错位不仅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二者的认知， 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加剧了历史研究的哲学化抽象化问题。翻译同样会产生理解错位问题。对某个概念的翻译选择，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认知，进而影响这一引入概念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非常依赖翻译工作者的水平和能力，这也是以后我们大家需要继续加强的一点。

会议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郑云天老师作总结发言。他对学院领导、学界前辈、与会学者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向大家承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断扩大规模、拓展形式，争取将工作坊与青年论坛越办越好。此次工作坊和论坛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吸引了近百名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取得了一定的影响。青年论坛还吸纳了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青年学者与会，较好实现了开拓研究议题、拓宽学科视野、拓展研究思路的目的；有力昭示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本专业的重要地位；同时，为今后深入开展科社与国际共运研究聚集了人气、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