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伊拉克革命为何令北京50万人声援

195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熟悉的年份，“大跃进”的开展和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都发生在这一年。在中东，1958年也是极为重要的年份。是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合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成立。对此，同为哈希姆家族的约旦王国和伊拉克王国组成阿拉伯联邦，以示对立。“封建的”、“反动的”哈希姆王朝和革命、激进的纳赛尔的对立情绪达到顶点。

进入春季，亲西方的夏蒙试图连任总统的企图遭到国内强烈抵制，黎巴嫩陷入武装冲突。美国指责阿联煽动黎巴嫩乱局，稍有改善迹象的美阿关系进一步恶化。此时，约旦均势再次不稳。

为了保护约旦王国的安全，伊拉克政府命令部队开赴约旦。7月14日，原本计划开赴约旦的伊拉克军队在途经首都巴格达时突发政变，国王费萨尔二世、王叔摄政阿卜杜勒·伊拉和阿拉伯联邦（伊拉克和约旦成立的联邦）首相努里·赛义德皆遭横死。作为最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突然覆灭对于英、美和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来说不啻于一记惊雷。出于对亲西方政权的维持，美英分别对黎巴嫩和约旦进行军事干预。

相反，革命所表现的民族主义色彩却令阿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兴奋无比。做为东方阵营的中国，自然予以积极响应。7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消息是：“六亿人民同中东人民站在一起”，副标题为“首都五十万人大示威高呼‘美军滚出黎巴嫩’”。

据报道，17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50万人参加的“北京各界人民抗议美国武装侵略黎巴嫩，支持伊拉克共和国，支持黎巴嫩民族独立运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在会上讲话时表示：“伊拉克人民的胜利……是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个伟大的胜利。这是对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殖民统治的一个沉重打击。”

为何伊拉克的政权更迭能引起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响？除了当时亲密的中苏关系以及国内的政治氛围外，伊拉克本身的政局走向也确实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

今天的伊拉克国家大体上是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巴格达省、巴士拉省和摩苏尔省拼凑而成。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对英法俄的战争。把持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引发一部分地方势力的不满。英国为了瓦解奥斯曼帝国、经营自己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联络阿拉伯地方势力对抗奥斯曼中央。执掌圣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凭借强大的宗教权威成为英国的重要扶持对象。

英国曾示意帮助谢里夫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建立阿拉伯王国。但在1916年，英法情报官员塞克斯和皮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史称《塞克斯－皮克协定》。根据《协定》，今天的巴勒斯坦、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归于英国，而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归于法国。沙俄政府也参与了战后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设计。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府将相关文件公之于众，舆论大哗。不过，英法对帝国境内阿拉伯地区的控制已成事实，成为该地区政治格局最为直接的塑造者。

尽管谢里夫被英国愚弄，但其家族还是继续与英国人合作。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谢里夫之子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1932年，伊拉克正式独立，但英国仍保持对伊拉克的种种特权，特别是驻军和干预外交。当然，伊拉克国内仇英情绪严重，一部分政治力量也试图反抗英国。纳粹德国的兴起为抗英派提供了有力支持。30年代到40年代初，伊拉克政坛上出现了亲英派和亲德派的斗争。这种斗争的顶点莫过于1941年英伊战争的爆发。1941年，伊拉克亲德政府建立，但英军立即出兵予以颠覆，重新确立了英国对伊拉克的主导权。

战后，伊拉克继续沿着亲西方的外交路线。虽然伊拉克坚持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也会因为科威特主权问题及对沙特关系令英美烦恼，但就总体而言，伊拉克已经成为最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这主要体现在巴格达条约组织。

1955 年，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英国组建集体安全性质的军事集团，以对抗苏联。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加入，但实际上予以大力支持，甚至被人攻击为暗中操纵，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条约癖”（pactomania,指热衷于在各地区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组建军事集团）的一大体现。巴格达条约组织被埃及总统纳赛尔视为对埃及的威胁，在阿拉伯世界也普遍为人反感。为此，沙特和约旦这两个亲西方国家也不想冒着舆论压力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拉克是该组织唯一的阿拉伯国家。

1955年后，埃及日渐亲苏，被一部分人视为苏联在中东的代理人。中东政治格局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两极对立倾向，背靠苏联的埃及和叙利亚为一方，依托英美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为一方。如此，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自然被东方阵营视为帝国主义代理人。195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报道题为《伊拉克群众示威游行 庆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 并要求政府推出巴格达条约》。通过群众之喜恶，足以说明东方阵营的态度。

革命政权的内部斗争与何去何从

政变军人成立了革命政府，卡塞姆为总理，阿里夫为副总理。伊拉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会如何呢？

尽管革命让东方阵营亢奋，让西方恐慌，但伊拉克新政府起初对美国还是采取了友善的姿态。革命第二天，卡塞姆就亲赴美国大使馆表达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的愿望。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也采取务实态度，于8月承认伊拉克共和国。当然，伊拉克新政府也没有辜负东方阵营的期待。7月18日，伊拉克宣布恢复1955年中断的伊苏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此时伊拉克的走向尚不明朗。7月末，美国主要认为政变军人是亲纳赛尔分子。但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设计司(planning board)提出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美国承认伊拉克共和国，不但会削弱美国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印象，也会“强化阿拉伯民族主义第二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降低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心愿。

8月12日，国务院提出的评估报告认为，伊拉克可能也不甘心被阿联主导，进而可能会与纳赛尔发生冲突。不出所料，革命阵营的内部斗争随即凸显。22日，国务卿杜勒斯收到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副总理阿里夫公开呼吁和阿联全面合并，之前警惕阿联的复兴党现在也支持统一。这为伊拉克共产党及其盟友所反对，因为纳赛尔不久前对叙利亚共产党采取了严厉压制。据说卡塞姆现在利用共产党及左翼力量抗衡阿里夫。不久，阿里夫就被改任为驻西德大使，势同流放。11月初，阿里夫回国遭到逮捕。

卡塞姆对阿里夫的打压被美国视为对纳赛尔权威的挑战。起初，美国人对于伊拉克的内斗或许带有些幸灾乐祸的心理。但正所谓两害相较取其轻，对于美国来说，被共产党接管的伊拉克自然要比并入阿联的伊拉克更为可怕。

11月25日，国务院官员在给杜勒斯的备忘录中指出，尽管卡塞姆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不成熟，以为可以利用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抗亲纳赛尔分子。如果卡塞姆继续如此，共产党的渗透就可能超出控制。目前伊拉克的局势还不明朗，如果卡塞姆战胜反对派，就更不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但即便卡塞姆政权倒台，新上台的力量也可能再次因为是否与阿联统一而发生内讧。这份备忘录一方面折射出美国对伊拉克被共产党接管的担忧，也体现出伊拉克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不但亲苏而且亲共的阿拉伯国家

11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卡塞姆总理坚定指出：不许任何人干涉伊拉克事务, 伊拉克人民支持政府逮捕阿里夫。”虽然美国人把卡塞姆对阿里夫的打压视作对纳赛尔权威的挑战，但中国对卡塞姆的支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对纳赛尔政策的转向。毕竟纳赛尔此时还是以一个反帝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报道中。但到了1959年1月，纳赛尔的形象却因为压制共产党而出现一定变化。不久，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就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问题发生了公开争吵。

这反映出20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亲苏未必亲共。但卡塞姆的政策却是即亲苏又亲共。

1959年2月，伊拉克内阁更迭，许多民族主义者被亲共人士所代替。这令美国极为警惕，甚至有人怀疑卡塞姆是共产党。尽管美国人不太相信卡塞姆是共产党，但认为共产党接管伊拉克的危险是存在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表示：“现在世界有三个炸点，柬埔寨、老挝和伊拉克。”

3月，亲纳赛尔分子在伊拉克摩苏尔起事，据说还有美国中情局的支持。政府在伊共的支持下予以严厉镇压。至此，伊拉克不但成了中东地区最为亲苏的国家，也是最为亲共的国家。此时的纳赛尔非常警惕苏联和共产党对自己地区权威的挑战，对内压制共产党，对外与苏联互相指责。虽然此时的中苏关系已有恶化迹象，但中国和阿联的关系也同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走入低谷。相反，纳赛尔和美国的关系则进入到短暂的友好期。

但卡塞姆毕竟不是共产党，不久后也对伊拉克共产党采取了压制。同时，伊拉克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也一直得以保持，与阿联的关系也略有改善。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最后两年（1959-1960年），大家也算相安无事。

但伊美关系在肯尼迪任期第一年便出现了严重恶化。1959年10月，卡塞姆遇刺受伤。恐怕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其中一个叫萨达姆的杀手日后会成为执政30多年的伊拉克总统。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被卡塞姆推翻的哈希姆王朝，还是试图推翻卡塞姆的萨达姆，他们和卡塞姆都一个共同点，即科威特应该属于伊拉克的一部分。

1961年，科威特脱离英国，宣告独立。伊拉克则宣称拥有对科威特的主权，与英美关系迅速紧张。1962年，美国承认科威特。作为回应，伊拉克把对美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两国关系跌入谷底。

随着美伊关系的恶化，以及对卡塞姆政权脆弱性的认识，肯尼迪政府一部分决策者认为应该改变对伊拉克的“坐视正常”(wait and see)，并为伊拉克可能出现的政权更迭做准备，甚至暗示中情局应该介入其中。1963年2月，复兴党联合部分军人发动政变，强攻国防部，杀死居住其中的卡塞姆，随后对伊拉克共产党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根据时人的回忆，很多学者倾向认为美国中情局参与了这次政权更迭。无论是否如此，政变后的美伊关系确实得到一定改善。

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激进派达到顶峰，但也是走向低潮的开始。伊拉克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令西方一度惊慌失措，令东方为之兴奋。但这种情绪冷却后却是西方阵营的安定。相反，标榜革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陷入分裂，“阿拉伯冷战”从激进和保守的对抗蔓延到激进派的内部竞争。同时，纳赛尔与苏联的矛盾充分得以暴露出来，反映出之前两国亲密关系的权宜性和脆弱性。

当然，纳赛尔与美国展开的合作同样是脆弱的，和苏联的共同利益也并未消失，只是蛰伏。所以到了肯尼迪遇刺前后，开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三角关系又开始回到1958年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