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皇帝对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诫谕监督

宋元明清时期皇帝对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诫谕监督 原创 裴会涛 人民法治

监察官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宋仁宗朝大臣胡宿称“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广聪明，下防威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七月己巳）监察机构是皇帝的耳目之司，是防臣下擅威作福的制度设计。在帝制时代，皇帝是监察机构的主人，皇权是凌驾于监察权之上的最高权力。监察机构是皇帝的“耳目之司”，职司宪纲风纪。是维护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最高统治权的最有力工具。监察官是保证皇帝不被闭塞信息，防止臣下擅作威福，能够广视听，明辨闻见，知晓天下功罪利害的载体。自秦以来，历代王朝均重视发挥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作用，也注重通过诫谕的方式对其监督。

王言为命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宋大诏令集》卷7《帝统七·内禅·宣和传位诏》）。理论上讲皇帝可以事无不统，但这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也不符合士大夫心目中皇帝理想状态。例如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司马光上言：人君之职，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赏，二也；审罪而刑罚，三也；材有短长，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赏有厚薄；罪有小大，故罚有轻重；此三者，人君所当用心，其余皆不足言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9，嘉祐八年八月辛巳）按照司马温公所言，皇帝对监察官的监督和管理，包括三个层面，即对监察官因才选任、量功封赏和据罪惩罚。

帝制时代，皇帝的言行举止具有神圣性，其言辞也具有拘束力。如周成王“桐叶封弟”之故事，童稚戏言成真。南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中记载，其表伯父袁应中，博学有时名，“鸢肩，上短下陋，又广颡尖颔，面多黑子，望之如洒墨，声嗄而吴音。”经荐举，觐见宋哲宗，连称大陋，袁应中错愕，不得陈述而退，缙绅目为“奉敕陋”。皇帝一个随口的言辞，就被称为“奉敕”，帝制时代，皇帝言语的神圣性可见一斑，这也是帝制时代所谓皇帝“口含天宪”之意。

历代皇帝都以一定的王言形式，主要是通过言辞、诏敕文书，在日常政务处理、监察机构设置、监察官选择任命，以及奖赏和处罚中，予以箴诫、诏谕、惩劝。

设定或调整监察机构之际诫谕

宋代中央监察机构在设置上大体沿袭了唐制，也有一些变化，在机构和监察官变化的时候，皇帝诏书中往往借机诏谕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宋太宗曾针对补缺拾遗“但务因循，止思慎默，忠言谠议，寂寞无闻”的现象，改回旧名司谏、正言，要求更名的司谏、正言之官要“明立制之文，励匪躬之节”做到“朝廷之得失须论，刑政之烦科必举。”（《宋大诏令集》卷160，《政事十三·官制一·改遗补官名诏》）

元朝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秋七月癸丑，立御史台，以右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元世祖诏谕之曰：“台官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他人，朕当尔主。”仍以诏谕天下。到了十一月癸酉，御史台臣言：“立台数月，发擿甚多，追理侵欺粮粟近二十万石，钱物称是。”元世祖下诏“褒谕”。（《元史》卷6《世祖三》）

明朝建立前一年，吴元年（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冬十月壬子，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察院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历，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谕之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明史》卷73《职官二·都察院》）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应称吴王，按通常称太祖）诏谕中枢三大机构，突出强调“台察之任尤清要”，明确其履职的要求。洪武十三年，废御史台。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丙子更置都察院。并于当月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都察院甫一设置，就委以重任，审录囚徒。太祖诫谕“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务以公破私”、录囚之际对案牍要“详审再三”。（《明太祖治国圣训》）

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又称崇德元年。崇德元年五月丁巳，设都察院。《清史稿·职官》称，清太宗谕御史台曰：“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者，许直言无隐。”此事，《清史稿·太宗本纪》记之更详细，太宗谕曰：“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审谳淹迟，尔其察奏。”明确了都察院监察对象，既上至皇帝本人，下括诸贝勒、六部。并且指出“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讐劾人，例当加罪。馀所言是，即行；所言非，不问。”以历史诫谕都察院及监察官。

任命监察官之际诫谕

监察官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常被皇帝派遣外地处理突发重大事项。作为使臣奉旨出使地方，肩负皇帝命令，地方官员非常畏惧，盼其上天言好事，其有请托事项，基本上不敢违忤。这是唐、五代官场之大弊病，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癸亥，下诏：“奉使出疆。宣扬王命。如容私谒。是紊公朝。宜令中书门下宣示文武百僚。今后奉命诸道。不得妄有请托。如违。重寘其罪。”（《宋大诏令集》卷190《政事四十三·诫饬一·诫饬百僚奉命诸道不得妄有请托诏》）这种针对所有出使官员的诫谕，也适用于奉命出使外地的监察官。请托事项往往伴随着行贿送礼，败坏官箴。如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闰三月二十五日，中书省言：“臣僚言：近岁士大夫奔竞成俗，馈献苞苴之风盛行於时，不可不禁。诏令立法。今拟诸命官以金缯、珠玉、器用、什物、果实、醯醢之类送遗按察官及权贵，若受之者，并坐赃论。”（《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90）观察中书省上言可知，当时按察官收受馈遗比较普遍。

明朝都察院是官员考察的重要参与机构，明孝宗弘治八年夏四月壬戌，因考察官员，谕吏部、都察院，“人材进退，考察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明史·孝宗本纪》）崇祯朝“台省科道皆属钦定”，思有作为。崇祯十五年八月，刘宗周被擢为左都御史，入见文华殿。崇祯帝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刘宗周对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诸中者，上可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崇祯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

清朝建国初，循明旧，御史出为巡按。皇帝会在太和殿接见并诫谕。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亲政，“特敕诫谕，并命都察院察访举劾。御太和殿，召新命诸巡按入见，赐坐宣谕。”（《清史稿·成性传》）

专门诫谕监察官

宋元明清时期，皇帝常常依据当时政治情势，专门诫谕监察官，如，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正月辛酉，颁布“诫饬倾危诏”：“朕闻自古为治。靡不以苛察为戒。而近岁风俗。争事倾危。狱讯滋多。上下暌急。伤累和气。朕甚悼焉。自今台谏官、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更不许风闻弹奏。违者坐之。”（《宋大诏令集》卷193《政事四十六·诫饬四·诫饬倾危诏》）明确要求监察官员以“苛察”为戒，下诏立法，要求作为监察官的台谏官们，“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更不许风闻弹奏。”也有因为监察官谏言专门下诏，如：北宋著名将领郭逵，在宋英宗治平二年，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旋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郭逵屡立军功，“骤跻政地，议者不厌，谏官、御史交论之”，英宗不听。神宗即位，准备任命为枢密使。《宋大诏令集》载，台谏官争言郭逵不宜在执政之地。宋英宗“赐台谏官诏”：“夫言而不阔于事情。体诸朝廷之宜而易行。朕何惮而不从。毋为徒纷纷也。其审朕言毋忽。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十七·诫饬五·赐台谏官诏》）

元朝皇帝继位多传奇，兄终弟及、叔侄继授、外藩入继等，各代罕见的皇帝继位现象，都集中发生在不到百年间。天历二年（1329），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四月癸巳，当时文宗已经改为太子，燕铁木儿见元明宗于行在，上奏：“陛下君临万方，国家大事所系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而已，宜择人居之。”可知在权臣心目中御史台的地位之崇高。明宗然其言，以武宗旧人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前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儿知枢密院事，常侍孛罗为御史大夫。甲午日，明宗宴诸王、大臣于行殿，燕铁木儿、哈八儿秃、伯帖木儿、孛罗等侍。明宗特命台臣孛罗曰：“太祖皇帝尝训敕臣下云：‘美色、名马，人皆悦之，然方寸一有系累，即能坏名败德。’卿等居风纪之司，亦尝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台，首命塔察儿、奔帖杰儿二人协司其政。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凡诸王、百司，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其势然也。朕有阙失，卿亦以闻，朕不尔责也。”（《元史》卷31《明宗》）元明宗回顾了元世祖立御史台之初衷，元世祖对监察官的诫谕，并作出申明。元明宗将国家比喻为人体，御史台比喻为医治诸王、百司的医生，允许匡正皇帝本人，又将纲纪比喻为砍削的利斧，其对先祖重台纲之成宪娴熟于心，孜孜救弊求治之心可知。在位184天，未计施设，甚为可惜。

皇帝即位，往往会对一些积弊进行振作，监察机构及监察官是振衰起敝的重要实施者。明朝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纠正实际运行中的弊端。

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履职，自来容许“风闻言事”。清朝康熙皇帝对监察官“风闻言事”这一履职方式有独到认识。康熙十一年。圣祖召讲官等至懋勤殿谕曰：“汉官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侵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康熙政要》）

诫谕群臣之际诫谕监察官

为了整饬吏治，宋元明清各朝皇帝常下诏诫谕群臣、如北宋真宗“诫饬中外官诏”（咸平六年六月己未、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己卯），诫谕群臣，当然包括监察官。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二月己酉下诏诫谕群臣：“自今文武群臣。中外有位。宜坚操业。自取功名。苟习前非。必加厚谴。仍令御史台常切纠察以闻。傥或依违。亦当黜责。诞告百辟。知予意焉。”（《宋大诏令集》卷190《政事四十三·诫饬一·诫谕群臣诏》）诫谕的对象是“文武群臣，中外有位”。需要注意的是，监察官既是诫谕对象，也是诫谕落实的监督者，“仍令御史台常切纠察以闻”。因为监察官职司风宪，皇帝诫谕百官，由监察官负责落实，事实上增加了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职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履职的方式有纠察、觉察、弹劾以闻等。

明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是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明太祖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明史》卷2《太祖二》）谕百官以与民休息和约己以廉。

结语

宋元明清时期，皇帝通过诏谕的形式对“耳目之司”及“风宪官”进行箴诫，以监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据笔者对《宋大诏令集》之《政事·诫饬》部分的梳理，宋代皇帝诏谕官员措辞有“诫饬”“诫约”“令”“诫词”“诫励”“诫告”“厉”“尽行改正”“申诫”“申饬”“申谕”“训饬”“禁”“禁令”“禁止”“禁约”等。元明清三代，在诫饬语言表达形式上没有如此之多，但其实质一样。皇帝诏谕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可以分为设定监察机构、监察官职，任命监察官、日常诏谕和诏谕群臣之际诫谕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等。监察机构及监察官负有神圣使命，但是监察机构也是整个官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监察官也具有普通官员、普通人的通常属性，也必须受到监督。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

原标题：《宋元明清时期皇帝对监察机构及监察官的诫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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