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冯·拉罗什的伦敦游记：18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管窥

索菲·冯·拉罗什（Marie Sophie von La Roche）是18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1730年12月6日，拉罗什出生于现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考夫博伊伦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乔治·弗里德里希·古特曼（Georg Friedrich Gutermann）是当地一位颇有声誉的外科医生，早年求学荷兰，师从著名医学家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母亲雷吉娜的生平不详。拉罗什在奥格斯堡度过童年时光，作为家中长女，她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学习了法语、舞蹈、绘画、文学和家务。据她回忆，她三岁开始阅读，五岁便能熟读《圣经》并理解虔信派的教义，十二岁时被父亲称为自己的“图书管理员”。

1748年，17岁的拉罗什与奥格斯堡采邑主教（prince bishop）的私人医生、意大利人吉安·洛多维科·比安科尼（Gian Lodovico Bianconi）订婚。比安科尼较拉罗什年长14岁，他对未婚妻的期待远不止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在他的指导下，拉罗什学习了算数、意大利语和音乐，这些经历影响了拉罗什对妻子角色的认识。但就在这一年，拉罗什的母亲病逝，比安科尼因坚持采用天主教的方式育儿，激怒了拉罗什笃信新教的父亲。在父亲的命令下，拉罗什取消了与比安科尼的婚约，回到了故乡比伯拉赫。

1750年8月，拉罗什在比伯拉赫见到了远房堂弟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两个年轻人志趣相投，很快坠入爱河。频繁的书信往来培养了二人对文学的热情。他们阅读弗里德里希·冯·哈格多恩（Friedrich von Hagedorn）的诗歌，谈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道德哲学，赞美爱情、责任、美德和真挚的情感。1752年末，维兰德前往图宾根和苏黎世学习法律和文学。相隔两地、聚少离多考验着他们的爱情。维兰德的母亲（亦是拉罗什的姑妈）因不满未来的儿媳妇热衷跳舞、看戏、打猎和社交，对二人百般阻挠，最终拆散了这对年轻人。尽管未能步入婚姻，拉罗什和维兰德成为了终身的挚友。在拉罗什的支持下，维兰德献身文学，成为德国启蒙时代的伟大诗人。

1753年底，拉罗什嫁给了乔治·冯·拉罗什（Georg Michael Frank von La Roche）。乔治五岁时来到弗里德里希·冯·施塔迪翁—沃特豪森伯爵（Friedrich von Stadion-Warthausen）的府上，由伯爵抚养长大并成为了他的私人秘书和财产管理人。拉罗什夫妇最初定居美因茨，1762至1768年间住在伯爵的沃特豪森堡中，那里规模巨大的图书馆为拉罗什的学习和写作提供了条件。1770年，拉罗什随丈夫搬到伯爵的本尼希海姆庄园，她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说《冯·斯特恩海姆小姐的生平》（Geschichte des Fräuleins von Sternheim），并在1771年由维兰德署名出版。这部书信体小说一经出版便风靡欧洲，成为德国女性文学的奠基之作。

拉罗什肖像画

1772年，拉罗什因丈夫担任特里尔选侯国的枢密院议员而迁居科布伦茨。她在自家举办文学沙龙，一时间，科布伦茨名流云集，文学家歌德、教育改革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作家威廉·海涅（Wilhelm Heinse）、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瑞士诗人约翰·帕斯卡·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是沙龙的常客。1780年，拉罗什的丈夫因批评教会而被萨克森选帝侯解职，夫妇俩离开科布伦茨，文学沙龙戛然而止。随后几年，他们先后定居施派尔和奥芬巴赫，直至1788年拉罗什的丈夫逝世。拉罗什夫妇共有八个孩子，其中五个长大成人，

育儿的艰辛、丈夫的失势和离世、法国军队的入侵与占领，都迫使拉罗什以写作谋生，这也使她成为德国第一位依靠写作而获得经济独立的职业作家。除代表作《冯·斯特恩海姆小姐的生平》外，拉罗什还创作了《执着的爱情与友谊》（1772年）、《致妮娜的信》（1785年）、《洛尼小姐和英俊的邦德》（1789年）、《弗雷德里克·巴尔丁格的生平》（1791年）、《奥奈达湖的风光》（1789年）、《秋日》（1805年）、《美露莘的夏夜》（1806年）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她撰写并出版了德国最早面向女性读者的教育杂志《波莫娜：写给德国的女儿们》（1783-1784年）。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这份月刊欣赏不已，曾一次订购500本之多。

拉罗什的作品主要面向中产阶级和女性读者，以道德教育为宗旨，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她通过讲述年轻姑娘的婚恋过程和成长经历，教育女性读者恪守美德，成为有用之才。在小说的体裁、情节和主旨上，拉罗什明显受到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的影响；但相比理查逊，拉罗什更推崇自然，她的女主角厌倦宫廷生活的繁文缛节和上流社会的巧言令色，向往乡野的淳朴与宁静。拉罗什承认女性婚姻的幸福取决于丈夫，但反对对男性无条件的服从和对两性角色的严格区分。与英国女作家伊丽莎·海伍德主笔的杂志《女观察家》（1744-1746年）类似，拉罗什在《波莫娜》中强调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应掌握包括地理学、动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在内的基本科学知识。拉罗什并非女权主义者，但她将女性角色从贤妻娘母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作为一名小说家，拉罗什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她的旅行经历和游记作品却未受到到足够重视。拉罗什1784年前往瑞士，次年游历法国，1786年造访荷兰和英国。每到一地，她就将见闻和感悟借书信传于家人，既作为子女教育之用，又集结出版以飨读者。拉罗什盛赞苏黎世和洛桑美丽的风光、繁荣的文化与商业，却难掩对法国的失望。她用悲伤的笔调记录了法国民众的贫穷、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不公。即使在以艺术和时尚著称的巴黎，那里的街道也狭窄拥挤，脏乱不堪，奢华的皇家游行与穷苦的民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她在巴黎银器店欣赏工艺品时，引入眼帘的却是窗外捡拾破布和垃圾的穷人。一如劳伦斯·斯特恩《感伤旅行》中的主人公约里克神父，拉罗什用感伤主义的笔调抒发自己的同情心，动情之处令人心弦震颤。

相比法国，拉罗什对荷兰赞美有加，但英国之行才是她的心之所向。在18世纪，英国逐渐取代意大利和法国，成为欧洲人旅行的主要目的地。宽松的政治制度、自由的社会氛围、发达的商业贸易、繁荣的思想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英国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与日俱增。作为一个新教国家，英国令德国人感到亲切，这种亲切感又随着汉诺威选帝侯成为英国国王而加深。蒙塔古夫人和理查逊等英国作家的作品，使拉罗什对这个岛国心驰神往。她在游记中毫不掩饰对英国的迷恋，不知疲倦地探索新鲜事物，热情洋溢地分享自己的见闻和心情，就连那些英国人习以为常、不足为道的细节，也总能引起她的兴趣和惊叹。

结束荷兰之旅后，拉罗什在1786年8月29日写到，“现在先去海勒富茨勒伊斯（Helvoetsluys），到那之后便立即启程前往英格兰。不管怎样，我们对大不列颠的憧憬要远超荷兰。”然而，跨越英吉利海峡并不简单。为了等待东风的到来，拉罗什不得不在这座荷兰海滨小镇停留五日。9月4日，拉罗什终于抵达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哈维齐（Harwich），48小时的海上颠簸让她饱受晕船之苦。在同船的人中，有83岁高龄的英国循道宗领袖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他在船上为乘客讲道，在大海上阅读维吉尔的著作，这位老人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视力令拉罗什赞叹不已。拉罗什还记述了英国壮丽的海岸景色、“贺加斯式的”海关官员、温馨舒适的旅店和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科尔切斯特机器”的公共马车。

9月5日下午，拉罗什抵达了让她魂牵梦绕的伦敦，她立刻发现“伦敦在许多方面胜过巴黎，尤其是城市近郊和普通城市建筑，无不展现出一种普遍的繁荣”，而这种景象“远比目睹那些混杂在成千上万破败房屋中的一百座宫殿和大宅更令人愉悦。”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享有更平等的分配权和更小的阶级差异，得益于“与君主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共和精神”。宽阔平整、干净整洁的马路和人行道，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都给拉罗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讲述伦敦的一切是多么井井有条。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比巴黎和其它城镇的更加吸引眼球、赏心悦目。”在伦敦的第一天，拉罗什饶有兴趣地观察了干草市场中捆扎齐整麦草和衣着整洁的商贩，她还惊讶地发现英国女性出门必须戴帽子，不由得感慨“即便在这片思想最为自由的土地上，规则和风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拉罗什的英国之行一共38天，足迹遍布伦敦和近郊。她细致描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座“供奉道德楷模和崇高灵魂的神殿”，动情地讲述了埋葬在此的英国名人的生平和功绩。面对恢弘的圣保罗大教堂，拉罗什却因它未能“完全按照希腊建筑的崇高精神来建造”，而感到些许遗憾。她对教堂外的安妮女王塑像不以为然，因为鱼骨裙和过度的装饰让她看起来特别丑陋。拉罗什目睹了伦敦塔里饲养的野兽，塔楼内部幽暗的牢房和器物，让她想起了英国历史上的阴谋诡计和血雨腥风。拉罗什自然不会错过伦敦数量众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画廊；时髦优雅的沃克斯豪尔休闲花园；考文特花园的剧院里上演的精彩戏剧；别具一格的钟表、灯具、金银器、甜品、家具、乐器和科学仪器商店；好友们富丽的庄园别墅和漂亮的花园；自然与建筑相映成趣的圣詹姆斯公园和肯辛顿；风景宜人的里士满和邱园；赏心悦目的小镇温莎、雄伟的温莎城堡和著名的伊顿公学。拉罗什甚至观看了伦敦科学团体的发电机实验，感受了伦敦辩论协会中的唇枪舌剑和思想碰撞。

拉罗什并非简单地介绍所见所闻，她还详细记述了与之相关的历史，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她对人性和道德的感悟。她盛赞伦敦著名的摩尔菲尔德医院对精神病人温柔悉心的照料，祈祷“祖国的每一位善良、正直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能像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拥有可靠、宽敞、干净的居室”。拉罗什同情扫烟囱的小男孩，钦佩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为拯救这些不幸的儿童所付出的努力。拉罗什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黑人境遇的同情。在伦敦一家精美的银器店里，她触景生情，“苍天啊！在截然不同的法律、教育和国度下，可怜的黑人在秘鲁挖掘地下的白银，欧洲人却在杰弗里斯的商店里出售银器。”又一日，拉罗什路遇一群出席葬礼、满脸愁容的摩尔人，她写到：“仿佛他们在为自己身处白人社会而哀叹命运悲惨，憎恨白人的不公和残酷……残酷且傲慢的欧洲人终有一天会认识到，造物主将不朽的灵魂和人类的情感埋进了黑人的胸膛里，他们浑厚的嘴唇也能呼唤上帝、谈论爱情和友谊。公正地说，这个种族因肤色而受到孤立，但正直的欧洲人常常会发现他们的慷慨和善良之举。”

拉罗什用女性、母亲、教育家和外国人的视角，对英国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她特别关注英国女性的衣着服饰、室内装潢、英国菜肴和餐桌礼仪、人们的举止修养和艺术品位。拉罗什高兴地看到伦敦有许多为不同阶层儿童建立的寄宿或培训学校。她参观了史蒂芬森四姐妹在王后广场开办的女校，欣赏完女孩们精彩的舞蹈后，她写到：“看着这两百多位正值最纯真的花季、在美德和智慧引导下成长的年轻人，又有谁会无动于衷呢？她们都是好家庭的女儿，她们作为榜样，往往能在各自郡县和家庭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拉罗什也在一家剧院里目睹了被称为“轻佻女”的女孩，这些年轻漂亮的妓女年轻漂亮专门在观众中寻找顾客。在伦敦塔，拉罗什感慨“伦敦塔向外国人开放，而巴士底狱则无人敢直视。伦敦塔的囚犯依然能心怀希望，目睹天国和人间之景，而在巴士底狱只有恐惧和痛苦”。在港口小镇德特福德，一群木匠令拉罗什肃然起敬：“许多人有数学家般的眼睛，一刻不停地做着计算。从这些人身上，我见证了英国良好的学校教育……我相信他们中有不少人今晚会读报、会谈论公共福利、会关注进出港船只的名字并为建造其中某艘船而欣喜。”

拉罗什在英国并非独自一人，事实上，她有一些在伦敦定居的好友，还有一些人士听闻拉罗什到来，专程登门拜访。得益于他们的介绍和帮助，拉罗什不仅结交了新朋友，还有幸参观了许多私人博物馆和工厂，欣赏了伟大的收藏和作品。拉罗什的好友拉菲特夫人在夏洛特王后的宫中任职，在拉菲特的引荐下，拉罗什在温莎受到了国王乔治三世和王后的接见，还在一次茶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作家范尼·伯尼。拉罗什在伦敦结识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和江湖游医卡列奥斯特罗（Cagliostro），并且在他家遇见了因在伦敦煽动暴动而臭名昭著的乔治·戈登勋爵。拉罗什还与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及其夫人建立了友谊，通过亲切的交谈，她对黑斯廷斯的人品、胆识与成就颇为欣赏。在好友沃德的介绍下，拉罗什前往斯劳，拜访了英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他的妹妹，体验了赫歇尔制造的大型望远镜。

1786年10月12日，拉罗什结束了英国之旅，登上了前往法国加莱的邮船。这一天，她动情地写到，“再见，英国！愿你永远如我看到的那般美丽动人，愿你永远像我坚信的那般高尚。”两年后，拉罗什出版《荷兰和英国的旅行日记》。作为一本游记，该书的文学价值有限，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冗长，因此在1933年的英译本中，编辑删除了一部分对英国历史的叙述。但是，这本游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鲜活和丰满的拉罗什，而且为我们管窥18世纪末英国和伦敦的社会文化的风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8世纪末的英国是什么样子？翻开一本英国史，我们会读到人口增长、工业革命、贸易繁荣、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启蒙运动方兴未艾、浪漫思潮暗流涌动、激进主义和改革运动声势渐强、法国革命阴云笼罩、王权、贵族和国教的权威稳固依旧。但这本游记帮助我们透过这些宏大叙事，深入历史的肌理，跟随一位德国女性作家的脚步，来到英国的街头、商店、剧院、工厂、学校、医院、博物馆、宫殿、庄园和大自然，目睹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体会他们的内心情感，比较英国与欧陆国家的异同，进而加深我们对历史的既有认识。

本文选摘自《索菲·冯·拉罗什的伦敦游记，1786年》“译者序”，[德]索菲·冯·拉罗什著，赵涵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