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来｜从家长、校长到馆长：我的乡村儿童阅读推广故事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在成为武邵学校校长前，我一直是个生意人。

2012年，我把女儿送进隆回县城有名的一所私立学校，那里的老师最喜欢布置的作业是抄课文。学第一课，就抄第一课的课文，学第十课，就抄第十课的课文。结果孩子每天被作业折磨到十二点，第二天六点，顾不上洗脸，又得背上沉重的书包上学。

我不愿意孩子被这样摧残，却被老师吐槽：“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上进的家长。”这样的事发生得多了，脑中一个沉睡的念头被唤醒：我要自己办一所学校，把童年还给孩子。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014年，武邵学校成立，设在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南岳庙镇武邵村，这是一所民办寄宿制学校。我以为梦中的场景即将实现：课余，我在村口的大树下和孩子们聊聊天，他们有时间就钓钓鱼、爬爬山，这样，留守儿童也能快乐成长。

结果开学后连学生都招不到。村民不理解：放着公家学校不去，多花钱去私立学校，图啥？最终，第一批学生总计165人，其中，幼儿园有三个班，共72人；小学一年级55人，二年级22人，三年级16人，共93人。

招进来的学生普遍基础薄弱。11月期中摸底时，二、三年级学生最高分63分，一半成绩在10分以下，镇里的中心学校甚至都不愿让我们学校参与排名。我理想中的快乐教育，在家长要成绩的压力面前，纯粹是无稽之谈。

最令人头疼的还不是成绩。在学校，每隔半小时，就有孩子告状：谁谁谁撕了我的书，谁谁谁打我了。老师们也处在崩溃边缘。那时我每天就像灭火器，到处救火。更糟糕的是，股东提出抗议，要求调整招生策略。

我理解大家的想法，可这些孩子本就被周边学校拒收，如果我们也这样做，他们该何去何从？所以我向股东们立下了军令状：用三年时间办好这学校。

接下来，便是带着老师们家访，做个案分析，对症下药。当时学校165人，留守儿童156人，约占95%。我自认小时候算吃过苦，但看见有学生因为穷，都不知道袜子为何物，还是很惊讶。我想，先争取物资给孩子们解决温饱问题，同时决定把学校转成寄宿制学校，这样老师能给孩子们更多陪伴。

就这样，武邵学校渐渐有了起色。但随着人数猛增至400人，原来的策略让所有人不堪重负。后来发生的事，也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

那时，每逢周末，我会带孩子们去县城参加活动，顺路带上办事的家长。有时没法全照顾到，有的家长们会说：“明明是我家更困难，更需要帮助，老师你怎么带他们不带我。”

还有一次，是一位参与一对一捐赠的爱心人士停止了每个月的资助。我把这件事转告给受助孩子的母亲，她并不相信，连着半个月发信息追问。后来干脆说：“怎么可能不捐钱，这钱是不是被你贪掉了。”  

我不禁怀疑，我做的一切能带来什么？是大家对资源的依赖，还是滋养出“我弱我有理”的观念？但还是宽慰自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对留守儿童而言，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是观念和心灵的贫穷

随着办学推进，我却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外的父母忙于生计，对孩子的成长，往往呈现两种极端。一部分家长格外关注成绩，且因为没有一起生活，和孩子无话可说，所以一沟通就是：“吃了吗，作业做了吗，考的怎么样。”考好自然皆大欢喜，考的不好，父母找不到方式沟通，觉得自己的辛苦白费了。孩子只觉得委屈，觉得父母并不是真正关心自己。

还有一部分父母，并没有通过教育来改变孩子命运的强烈渴望。在他们看来，自己孩子成绩不好，也没办法，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孩子更多支持，所以就看孩子争不争气了，不争气就不让他们继续读了。

孩子留守农村，多是爷爷奶奶照护。这时，即便家里条件再差，所有资源也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好不容易有一个鸡蛋，一定留给孙子。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看到更多的却是祖辈溺爱下成长的孩子。孩子在学校打架，请家长的结果往往会变成两家老人的争吵。

这一件件事情迫使我思考：我做的事情，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他们最需要的吗？能带来更多改变吗? 如果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

其实我自己就是最早的留守儿童：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就医。回忆那段日子，最难熬的是晚上，当希望和光明被黑夜吞噬后，兄妹四人相拥，每每流泪到天亮。我早该明白：对留守儿童而言，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的是，观念的贫穷，心灵的贫穷。

阅读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当我为这些事情头疼时，女儿也进入了初中。原本乖巧懂事的她，一夜间变得叛逆冷漠。门门功课不及格，一开始是逃课，后来索性拒绝上学。

我只好让她休学，但却没时间照顾她。为更快度过这段对我们来说都很艰难的日子，我买了大量的书给她，她也整天埋头阅读。大约三个月后，有一天她忽然说，“妈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想换一所学校，重新读书，可以吗？”

在新学校，女儿状态截然不同，更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月考，她名列前茅，弱势科目数学竟然打了满分。

女儿的转变，让阅读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说来也巧，不久后，我接到电话，问武邵学校需不需要由上海浦东泉蒙阅读文化交流中心出资设立的班级图书角。我满口答应，朋友却打了预防针：“申请条件很苛刻。”我一问，发现只是要求每周一节阅读课，每天30分钟阅读时间。这个要求再合理不过，有书不读，书就是废纸。可当时泉蒙在本地问了一圈，也没有愿意的学校，这个机会才落在我们头上。

我没有推广阅读的经验，但有一点很坚定：这事情要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入手。成年人不了解、不重视、不坚持，一切都是空谈。

这种认知来源于童年经历。小时候，父亲会买些书给我们读，即便许多是地摊上的盗版书，有不少印刷错误。连环画，武侠小说……没有选择的我只是看到什么读什么。那时，村里许多女生都早早辍学结婚生子，我却一个劲只想读书。现在想来，如果没有父亲的启蒙，我的命运也可能与她们无异。

一直在努力的小蚯蚓爬出点痕迹了

在和泉蒙合作的几年里，我们尝试了各种形式的阅读，比如大声朗读、伴读、读书会，但内核始终不变：尊重孩子，相信孩子，让他们自由自在地阅读。

成人作为引导者，协助者，创造舒适的阅读环境：没有压力、抱怨、强迫；不布置读后感，不强制摘抄，把图书角管理权、阅读主动权交给他们。孩子们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尽情享受阅读，剩下的一切自然会流淌出来。

这其中有一个叫小奥的男孩，他的妈妈患有间歇性羊癫疯，爸爸腰椎不好，只能在附近寻短工糊口。一家人住在三十年前搭建的破房子里，那里四处透风，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总是弥漫着猪圈的气味，凌乱不堪，难以下脚，整日是无尽的沉默。但小奥出落地既阳光又懂事，他经常说：“校长，我还想读寄宿，想听睡前故事，像是妈妈一样。”

还有小唐。当时开学一个多星期，这个含着眼泪的孩子怯怯跟在奶奶身后。奶奶说：“老师叫我到你们学校来报名。”到校前几天，孩子每天不说一句话，除了打架，就是哭，打赢了也哭，打输了也哭。我后来才知道，孩子目睹了妈妈车祸现场，不久后爸爸又摔成重伤。在校的日子，我们从不批评他，只是每天给他讲故事。最开始，小唐不愿意听，但我们还是坚持讲，慢慢地小唐也能自己拿起了书本阅读。他逐渐开口讲话，成绩从原来的零到每科五六十分。

就这样，时间一晃到了2019年。在那一年于南京举办的“阅读改变中国”年度颁奖典礼上，武邵学校荣获“年度书香校园”称号。之前有领导戏言：“如果县城的学校是条龙，那么武邵学校只能称为一条小小的蚯蚓，而且是没有名号的小蚯蚓。”五年来，这条小蚯蚓，一直都在努力，虽然艰难，也算爬出点痕迹了。

全身心投入乡村儿童阅读推广

2021年3月，湖南邵阳市隆回县，泉蒙隆回阅读馆中的家长和儿童。 作者供图

小蚯蚓还在往前爬，而我却选择了离开武邵学校，全身心投入乡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

2021年2月27日，由我担任馆长的泉蒙隆回阅读馆正式开馆。到现在，七个多月过去，历经种种艰难，仿佛又回到七年前，武邵学校开学的时刻。

只是对我而言，即便有焦虑担忧的情绪，却并不迷茫：阅读，是我实践过的必须要走的路，它在应试教育和我期待的教育模式间达成了和解。

对孩子们而言，阅读是最容易实现的教育公平，是性价比最高的教育投资，是能给心灵带来力量、指明方向的陪伴。

对广阔的农村而言，我相信那些被阅读润泽洗涤过的孩子与家庭，会影响更多人，重塑这片土地的生态。

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还有女儿的支持。她后来以隆回县中考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隆回一中高中部。她常常告诉我，如果再能挽救一个像她一样的人，一切就是值得的。

 (本文由卿喜萍口述，上海浦东泉蒙阅读文化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海绵整理。)

------

“城市的未来”关注3500万流动儿童和6500万留守儿童，呼吁改变1亿中国儿童身份困局。本专栏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纵横计划”资助，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