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热那亚：历史中心区不仅仅为了游客

历史内城在当代城市中正逐渐成为以追求城市旅游经济为目标的“主题公园”，这种继承了陈旧的功能主义观念的做法值得商榷，自上世纪60 年代以来， 被许多批评家广为诟病——其局限性在于太过概念化和实施不当，比如滥用城市规划的分区理论与技术，以及对居住空间的忽视。将当代城市视为并当作主题公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城市真正的宜居条件。与之相反，历史中心区可以作为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在当今城市中扮演一个富有意义的、多重的、综合性的角色。

众所周知，意大利的城市保护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卓越传统。许多学者认为，二战后，特别是1960 年代，在针对现存城市的城市规划原则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也被称为“历史中心区诞生期”。然而，着眼于意大利对现存城市的规划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效的历史划分，必须考虑其承前启后的问题。

本文旨在以热那亚为例，剖析这一新近的富有意义的历史内城更新案例，从中总结相关经验，以勾勒意大利历史城市规划方法的演变进程。

近20年热那亚历史内城的更新

在意大利，无论从战略性还是整体性角度来说，近年来，最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中心区更新经验都来自于热那亚。总体而言， 在热那亚的案例中，所有利益均是可操作的。换言之，它的管理能力是将许多不同的资金来源，与普通的或特别的规划项目和工具结合起来，在滨水区域和老城中心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更新过程。

热那亚常被描述为一个周期性地去思考其自身经济基础和身份个性的城市。因此，为了真正理解该城最近一次的转变，回顾它的过去极有必要：一方面要考虑到现代城市建造的主要阶段，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过去30年里有哪些转变的依据[4]。

第一个转折点是在意大利统一时期，当时的热那亚刚从先前的城邦中脱离出来，面对着来自半个欧洲的公共债务融资，它试图改造自身，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变为港口城市。这一转变阶段长达一个多世纪，在此期间，热那亚在城市规模、人口、贸易以及工业生产等各方面得到了持续性的增长，成为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之一，也进一步推动热那亚在20 世纪下半叶成为意大利“首个资本主义”（first capitalism）之都。

1980年代，港口经济和公共产业方面发生的危机标志着又一个剧烈的转折点。有关数据显示，制造业雇佣的工人从1981年的16.9万人下降到10 年后的9.9万人。居住人口数量在1965年达到峰值84.8万人，而在1981年则下降到76.3万人，1991年为67.9万人，2001年为61万人，而2015年为60万人。传统上被认为是热那亚历史中心区——普雷、摩罗、抹大拉和老港口区域，共计198公顷的土地——居民人口数量从1861年的5.55万人到1951年的5.2万人基本上维持不变，而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下降了一半以上（1991年人口仅余2.23万人），但在接下来的20年内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2.35万人），与城市总体人口相比，呈现了一个相反的趋势。这标志着该城的一个转折点，即仅在历史中心区重新发起的一种转变，也是一个重新思考新的经济和城市个性的机遇。

一个针对历史中心区的可操作性规划

所谓的“为城市而规划”（Plan for the City），在21世纪早期，以“一种具有可操作属性的战略规划”[5] 而呈现，结合了城市设计和经济社会内容。其强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对行动和可行性的关注：“一个明确的，并不非常复杂的……工具， 却是可操作的，并可以被归纳为约100 个数据表”，阐明了干预的目标、相关资源以及实践次数和参与的操作者们是怎么来的。在热那亚的案例中，“为城市而规划”的框架构成了历史中心区规划的一个明确核心，使之以一种特有的文档形式呈现出来，称为“历史中心区的可操作性规划”（Operational Plan for the Historic Centre）。

热那亚对历史中心区采取的举措，以协调不同资金渠道的能力为主要特征，特别是与大事件相关（1992年哥伦布庆典、2001年G8 会议、2004年热那亚欧洲文化之都）的资金渠道，并对“综合性项目”进行有效协调——主要在更新过程中，通过主动的公共引导方式和增加广泛的私人参与实现。热那亚通过改善公共空间的一系列举措（改善道路铺地、增加公共和照明设施、通过重塑建筑外立面来美化城市景观、设立无车区），结合对老港口的重塑以实现对历史中心区滨海区域的再利用，从而对建成遗产的复苏和微观转变产生间接影响。从实践的立场看，这些举措吸引了新居民和新的城市用户进入到历史中心区（包括学生、游客、夜间休闲者等），从而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增加城市实践和人口的多元性

这些举措带来的结果，与以旅游业为导向的方式截然不同，带来了新旧人口及其生活方式的混合。旅游业的目标在于将历史中心区变成为游客服务的主题公园。热那亚的实践重新探索和发展其历史中心区和滨水空间，使之成为城市中一个综合性宜居的场所，用以服务多样化的城市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和临时人口。

不过，真正引发热那亚内城转变的因素之一是在历史中心区内，将热那亚大学建筑学院建立在圣· 奥古斯丁诺的斯特拉多雷（Stradone di S.Agostino）上，该处原址为圣· 西维斯托（San Silvestro）修道院。这开启了后续对部分城市区域的更新进程。事实上，热那亚内城在20世纪80年代曾遭到无情的打击，表现为“日益恶化的历史建筑遗产，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愈加严重的边缘化……以及以犯罪现象和堕落作为日益显著特征的社会意象”[7]。

在老城修道院原址上建立起建筑学院后，学生们开始陆续迁移到该区域，并以优惠的价格租用民宅，这进一步促进了当地零售批发产业的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建筑遗产的自发性再生，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种“拼凑型”（patchy）的再认定，也逐渐吸引了其他社会群体的融入。

因此，圣· 西维斯托修道院废墟的改造——在其原址上建立建筑学院引发了一个整体的城市更新进程。而后， 在旧城中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如更新滨水空间（由伦佐· 皮亚诺参与的针对老港口设施的一系列著名的干预设计）、开放地下空间（位于紧挨历史中心区和滨水区域的三站地铁内）、提升公共开放空间的质量、增加文化和博物馆活动等，它们相互结合起来，产生了一定的叠加效果。

由此，历史中心区成为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居住和工作场所,以及一个娱乐和休闲活动聚集区。这也是一个对房地产再评估和随之而来的绅士化现象的谨慎探索过程。热那亚历史中心区的更新，被有效地反映在了一系列资本价值的平行增长中：虽然，这可以被认为是所采纳的城市政策的一个积极要素和一个成功的指标。然而，它也勾勒出了绅士化现象的边界，后者虽然不是均质的，但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社会两极化和对早先居民的驱逐，临时人口群体与长期居民之间在时空两方面上对如何利用历史中心区发生“绅士化”冲突。为了管理这些新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在历史核心区域内采取相应措施并筹集资金来实现社会住宅干预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然而这一点在当前做的还远远不够。

对热那亚案例的真正理解需要将其置于意大利对遗产和历史中心区的规划方法的演变框架内，意大利的城市规划传统在处理老城相关议题上的发展，可以被归纳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规划主题以及实际操作上，均有着显著的不同。

老城规划方法：从“剔除”（gutting）到“修剪” （pruning）

初期，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几十年，历史城市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城市规划师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重塑历史城市的形式，使之符合现代城市的需要，即如何使老城适应新城。

有许多或普遍或深刻的干预案例被设想出来，这些案例提出了一种对城市组织的深入再定义（豪斯曼对于巴黎的提案可以被视为这样一种原型），一种对先已存在的城市肌理的重组，使之适应城市中新增加的部分。开放空间（道路网络）构成了城市规划干预的焦点，与此同时， 已建成的历史空间被认为是一种可塑性材料，可以适应由新增部分所带来的转变。

其中，在重组城市布局的操作中，最极端的一种干预手段是循序渐进地将楼层以一种更谨慎、谦逊的方式保存起来。因此，19 世纪末，“剔除”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一种以工程为导向的基础文化所构成的城市原则中。而后，起因于历史－艺术文化的规划方法涌现出来，“剔除”技术开始受到夹击。由此，对历史城市遗产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首先体现在“纪念物”（monument）概念和“隔离”（isolation）技术上，例如，拆除少数在纪念物周围的建筑，使纪念物以一种地标性建筑的形式出现在更新后的城市景观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纪念物的价值。

然而，20世纪初期，一种关于保护历史遗迹的新意识逐渐苏醒，不仅因为历史遗迹的艺术意义，也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记录价值，这是一种全新的展望，是对拆除和隔离实践的批判，也对“我们国家的艺术和历史遗产可以等同于那些最主要的纪念物和最突出的艺术品”这一“广泛偏见” 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手法，即城市“修剪”（pruning）或“疏散”（thining out），它们通过准确的定向干预，最大程度上缩小了在现存建成空间中的拆除规模，并对某些保护理念提出了批评。这些理念包括两方面极端：一是仅仅保留那些城市街区中的地标性纪念物，二是“环境”应该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被保存下来。

从历史中心区到历史城市中的一个新型结构角色

第二阶段约在二战后，针对现存城市的规划方法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历史中心区被理解为一种“统一的纪念物”（unitary momument）而保存下来。城市的过去—— 其历史中心区——被认为是一种需要保留下来的遗产。因此， 城市规划师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现代城市的飞速发展中保护历史城市结构。相应的，对历史中心区的城市规划趋向于转变成为一种对特殊物体的特殊规划：一个“岛屿”服从于“特别的”技术设计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将历史中心区与其他部分的城市肌理分开，使之从对后者转变的动力和规则中免除。

因此，建成空间不再被认为是可以被自由操作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被牺牲的。相反，它被认为是值得保护的（有韧性的），因为它保留了与之整体相关的价值和完整性。历史中心区规划的重点是建成空间和对其不同性质与定性要素的保护。这种新的方法定义了技术性操作步骤，也产生了三个层次规则的集合，包括：详细控制所有使用情况，确保它们是合适的、可共存的；仔细审查相关属性和单体建筑的干预强度，以达到相关的保护、更新、转变要求；制定针对干预措施的物理性输出的特殊规则， 用以确保其服从特定的属性（历史中心区在此被认为是一个资源库）。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历史城市的规划不再与世隔绝，也不再从城市总体中被生硬地切割出来，而是成了对城市整体及其周围区域的总体重组计划的一种模式与工具。在此阶段，城市规划挑战了以历史中心区为统一个体街区的图解式理念。历史中心区不再成为优先的绝对价值。历史意义成为了一种工具，它能协助周边区域进行价值分配或功能定位，用于识别那些拥有特殊内涵特征的部分城市区域，并促进对当代城市肌理组织的积极改善。

在当代城市规划中，针对历史城市的规划以其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不再受限于历史中心区范围内，它影响了现存城市的所有部分，而并不顾及其时间起源的远近。同时，它的管理要素也与再构成条件相配合。历史城市作为一种定居地价值的“挑选者”，它的意义起源于那些被城市规划所定义的重组项目，并在城市总体的组织方案中成为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

历史中心区作为当今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

对历史城市来说，新城规划的意义在于将历史中心区作为一种“城市的基础设施”（urbanity infrastructure）考虑， 并进一步强调其特征——一种对当代城市的馈赠：一个能改变当前城市区域宜居条件的潜力。历史中心区既不是一个脱离的空间，也不是一个自我参考的场所，它嵌入当代城市空间， 并在后者整体组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虽然土地使用的转变可以影响历史中心区，这一点可能富有意义，并在某些时候甚至对其特征带来巨大影响，但历史中心区构成了“城镇景观”（townscape），并在其配置中扮演了富有韧性的和不可复制的角色。历史中心区这一类型的非再生性城市区域，在物理空间的动态性建设中无法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一点使得这些区域与众不同，即与任何其他当代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均有着显著的不同。与此同时， 由于其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表现特质，它也不能被城市的其他部分所取代。

作为一个城市“框架”（framework）和一个高强度的相关场所，历史中心区一直以来都拥有不一般的能力。这一挑战可以通过城市规划实现，因为它可以识别和激活历史中心区多方面的潜在表现。在历史城市中，历史中心区作为当代都市风貌的要素而运转，在此方面，都市风貌意味着一个积极的、丰富的、令人满意的和富有意义的城市状态——作为一个正面的评价标准用以识别出城市中那些成功的、高质量的、有活力的、宜居的区域。

历史中心区可作为当今城市的宜居性城市核心

在重写新的城市构成中，历史城市——历史城市景观是构建起城市重组项目的一个机遇，其特征是罕见的关联属性和极大的弹性。这一空间能在建构城市中心系统中，持续性地扮演一个潜在的战略性角色，并组织起富有都市风格的宜居性城市区域。因此，历史城市以建设当代宜居城市为目标，而历史中心区则成为其城市重组规划中的一个主题和系统。

正如热那亚历史内城的更新案例强调的那样，历史城市规划的核心措施在今天表现为一种综合性城市政策的复杂融合。这套政策并不从属于一份城市规划或整合的城市政策， 而是依赖于多重措施和不同类别手段的交叉（总体的、专属类别的、普通的、特殊的），并与原本由各种文脉及其特征所带来的功能“混合”相协调。这不仅影响了区域特征（建成环境空间和更为重要的开放空间），以及操作模式或表现轮廓，也影响了现有的实践，即不同人口群体构成他们可能的“共存”形式，从而带来有效的宜居性城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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