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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荒”求解:避免运动式减碳,谋划煤价和电价联动

澎湃新闻记者 樊盛涛
2021-10-09 11:2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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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以来,不少地区开始限电停产,部分地区甚至拉闸限电,直接影响民生。始于部分地区特定行业的限电,为何会传导至国内其他地区,原因何在?下一步,又该如何解决目前的“电荒”问题?

在此次讨论限电停产的原因中,能耗双控被多次提及。能耗双控本是一个执行了多年的老政策,指的是“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两项约束性指标,旨在对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事项进行考核,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然而,上半年,由于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加之出口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良好势头,部分地区并未能及时完成能耗双控任务。

8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在能耗强度降低方面,全国有9个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为一级预警;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全国有8个省(区)为一级预警。此后,各地相继出台严格的限电限产举措,包括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关停部分高耗能产业,加强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建材等行业进行限产。          

缘何限电停产? 

这是否意味着,始于9月份大范围的限电停产主要因素是“能耗双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澎湃新闻表示:“起初大家认为限电的原因是能耗双控,但现在看来不仅仅是这个因素。” 

在他看来,限电停产不能仅仅归因于能耗双控,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从辽宁等东北地区开始,限电范围扩大至居民用电,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用电需求中,居民用电只占15%,工业用电占70%,“如果仅仅是地方政府为了完全能耗双控目标,这很难解释辽宁等东北地区为何限居民用电。”他说,其次,目前限电范围开始往全国蔓延,显然这是供需两端都出问题了。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拉闸限电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失调。在需求侧,疫后经济复苏,海外订单超预期增长,我国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产能迅速扩张,国内用电量罕见地持续两位数增长,致使电力和煤炭需求居高不下;在供给侧,国内煤炭供给受到较大影响,同时海外进口也未相应更多增加,造成煤炭价格显著上涨,这抑制了火电发电的电煤供给。 

关于缘何限电停产,林伯强认为,在供给侧,目前中国以火电发电为主,但是近年来,煤价持续走高,电厂发电成本高企。“目前情况下,电厂发电是亏本的,影响了煤电厂发电。”他说。 

在需求侧,他介绍,1-8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为5.5亿千万时,同比增长13.8%。中国用电总量中,工业用电达到了70%,而工业用电中高耗能产业,占比达到40%~45%。这种用能结构,加之今年出口很好,很多高耗能行业增加产能,这大大增加了用电需求。 

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晓平认为,因为中国很大,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气候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拉闸限电的因素各异。“‌‌一些地区‘能耗双控’是‌‌缺电的主要原因。”他说,‌‌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地区的经济势头很好,把排放指标都用完了,‌‌必须控制能耗,这个属于政策性缺电。 

东北主要是结构性缺电。一方面,东北的经济活力不如发达地区,所以东北不存在能耗超标的问题。其次,最近几年东北去产能政策,当地的一些煤矿、燃煤电厂被关掉了,煤炭供给受到很大影响。“虽然东北又兴建了很多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但是清洁能源发电具有不确定性和周期性的特点,不能保证稳定、持续的供电。”他说。 

如何解决“电荒” 

为解决用电短缺问题,国家发改委9月29日称将采取多项保供稳价举措,一是做好发电用煤用气保障,包括国内“全力增产增供”、 适度增加煤炭进口。 

另一方面,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发电成本。指导各地切实组织好电力市场交易,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浮动进行不当干预,让价格合理反映电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如何解决短期内,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电荒问题。目前各界共识是,增加煤炭供给、上下浮动市场电价,加之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关停。这其中电价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林伯强认为,国内并没有真正出现煤炭资源枯竭的情况,在目前状态下,应该允许企业适量挖煤,尽快增加国内的煤供应。同时,由于目前电厂发电处于亏损状态,电价可适度进行调整,通过控制煤价,降低发电厂成本,使其有动力去发电。 

中国目前仍然是市场定价的煤炭和政府管控的电价长期“顶牛”,上游煤炭成本无法有效疏导至电力终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 

鉴于此,鲁政委称,此次拉闸限电所揭示出来的,今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煤价和电价应该联动。”一旦火电电价反映出正常的供需价格,通过市场机制,倒逼需求侧更多选择用新能源发电。他建议,可先易后难,先调整工业用电价。 

韩晓平则称,本来电价控制作为市场调节的一种手段,但是上调电价很可能导致全面通胀,导致经济陷入滞涨,所以中国的电价调整幅度不大。“电价调整需要考虑整个宏观经济的情况,以及社会和普通居民的可承受能力。”他强调,电力渗入整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电价上涨会影响其他所有物品价格。” 

另外,韩晓平提到,即便目前允许开采煤矿,但也面临现实的约束。一是,已经停产的煤矿,复产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冬季,存在招工难等一系列问题;另外,矿井、尤其是高瓦斯矿一旦停用,再重新启用,需要几个月的准备工作。“现在看,决策层在有意识地屯煤,宁可拉闸限电,停产限产,也要保证老百姓能够温暖渡过寒冷的冬季。”韩晓平称,现在在东北,很多电厂停下来,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囤积煤炭平稳过冬。 

在需求侧,林伯强认为,今年以来工业中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行业产能仍不断扩张,能源需求旺盛,而煤电资源却捉襟见肘。 

“这些高耗能产业,要坚决调整,进行限量限产。”林伯强说,目前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能源电力需求占比超过全社会用电量的40%,其中仅钢铁、水泥和有色三个行业的用电需求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20%,但是这些高耗能产业的增加值并不高。这些高耗能产业的用电需求应该让渡给其他产业。 

减排与发展如何兼顾 

在中国用电的能源结构中,火电是中国的主力电源,1-8月,全国规模以上火电厂发电量约占全社会总发量的七成。“双碳”背景下,如何降低对煤的依赖,是中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 

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要避免运动式减碳。”韩晓平提醒,能源结构转型的前提,首先保证人民生活基本能源需求,在满足整个社会用电需求后,再逐步由清洁能源替代煤等传统化石能源,这是一个步骤。而不是反过来走,先把煤电关了,再发展清洁能源,“这不现实。”韩晓平说,清洁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间歇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受天气影响极大,短期内很难完全替代煤炭天然气发电。 

他以前几年北京进行的“煤改气”为例,“这个转型周期都花了好几年,”他说,且这个转型过程中部分居民冬季取暖还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个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会更久。 

如何解决能源转型问题,林伯强坦言,“我们要分为短期和中长期的目标。”因为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长很快,短期内,还是需要开采煤,以保障发电需求。 

中长期的目标,中国必须降低对煤碳的依赖,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但转型速度要快一些。”林伯强表示。 

同时林伯强提醒,‌‌仅仅讨论‌‌供给侧‌‌煤炭的数量,意义不大。‌‌需求侧当中,工业用电占比七成,如果不调整,‌‌类似今年缺电的情况还会再现。“‌‌因为工业与GDP是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好,工业就走高,对煤炭的需求高,这是个循环。”因此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是一种趋势,同时我们后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要亟需推进。‌   

就中长期而言,地方政府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往往是地方经济支柱。 

林伯强建议,‌‌一是GDP‌‌与化石能源脱钩,即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另外一个是GDP必须与能源电力需求脱钩,‌‌这个属于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 

韩晓平认为,电力系统改革更科学的办法是安全、效率和低碳并行。安全第一,“在确保电力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引进市场机制。”他说,这需要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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