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勤俭杭州豪奢：明代人如何看待地域差别

话说明代万历年间，我的台州先贤王士性（1547-1598）先生，写了一部《广志绎》。经过亲身亲历、实地考察，他用研究者的目光，写下各地地理环境与地域民俗的差异。周振鹤先生认为王士性的地理人文考察，已具备了现代地理学评价研究的雏形，他的地理背景优劣分析思想，直接影响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

据王士性描述，同样的浙江人，其实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浙西，也就是杭嘉湖地区，因为平原土地富饶，就多富人。“富而知礼”的原因吧，所以“人性纤巧，雅文物”。而我们台州、温州、处州这些浙东山区，山多土瘠，以渔猎农耕为生，画风就成了：“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地理环境，既是上天给我们的庇佑，也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宿命，我们往往以为一百年太长，但事实却是，五百年后有时也还是老样子。

所以，王老先生自谦为“旅游”的考察结果（当然，清代有些人不谦虚地接着话头批评明人“好游”），至今还不易推翻。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他从学派传承来归纳浙东、浙西的思想风尚，固然是对的，但这种风尚本身也与人文地理的影响相符。后来鲁迅先生评价柔石有“台州式的硬气”，那是因为他想到了远在明初被诛十族的方孝孺。回看王士性观察浙东“尚古淳朴风，重节概”，大致不差。可见环境之于人的性情，乃至一地民风的养成，作用是多么明显，还不易改变。对这种地域差别来说，几百年似乎只是一眨瞬，并无多大意义。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写到江西风俗：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菽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顾。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是犹有蟋蟀、流火之风焉。

王士性于此处只作客观观察与总结，江西由于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故“有愁苦之思”，养成了勤俭简朴的民风。平日有余粮也不会拿去享受或改善生活，而是积蓄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这种俭啬的好处是，即使荒年来了也无饥民，这在饥荒频仍的古代社会，是多了不起的自我管理与自救！所以王士性认为其地民俗“至美”，用《唐风·蟋蟀》与《豳风·七月》的诗句作比，当然是至高的赞美，那是农业社会“重本务农”、“忧劳民事”的根本宗旨与精神美学。

王士性同时写到了杭州的民俗：“杭俗儇巧繁华，恶拘俭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广志绎》卷四）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派头，与江西之俗形成了鲜明对比。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杭州姑娘去了江西小伙家，应该是会连夜跑回来的，因为“恶拘俭、乐游旷”的习性不可改呀。反之，江西小伙也极可能会对杭州姑娘口诛笔伐，视之为恶妇而避之不及。

王士性虽然没有设想过地域差别造成的场景冲突，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老人家不会用“政治正确”来填这个地域差别的坑。那个时候的政治正确应该是重本务农，反对商业，反对奢侈。而王先生的思想恰恰并不反对商业，也不反对奢侈，与“政治正确”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他看来，地理环境造就的差异是客观性的，与经济有关，与道德无关。他说：“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 舟者、戏者、市者、酩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奢侈的游嬉，却间接地支持了就业，繁荣了市场。这显然迥异于当时一般的排斥商业、反对奢侈的“正统”思想。王士性的这种思想当然有其先进之处，当研究者讨论晚明的思想习气，尤其是“奢侈有理”之辨时，往往引他的这段话为证（可参林丽月《奢俭·本末·出处——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

“政治正确”填不满的坑，拿道德，甚至细化到女性道德来填，显然更不是好办法。笔者一向认为孔老夫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真理，而且认为孔夫子说这话时，既明确地指向女性，而又不怎么带贬义。女人与小人，他们唯利而动，与夫子的“理想”、“牺牲”之类，往往是隔膜的，夫子只是陈述了这一客观观察的结果。女子虽然可教育，但无数事实也一再证明，教育是个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坏行当。

黄仁宇先生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里总结明代的失败，认为当时“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依然以江西为例，加以笔者的“过度诠释”就是：非但不提倡江西克服原有的地理、地域之弊，发展可能的产业迎头赶上，还非要让全国学习江西“蟋蟀流火”的精神。所以他进一步总结：“中国帝制下的权威，在西方人看来，抹杀各地区间的个别性格，忽视其自然所赋予，而一意在一个庞大的地区上提倡文化的协调。”（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域差别的沟，试图用文化协调来填，与“戏不够，女人凑”之类的恶俗也相去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