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瑞基因CEO：癌症早筛最难的是从技术到模式都无经验可循

“对于癌症早筛来说，从技术上到模式上都是一个新的东西，很多事情需要企业自己去试过，才知道可行与否，痛点或者最难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经验，没有一个成熟的东西。”10月11日至14日，首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IBIWS）”在上海举行，期间和瑞基因CEO周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

广义的癌症早筛包括通过传统影像等检查手段实现癌症的早发现、早干预，而当前，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NGS）等新技术的出现，癌症早筛进入了更加精准的阶段。这一赛道也诞生了泛生子、诺辉健康、燃石医学等上市公司。 

“如果有一款抗肿瘤药物可以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提升八个月或十个月，这在全球都是轰动的。但从癌症早筛来看，如果能实现早期发现，对患者中位生存期是以年来计算的，甚至几年后实现临床治愈了。”周珺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癌症早筛有巨大的临床意义和需求，当这些健康需求和技术相遇，自然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和投资者。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癌症早筛市场有百亿规模。兴业证券2020年的一份研报预测认为，2035年中国泛癌早筛市场规模将能够达到522亿元；针对特定癌种的检测，以肝癌为例，市场空间约79亿元。

国元证券在今年4月份的一份研报中提到，对肝癌、结直肠癌两种发病率较高、目前早筛产品进展较快的癌症进行液体活检早筛潜在市场空间测算，预计2030年肝癌和结直肠癌早筛的潜在市场空间分别为106.5亿元和96亿元。

尽管癌症早筛赛道火热，但不可否认，其在监管审批、商业模式等方面依然面临挑战。

周珺所在的和瑞基因是上市公司贝瑞基因的成员企业，成立于2017年，在2018年提出了实验室技术构建、回顾建模、前瞻性验证和产品转化4步癌症早筛实现路径。 

“当时很多业内人士不理解，尤其是大规模检查验证，非常花钱，非常花时间，非常牵扯精力，而且临床挑战很大。”周珺认为，中国癌症早筛领域最大的痛点是从技术上到模式上都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每件事情都需要企业自己摸索。

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癌症早筛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如2019年出台的《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年-2022年）》提到，到2022年，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癌症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显著提升。 

对于政策层面，周珺在采访中表示，站在企业角度也希望监管部门可以给予更灵活的空间，加快癌症早筛领域的产业化审批。

“但我们很理解监管那边的痛苦，他们的苦恼是之前也没有审批过类似的产品，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去怎么批，所以现在我们也很积极地跟监管部门沟通。”周珺表示，癌症早筛与医疗相关，属于强监管，目前这批最早发展起来的癌症早筛企业基本见证了行业的发展，至于癌症早筛行业的未来发展会有多快，仍然需要时间来验证。

谈及国内癌症早筛与国外还有哪些差距，周珺认为，国内外癌症早筛几乎是同时在布局，中国在某些方面还有优势，如中国癌症早筛行业的优势是人口多，能快速积累数据。国内外在癌症早筛上更多的不是差距，而是技术手段和产业化方案上的差距。

从早筛的疾病种类来看，以美国为例，发病率更高的前列腺癌存在比较迫切的需求，但在肝炎大国的中国，肝癌等方面的迫切性更高。另外，由于支付方不同，中美两国癌症早筛公司的商业化逻辑也存在差别。美国的买单方是保险，因此相关公司更多和保险公司合作；在中国，临床情况更为复杂，不仅需要证据证明给临床医生，企业还需要自己去构建一些支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