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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谈语言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
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
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韩愈说过。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原标题:《汪曾祺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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