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译过托尔斯泰的《三隐士》吗？

【编者按】适逢著名现代作家穆时英（1912.3.14—1940.6.28）逝世七十六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此刊文，以为纪念。此文删节版曾在《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3期发表，现恢复原貌刊出。

作为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先驱，穆时英短暂而辉煌的文学历程素来引人瞩目，其所抒写的都市中国的浓烈的酒味、疯狂的音乐、众多的“尤物”和赤裸的情欲（陈子善《跳起来，上海的狐步舞》，《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用力之深，笔触之广，创获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至今亦鲜有能出其右者。相关研究在海内外极发达，就在最近，我注意到日文、英文学界，还在出版相关的研究论著，并推许其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

不过，在批评、研究穆时英文学的过程中，许多法度谨严的学者，首先仍注意到对穆时英著作的版本及存世情况的考察。尽管这并未超出传统的中国文史研究中“著述考”、“版本叙录”之类的学术工作范畴，但对于向来重视理论、批评、“思想”的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似仍有强调的必要，而且，坦白说，迄今为止，参考书志学、书籍史、出版文化等新/旧学术取向，系统、深入地研究近现代文学作家的发表、出版活动者，确乎并不多见。

以穆时英的著作为例，其生前在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出版的各种作品的单行本，及收入穆时英作品的选集、文集等等复杂的文本与版本变迁，乃至近年来出版的《穆时英全集》的编辑之得失，《全集》出版后辑佚工作之成就及其限制诸议题，似皆有专门探讨的余地。再进一步而言，目前对穆时英著作情况的初步调查虽然已经完成，但即便是在这令人自豪的调查成果之中，仍潜藏着一些问题尚未被厘清。例如，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何者是穆时英的作品？何者又是冒名顶替之作？何者根本不是穆时英的作品？皆需要学者仔细考虑，提供有效的、经过充分批判的证据，以为确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在以下有限的篇幅内，试举一例言之。

这个例子就是1941年中译、出版的托尔斯泰小说集《三隐士》。在一些研究现代文学出版的重要著作（如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一些重要的文学数据库（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一些收藏家的书话（如张泽贤《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版本闻见录：1909～1933》）中，每每述及有关穆时英的著作，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三隐士》这本翻译文学，并注明“托尔斯泰著 穆时英译”。若这些记录确凿无误，有心人或可将此书与穆时英的其他翻译工作成果一道，追索其翻译志业、理解其文学生涯，讲述一个文学现代主义者之外、作为翻译爱好者的穆时英故事，诚然令人欣喜，但事实是否如此？

所幸此书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皆有收藏，检原书，于1941年8月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书封以大字列示其题名，为“三隐士”，其上则有一标题为“托尔斯泰故事集”，由此可识其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正文之前尚有《作者传略》一篇，简述托尔斯泰之生平事迹，虽然只有一页多的篇幅，但对于读者入门而言，可能已经足够。

不过，能承担这功劳的，除了译者、编辑，主要的还应该是另一本书——《现代名人传》。按，此传略摘录自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唐卢锋编著《现代名人传》“文学界名人”一编之《无抵抗主义者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该文叙述托尔斯泰的生平之外，还详说托氏之人生观、宗教观、艺术观，及托氏文学作品前后期之变化、若干代表作之特色等等，适可视之为一篇有力之专论。在近现代出版的众多中外名人传记著作中，此书虽然难称一流，但由于编著者下过功夫，搜集过不少资料，而且拥有自己的裁断，故而受到读者欢迎。

1928年冬，尚未成为一代词宗的青年夏承焘，粗览此书，“屡有感动，”进而以中外英雄豪杰之为，反观自身，叹曰：“我即不能为爱迪生、爱因斯坦、麦苏士，独不能为泰戈尔、甘地耶？日汩没其精神于故纸中，不能扩其目光于斯世。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终为一乡一邑之人乎。”（《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页）此后更多次重印，似亦足证其在当时之参考价值。另外，据夏承焘日记本条记录，亦可推知，此书版权页所标记的1929年9月这一初版时间有误，实际时间应在前一年年末，不然夏先生当何所读、如何读之？

《作者传略》之下，《三隐士》集依次收《天知道》、《猎熊》、《逆来顺受》等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凡十四篇，不足八十页，价亦甚廉，大抵是书局方面有心做成普及性质之图书，方便普通读者购买、阅读。不过，作为该书题名的短篇小说《三隐士》，首先引起我们的关注。按，此文重新讲述了一个在伏尔加河流域广为传颂的古老传说。

其大意云，一主教在传教途中，听闻三个老年信徒隐居荒岛、盼望灵魂得救，便决心前往荒岛，一探究竟，一见面却发现，这三个老人竟然连如何向上帝祷告都不甚了然，着即仔细而耐心地教其习诵祷文，直至他们学会为止。但当主教一行人离开的时候，“神迹”却突然地降临了。原来，这三个隐士因为健忘，旋而又将祷文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好追赶主教远去的船只，但是，不期然间他们却获得了在海上行走的力量，这一不可思议、如获上帝之助的行为，使前此有心教诲他们的主教和在场的众人都大惊失色。

小说旨在揭示出祷告、信仰不在形式，而恰恰在于虔诚、用心这一普遍真理，宗教寓言色彩和道德训诫意味非常明显，但是，俗话说得好，“好心”不一定办成“好事”，正因为托尔斯泰构思的巧妙、叙述的流畅，使之得以超越同类型创作，充分地展露出其长篇小说之外的才华，特别是晚期托尔斯泰（这是我模仿当代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说生造的说法，还请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见谅）的文学精神，从而在托氏漫长而硕果累累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被广泛选入以中西多种语文出版的文学经典作品选、入门读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也正因为如此，早在1914年，这篇小说即由当时已名满天下的翻译家林纾及其合作者陈家麟共同翻译，题名《岛仙海行》，发表在是年的《东方杂志》上，次年被收入《罗刹因果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不过，林纾、陈家麟的译笔古奥雅驯，且多有增删，后人难免重译，产生多种译本。与短篇小说《三隐士》的情况相近，收入该书的其余十三篇小说，早在是书出版之前，就有不少已被中译发表、出版。

事实上，与过分强调“五四新文学”意义的论者相比，我们应该指出：被“五四”时代的文学精英、学术精英奉若圭臬的托尔斯泰作品，其实早在“五四”之前，已经有相当之多的翻译，虽然多由日文、英文转译，但仍不失其作为“异域之眼”的重要性，也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正在成长中的“五四”一代多多少少知道了托尔斯泰的大名，唤醒了他们日后对托氏文学翻译、介绍、研究、模仿的热情。当然，这是研究翻译史的学者们所熟知的。

但也是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对“五四”之后的1930、40年代，诸多有关托氏文学作品的重译、甚至盗印现象，或可获得一通观之认识。将穆时英的翻译《三隐士》放置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中，予以重新审视，谓穆时英亦有可能追逐时尚、重译《三隐士》等托氏小说，似有一定之道理。然而，以我自己对《穆时英全集》的研读及集外文的发掘经验而言，乍见本文起首所举诸记录，不免感到疑惑。

如所周知，穆时英拥有相当博雅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当时上海流行的都市文化、艺术如电影、爵士乐、社交舞蹈、绘画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和令人惊奇的领悟力、洞察力。由这些个人的人文修养、审美趣味、艺术鉴赏力，与中西文学传统共同铸就的穆时英文学中，处处可见中西文学的回响，似亦不必在此备述。不过，以往的局限于“新感觉派”和“海派文学”视野的研究，多强调日本文学作为其渊源的一个侧面，但我通过研究发现，日本文学对其影响相当有限，相反，我们或许应该看到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在其文学世界的非凡意义。

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包括被我们一直尊为“正典”（canon）的高雅文学和民间文学诸如地方戏剧（曲）、歌谣、小调等等，都曾经参与了其文学构造；在西方文学方面，自《圣经》这一源头至其同时代的美国左翼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他不仅能够熟读深思，而且能够以专业的文学批评家的品质予以解读、分析，因此，未曾在泛泛的镶嵌式的引用上止步不前，反而使之成为其重要的思想与创作资源。即便如此，其一生中似从未发表过关于托尔斯泰及其著作、思想的片言只语，或可见出他对19世纪流行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有趣态度，也再一次地加深了我的疑虑。

覆按原书，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其书封，还是版权页，在交待其译述者时，皆署作“杨时英”，而非“穆时英”。据此检核近现代文学出版书目资料，穷根溯源，我们还能看到：1937年1月，启明书局曾出版杨时英译述之《托尔斯泰故事集》，系该书局“世界故事名著集”丛书之一。观此书之装帧、设计、内容及出版人、出版单位等要素，殆与后出之《三隐士》集相差无几，故敢推论出，1941年初版之《三隐士》集，与1937年初版之《托尔斯泰故事集》实出一源，且由后者更动而来。然而，《托尔斯泰故事集》的译者也正是这位“杨时英”。

那么，有无可能此“杨时英”是“穆时英”的化名、笔名？按，《托尔斯泰故事集》出版之时，穆时英已旅居香港，从此与海上文坛音讯渐疏，而且，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是：旅港数年间，穆时英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从未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也没有出版过其著作，若谓《托尔斯泰故事集》出穆时英之手，实无可被证实之理由；另一方面，《三隐士》集出版之时，穆时英早已身死名灭、乏人问津，就连友人们所创办的出版机构，或风流云散，或即使存在，亦唯恐避之而不及，试问启明书局又以何之故重刊其译著？似亦匪夷所思焉。

当此辩章两造之前，獭祭群书，考《托尔斯泰故事集》、《三隐士》之译者，委实另有其人。此人即杨时英先生，其曾翻译、并交启明书局出版过《泰西五十轶事》及托尔斯泰《猎熊》（单行本）诸书，余之生平事迹，虽不甚详，但与穆时英毕竟无关，此可以论定者也。至于“杨”、“穆”一字之差，酿成谬误流传，想系执事者容未细审、考校原书之故，似亦不必就此作任何讥弹之语。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此绝非客套之辞，也并不是说学术工作可以潦草马虎、支差了事，因为，在我看来，这还关系着我们如何认识包括“著述考”、“版本叙录”等等工作在内的学术事业的性质。

约而言之，实证主义史学和文献学取向的学术研究，与一般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颇为不同，追求“科学性”，以是学者无法逞才使性，凭自家感性、激情、想象力或一点阅读印象，大胆地衡文论史，相反，必须建立在傅斯年先生所谓“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研究方式之上，利用古典学、语文学、文献学、比较文学等多领域的方法，充分地批判材料之有效性，正確地理解文本本来的意涵，进而尝试复原历史图景，至于其研究所得之结论，既能被反复“证实”，同时亦可接受“证伪”的检验，对此，有人曾谓之“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然否？

《左传》宣公二年篇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漫漫问学路，专业人士的工作，恐怕就是要在这不断的“试错”中前行，哪怕偶然犯错，也并不丢人，起码可以告诉后人，此路不通，请开新路。是之所在，略如最终成功发明了灯泡的爱迪生，面对他人就其失败七千余次的嘲讽和挑衅，仍能十分坦然地作答：“先生，您错了，我只不过是证明了7600多种材料不适合作灯丝而已。”

二零一六年六月末改订于沪寓

本文由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