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评《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人类文明正朝悬崖狂奔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英】大卫·爱登堡著，林华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出版，264页，65.00元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一书的作者大卫·爱登堡，不少国人可能不太熟悉。相比之下，他参与制作的一系列BBC（英国广播公司）自然纪录片（如《蓝色星球》《行星地球》及《冰冻星球》），知名度或许更高一些。实际上，大卫·爱登堡是国宝级名人，他不但在2002年BBC组织的一次民调里被评为“一百位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而且，为表彰他对保育大自然的贡献，还有不少动植物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有一种“阿滕伯勒”长喙针鼹鼠（Sir David's long-beaked echidna，学名：Zaglossus attenboroughi）……以此看来，如今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的大卫·爱登堡早已功成名就。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我们星球上的生命》会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是他一生经历的回忆录吗？

一定程度上，是的——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里那句“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一样。大卫·爱登堡在这本书的结尾里提到，“我出生在另一个时代”。正如书里所写，“这不是比喻，而是不折不扣的实话”。大卫·爱登堡出生于1926年5月，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而根据一群地质学家在2016年提出的意见，由于人类文明对地球（至少是表面）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因此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地球应被称为“人类世”。大卫·爱登堡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过去几十年里亲身经历的拍摄自然纪录片的珍贵细节。比如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徒步穿越了当时还在澳大利亚管辖下的新几内亚岛东部（现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他结束这次探险，“坐回了我在电视中心的办公桌”后，读者仅从他的感受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次无比艰难的旅程——“几天后，我回到了20世纪”。又比如，为了拍摄现存最大的类人猿——大猩猩的镜头，大卫·爱登堡在1978年启程来到了山地大猩猩的聚居区——非洲中部的小国卢旺达。在书中，他记录下自己与美国传奇生物学家黛安·福西的交往经历。爱登堡尚未提到，八年之后，在1986年元旦前几天，利欲熏心的偷猎者用砍刀残忍杀害了这位五十三岁的杰出女性。

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又绝不止一部回忆作品。在爱登堡看来，欣欣向荣的人类文明其实正向着山顶的悬崖狂奔而去。作为一位长寿老人，他目睹了人类文明在二十世纪的“大加速”：从1937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人口从二十三亿增加到七十八亿，与此同时，地球大气层含碳量从二百八十百万分比浓度上升到四百一十五百万分比浓度，未开发的荒野也从地表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五。爱登堡当然承认，“大加速”为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带来了福祉。作为“大加速”的一个小小方面，通信与媒体技术的进步也成全了爱登堡本人的职业发展。然而，人类社会“加速”到最后又会是怎么样呢？爱登堡借用微生物学家的试验描述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前景：起初细菌在密封的营养基里自由自在地繁殖，每二十分钟增长一倍。随着细菌迅速繁殖到容器所能容纳的极限，由于资源耗尽环境恶化，细菌的死亡同样也以指数级增长。结果，菌群如同它快速兴起一样快速崩溃。

以此看来，“大加速”的人类文明似乎正处于这一曲线的左侧。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眼下的世界距离那个急转直下的顶峰还有多远？以大卫·爱登堡的看法，留给人类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读者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地球生态每况愈下的标志。1989年，爱登堡为拍摄《生命的考验》而来到马来西亚。他吃惊地发现，生物多样性丰富得令人目眩的热带雨林正在被经济作物（油棕）林取而代之。残存的小得可怜的原始森林与极目望远都看不到尽头的一排排人工种植的油棕形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差。到了1998年，专门介绍海洋生物的纪录片《蓝色星球》的摄制组更是在无意间看到了当时并不广为人知的现象——珊瑚礁正在“白化”。今天，人们知道，这是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海水迅速变暖酸化。珊瑚的“白化”意味着死亡，美丽的珊瑚礁因此变为一片废土，并预示着“地球的平衡正在被打破”。

在爱登堡看来，这一切都是人类犯下的错误——足以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相提并论。曾经的热带雨林与浮游植物群落锁住了大量的碳，以此维持大气的平衡。而今雨林不存、水体酸化，也就打开了释放甲烷与二氧化碳的阀门……他还在此提到了令人不安的“往事”——两亿五千两百万年前的二叠纪晚期，火山爆发导致地球气温上升到比今天高六摄氏度的水平，随之而来的是地球生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灭绝——百分之九十六的海洋物种就此消亡……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里的话说，“我们已经超越了地球的安全活动空间。‘大加速’像任何爆炸一样……在生命世界造成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大衰退’”。

实际上，大卫·爱登堡已经在书中想象出了“大衰退”的场景：到距今一百年后，由于极地冰层融化，海平面将会升高将近一米，诸如鹿特丹（荷兰）、迈阿密（美国）乃至胡志明市（越南）这样的沿海城市将被淹没，迫使居民向内陆迁徙。与此同时，地球气温会比现在高四摄氏度。四分之一的人口将因此生活在平均气温超过二十九摄氏度的地方，今天只有撒哈拉沙漠每天如此酷热——众所周知，撒哈拉沙漠是绝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无论这是不是在耸人听闻，“全球变暖”或许已是不争的事实。若非如此，世界各国也不会在2016年的《巴黎协定》中设定如下长期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一点五摄氏度以内。

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有句名言，叫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相比描述“大衰退”的具体景象，读者更加关心的也自然是如何才能避免这一可怖的前景。对此，大卫·爱登堡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既然“地球的稳定性恰恰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时候发生动摇”，那么“要恢复我们星球的稳定，就必须恢复被我们消除了的生物多样性”。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重新野化世界！”

这也正是大卫·爱登堡为《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第三章所起的标题：“未来憧憬如何重新野化世界”。本章也可以说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主旨所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的另一个副标题，正是“未来憧憬”。

在爱登堡看来，要在人类掉下悬崖前踩住刹车，减少“碳排放”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毕竟，现代工业文明建立在煤炭与石油这样的化石燃料之上，而“对化石燃料毫无节制的使用给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最紧迫的挑战”——相比三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时，人类已经使全球温度升高了一摄氏度。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倒也简单——“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品”，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地球深处的热能之类“可再生能源”来发电。在这方面，或许现实世界的进步比作者在书中的预想更加乐观。大卫·爱登堡在2020年写作这本书时认为，“我们面临的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可以成为既得利益的抽象力量”。但在2021年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发现，至少在乘用车领域，“既得利益者”已经向抛弃“化石能源”的潮流屈服了。诸如奔驰、大众、本田这样的汽车巨头，都已纷纷宣布在不远的未来全面转向电动汽车，从而结束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将在二十一世纪中期建成一个清洁能源的世界称作“创造奇迹”，而现在看来，这一目标远非遥不可及。

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卫·爱登堡还将“减少对肉食和乳制品的依赖”放在了“从生活中去除化石燃料”同等的地位，称之为“今后几十年中需要推动的第二大社会变革”。这是因为，在食物链上每上一级，能量就损失一些。肉制品需要耗费的资源，远比蔬菜、谷物来得多——“今天，用于生产肉类和乳品的农地占全世界所有农地的80%”。“将来美国人都和今天最富裕国家的人吃同样多的牛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地球上没有足够的土地生产那么多牛肉。”结论因此呼之欲出：“将来我们必须转向主要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在大卫·爱登堡看来，通过减少饮食中肉的比例等措施，“人类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也会少得多，使用的能源和水也会少得多，排放的温室气体也会少得多”。其结果就是，“人类只用现在农地面积的一半，即北美洲大小的地方，就能解决口粮需求”。

作者当然也不讳言，人类社会对肉食的消费并不是平均的。“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吃一百二十千克肉。欧洲国家每人每年吃六十千克到八十千克肉。”相比之下，拥有塞伦盖蒂大草原丰富野生动物（肉类）资源的肯尼亚人均年肉食量只有十六千克，因为宗教关系吃素的印度人更少，还不到四千克。显而易见，要让天天餐桌上有着牛排猪腿的欧美与一年吃不上几次肉的亚非拉在减少肉食方面“一视同仁”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享受了几百年丰富肉食的发达国家理应在这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大卫·爱登堡在书中提到，“1/3的英国人要么不再吃肉，要么减少了肉类消费”，而他自己，也“近些年来逐渐停止了吃肉”。这些努力当然还很不够，但至少相比借口“拯救环境”而宣称印度人最好别吃肉的某些政客要高尚得多。

对于因人类减少肉食而被“空”出来的大片土地，大卫·爱登堡也有自己的打算：“野化陆地”的工作一旦大规模铺开，“就有机会实现重新野化最激动人心也最有争议性的雄心——重新引进大型食肉动物”。就像黄石公园重新引进狼群那样，会“带来营养级联效应”的好处，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增加，能够捕集更多的碳……

毫无疑问，从《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的内容来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从事殿堂级自然纪录片拍摄工作的大卫·爱登堡对大自然以及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的热爱是真挚的。不过，书中的一些观点倒也不是没有商榷余地。比如，作者将人口增长也看作一个问题，担心已经超过了地球负担的极限：“我们在吃地球资源的老本，因此没有意识到地球真正的承载能力。”要“让每个人得到公平的一份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人口增长就必须稳定下来”。为此，书中将日本作为一个正面例子：“2000年，日本的人口是1.26亿，今天仍然是这个数字”——其实日本在人口负增长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2021年的统计数字已经不到一亿两千六百万人了。

或许，作者的论断是对的：“日本的人口爆炸是暂时的一次性事件，最终被‘大加速’带来的社会进步遏制住了。”推而广之的话，整个人类社会或迟或早也会在经历了社会进步之后结束“人口爆炸”时代，从而减少对世界的索取。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么？可以说，这实在是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纪“人口爆炸”后的老眼光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以后，日本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作者自己也承认，“这将造成经济上的大问题。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要养活的老年人却越来越多”。遗憾的是，大卫·爱登堡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只能设想：“如果说哪里应该引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帮助维持经济，则非日本莫属。”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深陷“高龄化”“少子化”泥潭的日本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呢，还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正如作者在《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的开头所述，在人为事故引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之后，人类被迫遗弃了核电站附近的繁华城镇，现在属于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Pripyat）。几十年后，大自然重新占领了这座“鬼城”，令其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换句话说，对整个地球而言，人类究竟不是“上帝”。大自然拥有的复原能力，远比人类想象更强。刘慈欣曾经写过一部名叫《时间移民》的小说，在故事里，高度智能化的人类最后选择了“不存在”，而失去人类活动的地球又恢复了生机。这当然不会是旨在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大卫·爱登堡的写作初衷，但过于看重人口数量而无视人口老龄化将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实在又有过于简单激进之嫌——与其说人类要在生态灾难到来前拯救地球，倒不如说是先要拯救人类自己。无论如何，人类总归要与我们星球上的“其他”生命一样，首先保证自身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