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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盖伊:启蒙哲人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者”

彼得·盖伊
2016-07-11 15: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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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有“文化史领域的弗洛伊德”之称的彼得·盖伊(Peter Gay)是著名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1923年生于柏林,2015年逝世于纽约家中。写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启蒙时代》是其成名作,曾在国际学界掀起重新评价启蒙运动的热潮,被视为文化史领域的典范。《启蒙时代》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的中文版本于2015年问世,下卷《自由的科学》中文版则刚刚推出。

18世纪,科学被奉为神话,在追求现代性的潮流中,人道精神渐进地、挣扎着适应社会的巨大变迁。一方面,女性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要获得男性的平等对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盖伊笔下的启蒙哲人们对此也表现出复杂的态度

本文经授权选摘自《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彼得·盖伊著,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6年6月),标题为编者所加。

彼得·盖伊(Peter Gay)。

18世纪理性的昌盛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讲究情理”的胜利。理性与人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往往被混为一谈。在感伤戏剧《私生子》里,狄德罗的一位代言人兴高采烈地把理性、优雅和良善相提并论:“野蛮人当然还是有的。什么时候会没有野蛮人呢?但野蛮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一个开明的世纪。理性蓬勃发展,这个国家的书籍中充斥着理性的箴言。人们几乎只看这类引人向善的书。”这话有点不切实情,事情没有狄德罗想得那么简单,世人也没有他想得那么良善。不过,这个批判的时代也是一个人道的时代。“政治艺术的知识将水到渠成地带来温和与中庸,”大卫·休谟指出,“因为它教给人们的人道准则远胜于苛刻和严厉。”因此,发生暴乱的概率下降,即使发生暴乱,也不会被穷途末路之徒硬撑下去。“人们的性情日益温和、知识逐步积累,人道精神发扬光大,成为区分文明时代与野蛮和蒙昧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仅暴乱不像从前那么“悲惨”,对外战争也没有从前那么野蛮,战士退役还乡后能回归常人的生活。这并不是休谟的一厢情愿,歌德也像启蒙哲人那样确信“世间万物皆相关”,日后也深情地回顾了这个改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光是年轻的律师,就连年长的法官都不乏人道热忱,人们竞相宣扬良善的行为准则,将这些行为准则落实到行动中。行会、医师行业和宗教团体的偏执受到有效遏制:“一个又一个阻碍被冲破。”看来,不管是法庭、政界还是战场,理性都成为人道精神的温床。

之前的时代从来不乏仁慈之心。有人施舍穷人,有人同情不幸。18世纪人道精神的新意在于,它构成了普遍的重振勇气的一部分。这种人道的乐观主义行为准则不仅源于宗教成规,也是建立在科学进步的理性基础之上。慷慨是一个进步社会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像理性一样,人道精神也在虔诚的基督徒当中找到了坚定拥护者。正是在良善这一点上,启蒙哲人与基督徒殊途同归。他们尽管动机不同,但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废除奴隶制,拯救私生子,废止残忍的刑罚,救济不幸者。许多现代基督徒坚信“基督教慈善事业”是最高贵的宗教美德,亨利·菲尔丁只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极其虔诚却饱受自我怀疑之苦的信徒,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坦言:“如果可能,我希望后人不但把我看成真理之友,也把我看成人类之友。”虽然约翰逊与伏尔泰并不步调一致,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谴责当局审判和处决海军上将拜恩,两人为拜恩辩护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态度同样坚决。介入此事给伏尔泰带来的声望要超过约翰逊,他的一句脍炙人口的俏皮话更是传诵一时:时不时枪毙一个上将不是坏事,“可以激励其他的上将”(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不过,约翰逊的介入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18世纪,虽然他为拜恩所作的辩护更为朴实无华。毕竟,伏尔泰是在事后说俏皮话,难免有耍嘴皮子之嫌。约翰逊至少看上去更讲道理。他并非激进分子,而是个头面人物,与伏尔泰不同,他一本正经的信誉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塞缪尔·约翰逊的人道冲动与启蒙哲人的人道情怀相去不远。像启蒙哲人一样,约翰逊并非稀里糊涂、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同情,而是明辨是非、爱憎分明。他谴责奴隶制,始终不渝地同情不幸者、受害者和穷人。诚然,约翰逊对于情操生活抱有疑虑,留恋老派的权威,他的人道情怀难免陷入情感纠结之中,但至少他的一些保留意见是入情入理的。18世纪的人道精神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也沾染上了伪善的污点。恻隐之心与剥削并行不悖:人们对海外奴隶的命运深感悲痛,却又无动于衷地把本国儿童送入矿井。然而,愤世疾俗属于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当时的这种顾此失彼的人道精神乃是笨拙地回应前所未见的社会变迁,它是一种渐进的、往往很费力的尝试,旨在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态度,以适应正在挣扎着诞生的新社会。

这种不完善、不时还自相矛盾的人道精神广泛传播开来。泾渭分明的社会等级制依然颇具吸引力,但在社会强音和对社会流动的渴望的冲击下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西欧社会的中间阶层,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大大削弱。17 世纪的父权制家庭模式逐步让位于核心家庭,新兴的家庭模式划清了家庭与社群的界限,家庭内部也日趋亲密和平等。在日渐扩大的有限范围内,少女获准自行选择伴侣。18 世纪的小说描绘了父母意志与自由恋爱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但是,正如理查森的小说所见证的,为了门当户对,强行把女儿许配给她不喜欢的人的做法即便算不上卑鄙,也逐步变得落伍。父母懂得人情世故,子女择偶时应当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父母反对,子女就应该发自内心地听从父母,但是正如一位作者在1739年写道:“择偶更多关系到男女双方的幸福,而不是他们父母的幸福。选择的后果是由年轻夫妇承担的,因此应当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家庭领域正在发生改变,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这种改变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有理性为自由保驾护航。男女双方相互尊重、冷静清醒、深思熟虑的理性之爱上升为一种社会理想。1749 年,一位道德家以这个时代特有的口吻指出:“有一种爱是理智、自然、清醒和明理的”,只有这种爱,而不是疯狂的迷恋或放纵的性激情,才是选择终生伴侣的合适向导。英国人率先倡导这种理性的爱,也表达得最为铿锵有力,在法国和一些比较开明的德意志邦国,也有人略带羞涩地表达了相同的观念。感伤小说理想化地描绘了理性之爱,道德说教期刊则进行了详细分析,就连英国上院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谈及旨在防止草率婚姻的1753年《婚姻法》时,希尔斯伯勒勋爵指出,“婚姻双方的相互关爱是婚姻的基本要素”,他接着解释说,他指的是“一种庄重而专一的爱,而非冲昏头脑的一时感情冲动”。可见,像其他问题一样,人们在微妙的爱情问题上越来越信赖理性,也越来越人道。婚姻观念随之改变。在整个17 世纪,婚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制度,一种管理财产和控制继承权的合法手段;到启蒙时代,婚姻被视为一种体面而严肃、本质上是世俗的伙伴关系和契约。对于许多人来说,长久以来的一夫一妻制基督教理想已成为一种合宜的现实,就连那些婚姻不美满的启蒙哲人,也觉得应该用自身的哲学来赞美婚姻制度。利希滕贝格在很多事情上都很蹩脚,恶劣的夫妻关系尤其让他苦不堪言,但他仍然认为友谊“乃至美满婚姻的纽带”让人愉悦,因为两者都让人的自我得以进入到“任何个体都无法涉足的广阔空间”。两个人结为夫妻不仅不会丧失自身的个性,反而会保持“有益的差异”,这使得共同生活成为极惬意之事。一个人如果想诉苦,“对着另一个自我诉苦,说不定会有所帮助,对诉苦的深切同情其实就是一种帮助。如果喜欢听人称赞自己的长处,他不妨把另一个自我当成听他自吹自擂的听众,不必担心会丢脸”。

18 世纪的氛围比之前的世纪更宽松、更少压抑,妇女和儿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权利。在17 世纪,几乎人人都认为妇女的地位低于男子,弥尔顿对亚当和夏娃的描写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到17 世纪90 年代末,一贯开风气之先的丹尼尔·笛福大声斥责他的男性同胞卑鄙地对待妇女。只要让妇女像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他在《英国商业方略》中指出,妇女的所谓劣势很快就将消失。18 世纪追随的是笛福而非弥尔顿。

启蒙哲人很熟悉智慧女性,想一想狄德罗与索菲·沃兰、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以及款待世界各地启蒙哲人的巴黎名媛贵妇,这个问题也就无须多言了。启蒙哲人平等对待她们,甚至把这一点列入到改革议程之中。不过,启蒙哲人虽然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女性主义者,但他们并非全心全意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的恐惧由来已久,古人认为女性是遭天谴之人和堕落之源,想要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迷信绝非易事。大卫·休谟表达了一种进步观念—“婚姻乃是双方彼此的承诺”,他反对“男性专制”,认为这将“破坏大自然确立的两性间虽不平等却是接近的地位”。休谟非常享受女性的陪伴,他曾相当可爱地表示:“我们与女性的自由交往比任何其他发明更能为社会带来光彩、生气和优雅。”不过,就连休谟也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偏见,他在有关女性的文章中表现出不常有的矜持,还重提一种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女人是一个“几乎让人很难理解的”对象。《百科全书》也流露出同样的矛盾心理,理想女性被描绘为虔诚、节俭、温柔、整洁,尤其是顺服的家庭妇女。像休谟一样,《百科全书》用一些不会用于男性的词汇来形容女性:动人、娇媚、珍爱、神秘。另一方面,它猛烈抨击女性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状况,指斥这种状况违背了全人类的自然平等,无视一个公认的事实: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精力旺盛、能干和聪明。女性的所谓劣势多是男性支配地位造成的恶果。在《论女性》一文中,狄德罗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旧观念根深蒂固,启蒙哲人当中也不乏死抱着这些旧观念不放的人,然而,开明的大众慢慢不再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看成是怪物和笑柄,也不再视之为以反常的才智诱惑男人的性别陷阱。当时的煽情感伤文学虽然大多是庸俗之作,却从一个平等的视角描绘女性,从而有助于揭开女性所谓的“神秘”面纱,这种神秘感其实是来自对女性性别能力的隐秘恐惧。在拉克洛的小说中,歹毒的梅特伊尔侯爵夫人向男人宣战,为女性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压迫复仇;她表示,女性要想获得男人的平等对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许多革命一样,梅特伊尔的性别革命表明受迫害者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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