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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识字率的上升是如何影响启蒙运动的?

彼得·盖伊
2016-07-08 08: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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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5年去世的彼得·盖伊被认为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文化史学家”,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出版了多部,包括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第1卷《感官的教育》,《启蒙时代(上)》。日前,《启蒙时代(下)》也已由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启蒙时代》上下两卷以100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呈现了18世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思想文化思潮如何相互交往、影响、融合,并形成合力。

本文选自该书,讲述了识字率上升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彼得·盖伊

文人共和国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广大的阅读公众;只有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家才能摆脱任性专横的赞助人,自由决定自己的题材,确立自己的独特风格。尽管阅读习惯很难判定,统计资料缺乏且难以索解,但有证据表明,启蒙时代已经形成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日内瓦和荷兰共和国等加尔文宗国家,民众求知欲旺盛;在英国,朝气勃勃的清教徒在17世纪时即已成为庞大的读者人群。在休谟和伏尔泰时代,这些国家的读书风气日益浓厚。1781年,塞缪尔·约翰逊把英国人称作“读书的民族”,这样的夸大其词并不出人意表,因为这还算是有节制的。一年后,一位十足的亲英狂、瑞士旅行家卡尔·菲利浦·莫里茨欣喜地发现人人都在阅读以多种廉价版本再版的英文名著;他的女房东,一位裁缝的孀妇,在读弥尔顿的作品,而且在莫里茨看来,她能读懂弥尔顿。

其他国家的识字率也有了大幅提高。在法国(从结婚证书上的签名判断),成年人识字率从1680年的40%上升到1780年的70%。中产阶级自命不凡的优雅曾为莫里哀提供了丰富的喜剧素材,如今开始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租借图书馆诞生于18世纪,在外省城镇和巴黎,租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里昂的公共图书馆自豪地拥有55000多册藏书。在其他城市,雄心勃勃的市长们收集并公开展出丰富的私人收藏;大学和地方私立学校的图书馆每周开放好几天,以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阅读需求。文学社团纷纷出现,18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尤为迅猛;有教养的外省人租用阅览室,订阅新式期刊,成套购买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德国人的教化虽然迟缓,但也在向前推进:1762年,维兰德欣喜地发现“读者人数稳步增长”。到18世纪末,俄国和伦巴第的贵族中仍不乏文盲,但在西欧,文盲主要存在于下层社会。

《百科全书》

当然,单纯的识字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数百万法国人会写自己的名字,通常还能写点儿其他东西,但没有多少人能阅读通俗刊物,更不用说哲学读物。1762年,卢梭出版《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之年,一部关于公共教育的匿名著作(作者可能是狄德罗)估计,法国只有不到10%即180000名7-18岁的儿童接受过起码的学校教育;其余的适龄儿童只有少数接受过一些初步训练,他们被永远挡在严肃文学的门外。在德意志,汉堡、莱比锡等少数繁荣的商业城市,拥有一定规模的读者群,有一些小出版社为不大的阅读需求服务;但这样的城市少之又少,其他德意志邦国的读者人数微不足道,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属于重要的少数人。德国出版商靠烹饪书、历书和法语语法书赢利,历史、科学和哲学书籍的印数很少超过500册。虽然各种通俗百科全书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但18世纪80年代末,歌德作品集的第一版仅有区区600订户。无怪乎德国作家自己就认定条顿民族的教化事业举步维艰。

英国的情形要好得多,但仍有很多穷人是文盲,他们即使能进入慈善学校,也只学会读宗教小册子或感伤小说。尽管有不少咖啡馆和租借图书馆,也只有极少数英国人曾读过一份报纸或一本文学书。法国大革命时期,伯克估计,严肃读物的读者人数大约只有80000人。约翰逊所谓的“读书的民族”看来属于意气风发和耸人听闻之辞。

不过,姑且不论18世纪的阅读水平如何,其读物数量始终不断增长,阅读公众的构成和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较量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此时已波及西欧各地以及西欧的文化前哨北美殖民地。学者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风格并非清教和卫斯理宗牧师所独有,也是哲学传播者的标志——取代了矫揉造作、繁复华美的风格;合理明晰成为好作品的公认标准。英国和法国的诗人、剧作家赢得了古典作家般的显赫地位:18世纪的文学学者编订这些名家的作品,其态度之虔诚不亚于古典学者对待希腊罗马的大师。此外,英语和法语最终在18世纪发展出完善而复杂的形态,编撰权威语言词典不仅可取而且可行。

这些不可逆转的新现象导致了一个重大后果(同时也是间接起因):拉丁语的没落。16世纪,法国出版的书籍中每3本中就有2本使用拉丁文(德国的比例更高);到18世纪80年代,相应的比例完全改观,法国每出版20本书,德国每出版11本书,才有一本是拉丁文的。“博学者”(érudits)促成了这种转变。16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多专门为有学识的读者写作;17世纪,霍布斯和笛卡尔娴熟地使用本国通俗语言撰写出最重要的著作。启蒙哲人完成了这场语言革命。1688年,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在莱比锡大学用德语授课,舆论为之哗然;后来,他更加离经叛道,出版文学和道德教育杂志《每月论谭》,创立了德国新闻业。

托马西乌斯的德文文体拙劣,还夹杂着法文词汇和佶屈聱牙的句式,但他的首开先河之功是无法抹杀的。作为托马西乌斯的继承人,德国“启蒙学者”(Aufklärer)同英国和法国启蒙哲人一样乐于用母语写作,不再有任何屈尊态度,到莱辛时代,他们已经用德语创作出卓越的作品。

笛卡尔

阅读公众人数有限的贵族化特征虽然有好处,启蒙哲人却发现这未必完全是好事。大多数人喜欢的是拙劣的小说、异想天开的游历故事以及中伤他人的政治流言蜚语,这些读物成为读者大众的主要精神食粮,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接受高雅精神食粮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会去读启蒙哲人的著作。因此,启蒙哲人像古往今来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哀叹大众鉴赏力低下。伏尔泰对法国报刊撰稿人嗤之以鼻,称之为文学界的“贱民”(canaille),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斥责大多数杂志是“浑噩无知者的饲料,胸无点墨却信口开河者的谈资”;“胸无点墨”云云,狄德罗指的是这些人不读启蒙哲人的大作。

18世纪的阅读公众虽然没有文人希望的那么多,阅读品味也较为粗俗,但几个国家的读者规模、财力和鉴赏力却足以支撑一种文学体制:18世纪60年代,生计艰难的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愉快地表示作家无须再依仗大人物的鼻息,“除了公众之外,他们如今别无其他赞助人,而公众基本上是和善而慷慨的主人”。他的乐观有点超前,即便对于英国来说。不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正因为有买书的男女读者,作家才得以走上追求独立之路,因为收入与尊严成正比。

实际上,作家地位的提升,部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贵族抛弃了目空一切的等级观念,投身文学生涯,部分是因为以自食其力为荣的商业价值观的传播。正如文人们一再发现的那样,在私人沙龙也好,皇家宫廷也罢,体面的社会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财富,越有钱地位越高。伏尔泰断定,大多数作家并不富有,而贫穷“消磨意志;宫廷里的哲学家与国王的首席大臣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奴仆”。至于他本人,他以动人的坦率补充说:“我见过太多的作家因贫穷而遭人白眼,所以我早就决心不让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伏尔泰的证言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是18世纪作家利益最热心、最有力的代表。

伏尔泰

第一个让文人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足够的经济回报的国家是英国。冷静务实的艺术家亚历山大·蒲柏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才华获得回报,最终偶然想到用征订的方法出售自己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举赚得9000多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之后不久,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在18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其续集《波莉》却未能获得演出许可证,他转而把《波莉》剧本出版,获得1 200英镑的收入。塞缪尔·约翰逊像蒲柏一样务实地看待文学职业,在能言善辩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完成了蒲柏开创的事业。约翰逊承认——其实是自信地断言——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从事写作的惟一动机是为了钱。这话虽然直白,却并不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

约翰逊的巨著《英语词典》原计划3年完成,实际花了9年时间,稿酬却仅有区区1675英镑;詹姆斯·博斯韦尔对此大为不满,但约翰逊不仅没有指责出版商,反而认为“书商是宽宏大量、心胸开阔之人”。事实上,出版商虽然通常都很精明,但偶尔也会冒一冒险:年轻的大卫·休谟在默默无闻时出版《人性论》,仅得到50英镑稿费;这笔钱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因为销量惨淡,出版商还是亏了本。休谟成名之后的稿酬相当优渥:《英国史》第一卷的稿酬为1000英镑,之后各卷的稿酬更是节节攀升。

大卫·休谟

出版业是一个世俗行业,18世纪从这个行业获益的主要是世俗作家,不过,通俗布道词的作者不会等到上天堂时才收取报酬。休谟的朋友、爱丁堡高教会牧师休·布莱尔凭借四卷布道词获得超过1700英镑的收入。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商威廉·斯特拉罕付给布莱尔100英镑,该书上市后销路很好,其他出版商竞相为之后各卷开出高价,斯特拉罕立即与布莱尔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自由企业并不只为商人带来利润。18世纪70年代,因为耗得起时间,而且其本人俨然已成为一项奇货可居的资产,吉本更是单方面开出条件,要求与出版商分红。

当然,许多作家的处境一如往昔,穷困潦倒的蹩脚文人沦为心狠手辣的出版商的猎物。畅销书作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只不过得大于失而已。禁书出版业有力地促进了新思想在欧洲各地的传播,出版商瞒骗海关官员、贿赂审查官时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盘剥作者时更是心狠手辣;地下出版商窃取手稿,非法翻印,拖欠稿酬。然而,在18世纪(如同我们这个世纪一样),为数不多的作家仅凭写作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种前景本身就能够激励作家走向独立。

法国作家争取自主和自尊的努力远比魏玛的同行成功,但也经历了漫长艰辛的奋斗。17世纪,由于财政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法国作家未能赢得独立。笛卡尔曾将200本《方法谈》免费送人,他大半辈子都是靠皇室赏赐为生。莫里哀凭借《伪君子》一剧获得2000里弗巨款,但皇家赞助人和贵族观众从来不会让他忘记自己出身卑贱。18世纪初,诗人鲁索备受尊敬,成为上流社会的常客,他的赞助人总是摆出一副屈尊纡贵的姿态,像对待戏子一样对待他,不怀好意地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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