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澳大利亚淘金：1851年淘金热是如何发生的？

澳大利亚被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这反映了采矿业在该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东南部铜矿的零星开发，但1851年爆发的淘金热才真正奠定了其声望。

被压制的“淘金欲”

1830年代牧羊业大发展以来，牧羊人不断深入澳大利亚殖民地腹地并发现天然黄金的消息已经时有耳闻。然而官方并没有乘势勘探金矿，反而竭尽所能压制这一消息。

当局不能也不敢放任淘金活动的展开，其顾虑在于当时澳洲殖民地的性质与地位。自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拓殖澳洲后，50年间澳大利亚先后建立起若干个直辖于英国殖民部的流放犯殖民地（澳大利亚联邦六个州的前身），可谓英国全球殖民体系中身份最低贱且地理最边缘的移民殖民地。对帝国殖民部外派官僚而言，其首要使命在于监管囚犯并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习惯于降低操作成本，它会尽可能规避自己要承担的行政责任与风险，可淘金热恰恰会加剧这方面的挑战。

1839年，波兰裔博物学家斯特泽勒奇伯爵在考察澳大利亚东南部农场时就获得了黄金矿产样本，他向自己的好友、新南威尔士总督乔治·吉普斯报告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肯定存在金矿。1841年，默奇森爵士发现斯特泽勒奇带回国的金矿石标本和俄国已经开发的乌拉尔山区金矿石构造相像，由此也推测认为澳大利亚有黄金。他建议把英国康涅什地区的人送到澳大利亚采金，但是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后来斯特泽勒奇自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敢擅自公布发现黄金的消息：“我收到了总督的警告，要我对自己公开这一消息的后果负责。因为总督说如果宣布殖民地是黄金地带，那么要维持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凡迪门、诺福克岛）的社会秩序就不可能了，这里住着45000名流放犯。除非本土的刑法典有所修改，否则遣送流放就会变成对犯罪的奖赏而不再是惩罚。我得服从国家政治利益。”

另外，当时英国的矿产法与矿冶学知识水平也制约了黄金开发。1689年以后，英国法令规定铜、铅、铁等贱金属矿藏都可以由私人开发，但是作为贵金属的金银矿所有权与开发权一律归皇家所有，这就迫使普通殖民者即便发现了黄金也不愿意公布，惟恐被没收所得。澳洲许多殖民地居民是戴罪之身，并不敢轻易挑衅权威，何况这里的土地在法律上多属于皇家领地。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中期地质学才刚刚兴起，很多时候还依附于植物学与动物学，相关的知识与研究不受重视。沿袭博物学传统的殖民地政府最喜欢聘用植物学家而不是地质学家或者是矿冶学家，探险者们整天关注的是花草树木而不是它们所掩盖的矿物质。这样一来，多数探险队与旅行队都极少考虑对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区进行矿冶勘探。学界如此，民间就更缺乏黄金矿冶学的知识。由于黄金珍稀罕见，澳洲一般殖民者甚至从未见过天然黄金，结果就算发现了黄金样本也无法确认，更遑论开采。

突如其来的淘金热

尽管澳大利亚殖民当局一直隐瞒金矿资源的存在，但太平洋另一端的淘金热迅速打破了这一局面——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爆发了淘金热。当时的加州名义上还属于墨西哥，实际已是美国西进运动觊觎的最后一块边疆。由于缺乏官方权威的有效统辖，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毫无顾忌地被公诸于世，淘金者闻风而至亦不受管辖，黄金开采热潮一发不可收拾。

1848年底，加州淘金热的消息通过跨太平洋贸易航线从旧金山传入悉尼。澳大利亚的居民顿时沸腾了，众多拥有自由身份的殖民者立刻考虑动身前往加州，哪怕他们对加州一无所知。

“1849年初，有一艘运输了1200盎司金子的船只从美洲驶来，经停悉尼时大家都看呆了，之前连加州在哪里都不清楚，现在立刻就相信了那里盛产黄金，于是人们马上就想移民，不仅是殖民地中尚未安顿或者天性好冒险的人们想前往加州，新近从英国抵达的受资助的移民也是如此，他们一上岸就听说了加州淘金热，于是几乎毫无例外的立刻拔脚启程向加州，甚至连一天都不想多逗留。可他们受了资助，本该是澳洲的劳动力。”

澳大利亚本来就急缺自由劳动力，而在1849年和1850年中，不算吸引新移民方面的损失，仅从澳大利亚出境涌向加州的男性移民都有6000-8000人。如此一来，劳动力短缺问题雪上加霜，刚刚由牧羊业推动而开始试行的自由移民殖民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1849年初，面对汹涌离境奔赴加州的移民，新任新南威尔士总督查尔斯·费兹洛伊不得不开始考虑以对等的手段来阻止人口流失。3月1日，费兹洛伊向当时的殖民国务大臣约翰·格雷发去了紧急信件暗示能否也进行黄金开发，他举证说：“我新得到一块重达3.5盎司的纯金矿石。只是还不知道确切的出产地方，但这似乎肯定是在大分水岭西侧发现的。”费兹洛伊和他前任的态度已经颇有不同，后者根本就没打算向伦敦政府报告有关消息，还竭力扼杀消息的扩散。到1850年，当局已经被澳洲发现黄金的消息搅扰得进退两难，尽管费兹洛伊总督受命被迫重申禁止私人开采贵金属，但他认识到这对遏制人口流失极为不利。事实上，如果澳洲殖民地爆发淘金热，那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但若没有类似的运动，社会或许会瓦解。

具有讽刺性的是，加州淘金热从1850年底起逐渐趋于平息，所以一些前去淘金的澳洲矿工开始打道回府。这批被称为“1849年人”的淘金移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淘金经验，其中一名叫爱德华·哈格里夫斯的淘金者突然奇想，坚持要回家乡淘金。

“我的脑海中本没有任何地质科学方面的理论准备，我只是简单地比较了我在加利福尼亚所看到的地质结构以及18年前我在澳洲见过的景象；而且我完全相信，如果（加州）表露的这种地质地貌可以探测到黄金，那么澳洲也会有的。我立刻就按照这种想法去实践了”。哈格里夫斯于1851年1月返回到澳洲，2月5日就结伴前往巴瑟斯特寻找金矿。一周后他果然有所斩获，于是立刻返回悉尼联系殖民当局。3月初他面见殖民地秘书，试探性地宣称说自己正在寻找金子以求得官方奖赏。当他发现官方对开发金矿并不拒斥后，又大胆威胁说如果当局不奖励自己，他干脆把消息公之于众。4月15日，当局回信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4月30日哈格里夫斯回信报告了金矿的具体位置，旋即又返回巴瑟斯特。他唯恐政府赖账而故意把消息泄露给媒体，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殖民地秘书说已经有数百人随他一起采矿，淘金热已势不可挡。

淘金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连锁反应。1851年5月，哈格里夫斯将自己发现的巴瑟斯特矿区命名为“俄斐”（Ophir）——这是《圣经》中所记载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地方。“在公布发现黄金的刹那，简直无法用言辞形容社会各阶层的兴奋劲儿。”俄斐在淘金热爆发头一个月内就吸引了数百名淘金者，他们几乎都是从距离它最近的大据点悉尼而来。在哈格里夫斯等“1849年人”榜样的带领下，加利福尼亚矿工的经验很快得到了传播，淘金经验的迅速推广又进一步降低了普通人加入淘金热的门槛，这样涌入新南威尔士的矿工群体如滚雪球般壮大，金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显然，澳洲人口外流的趋势已被遏制，但殖民当局一直担心的社会不稳局面也已出现。于是总督立刻想搬出私人不得挖掘黄金的矿产法来稳定社会局面。可是，“总督很明智地发现这已经不可能控制了，那个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规矩，再没有约束力。在16000英里之外的地方，靠这么捉襟见肘的政府人手根本不可能阻挡如此多淘金者的步伐”。于是在1851年5月23日，悉尼当局只好颁令允许矿工自由淘金，但必须事先缴纳金矿开采许可费以表示对皇家所有权的尊重这样一来，“皇室拥有黄金的敕令被转化为一种无足轻重的勒索”。不过，新南威尔士的淘金热缓解了澳洲移民流失的势头，却引发了澳洲其他殖民地的危机，而这又促成了淘金热向更深远的范围扩散。

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市的淘金古城

淘金热的蔓延

新南威尔士淘金热爆发后不到4个月，与之毗邻的维多利亚殖民地淘金热也拉开了帷幕。

1851年才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的维多利亚殖民地以墨尔本为首府，受加州淘金热的冲击较小。因为这里与北美洲相隔过于遥远、联系很少。更重要的是这里人群结构比较简单、人均资源格外充裕，尤其是吸纳了多数就业人口的牧羊业盈利空间巨大。不过由于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维多利亚同样不足以吸引自由移民。如新南威尔士的官僚一样，实际掌控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大牧场主和大商人也一直力图封杀这里存在黄金的消息，他们害怕淘金活动会吸引走有限的牧羊业劳动力，还可能破坏既有的畜牧资源。

然而新南威尔士爆发淘金热后，维多利亚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因为大众舆论感觉挖黄金的回报率肯定比牧羊业高得多，何况从维多利亚前往新南威尔士的交通成本很低。于是维多利亚殖民者纷纷离境，一时间墨尔本人口“每天减少数百人，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了紊乱，劳动力都涌向新南威尔士金矿区”。刚刚独立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很快陷入人口锐减的窘境。1851年6月，惶恐不安的墨尔本资本家们自发成立了“黄金奖赏委员会”，公告称任何在距离墨尔本120英里范围内发现黄金的个人都可以获得200英镑的奖励。悬赏告示发出仅仅三个礼拜后，一个探金团队就在墨尔本东北方向的山区发现了金矿。此后又过了一个月，一名长途马车夫率领伙伴在墨尔本西北方向120英里处的克伦斯河发现了更丰富的冲积金矿。此后发现的金矿层出不穷，淘金热终于蔓延到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各个角落。

维多利亚殖民当局对此也推波助澜。1851年6月份时，为了遏制居民向新南威尔士移民，维多利亚总督拉筹伯对黄金奖赏委员会的悬赏令表示了公开支持，甚至拨款1万英镑用作奖励的准备金。具有本土优势的维多利亚淘金热势不可挡，对当地居民来说，“出门挖金子更像是参加巨大的宴会、运动会或者那些在家信中值得吹嘘的事情。通往巴拉腊特的小路上挤挤挨挨行进着牛车、马车、驴车、狗和羊，还有手推车。背着耙子的淘金者好像铁路的调度员，……连牧师都跑了”。当年11月，拉筹伯给英国殖民地大臣格雷提交报告说：“维多利亚发现的金矿距离城镇比较近，结果在墨尔本、季隆及其广大郊区，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中，许多男性居民都已经消失了。棉花田荒芜了，房间都被出租了，商业停顿，甚至连学校也关门了。雇佣工人越来越难，这种情况下，任何契约合同都没有人遵守了。”极为讽刺的是，这封信在次年4月份才送到伦敦，因为沿海港口的水手们都跑去淘金了，船只被舍弃在码头，政府都没找到直航的船。

从1852年下半年开始至1861年，海外移民也开始如潮水般涌入矿区，平均每年都在4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广东移民，墨尔本也被华人称为“新金山”。澳大利亚淘金热成为近代国际移民运动的关键推动力。

淘金热是偶然，还是必然？

澳大利亚爆发淘金热是一连串事件传导的结果，这一过程中的历史偶然性与投机感无处不在：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刺激，亦或哈格里夫斯仅根据回忆就返乡寻金，甚至墨尔本金矿委员会的悬赏觅金。吊诡的是，这些冲击或者冲动最终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变局，这相当程度上催生了澳大利亚社会文化中存在的一种上天眷顾的优越感。

然而淘金热的爆发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澳洲当局之所以最终放任淘金热，关键是希望遏制自由劳动力的流失。因为澳洲大陆既没有原住民劳动力可供压榨，地理的偏僻及流放犯的口碑亦妨碍自由移民。英国于1830年代开始落实的“系统殖民理论”要求扩大澳洲劳动力的供给，主张减少向澳洲流放囚犯，加大力量资助贫困的英国公民移居澳洲，以廉价土地吸引定居。在淘金热爆发前，自由移民已经处于逐步增加的态势。澳大利亚殖民地转型已存在一种必然趋势，淘金热使得这一态势不可逆转。

昔日的淘金场

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进程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调整对淘金热的爆发同样至关重要。“1850年前后，整个欧洲都处于艰难时世——在英国，铁路大投机后的经济凋敝、爱尔兰大饥荒以及大宪章运动都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和发展的低谷。在法国，1848年革命推翻了政府，巴黎从此反复成为政治暴乱的中心。随后法国又发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在德意志，内乱不休，累斯顿的起义紧随巴登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起义而爆发。在奥匈帝国，诸侯陷入战争，还将战祸引向波兰，整个世界都亟需发展，渴求货币……而澳洲黄金的发现简直就是一剂强心针，一下子挑动了大众的心。”作为全球殖民体系及资本主义市场核心的欧洲面临着重大困境，而原本处于欧洲列强扩张边缘地带的澳大利亚则通过淘金热给全球市场补充了动力。当时的英国不仅是一个殖民帝国，更不断编织着全球自由贸易的网络，鸦片战争之后，这个网络中跨太平洋的人员、资本与技术交流迅猛增加。而如同哈格里夫斯那样的“1849年人”把淘金热从加利福尼亚扩散到澳大利亚，最终又吸引来华人劳工，全球市场因此首次实现了跨南太平洋区间的资源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