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我们救了3800多人，曾饥渴难忍”

【编者按】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1976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那是一次官方通报7.8级，实际为8.2级的大地震，但当时拒绝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参与抗震救灾的人不许拍照片，因此，那段历史显得尤为珍贵。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课题组历时半年，采访了近百位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疗、工业、建筑、规划及解放军指战员，讲述他们救援唐山的过程及亲历的多次余震。此外，也采访了众多当时地震中的幸存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罗英在回答编辑这套书最大的体会时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唐山人民，上海救援者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人性的光辉是生命高于一切。

金大陆在后记中写道：唐山一震，举国惊叹。上海的“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地奔向唐山——为救死扶伤，为重建家园，奉献出了上海人民的大勇和大爱。

然而，四十年了，属于上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的这一页，却因种种非常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以城市记忆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通过口述采编、史料选编、影像汇编等，不仅为这座城市留驻这段特殊的历史，更为发现当年的感动……

以下口述选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者简介

姜海莹(主述人）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时任骨科医生

谢文星（补述人）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队长，时任外科副主任

徐良孙（补述人）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时任门诊部党支部书记、检验科主任

俞萍（补述人）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时任药剂科医生

采访人：金大陆、罗英、袁锡发、刘世炎

整理：刘世炎

时间：2016年1月28日

地点：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医政楼301会议室

那段代表五院赴唐山救援大地震的经历，终生难忘。

在唐山救援时，我们五院的医疗队，直接分在唐山的路南区，那里是开滦煤矿矿工们的聚集地，直接面对那些受灾的居民，任务特别重。

我在日本留学时是在广岛，参观过那里的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他们的死亡人数将近10万。唐山的惨境与广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官方报道死亡人数是24万多。这是个什么局面啊？我们到过现场的人都深为震惊，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所以我感到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进入灾区

我们7月28日下午5点接到救援的通知并待命。7月29日6点40分的火车赴唐山。由于火车中断，我们从天津飞到唐山。

一路上，车子经过涵桥洞时，真是很可怕，涵桥洞的两侧，齐齐堆积着些地震死难者的尸体，这些尸体都用棉被裹着，叠加起来高达数米。涵洞不大，还不止一两个，太阳晒得很厉害，汽车从尸体当中慢慢开过去，乌黑的血水流得满地都是。我们有的同志忍不住，马上脸色苍白呕吐起来。这个印象太深刻了，这不是什么意志所能克服的，那个就是生理反应。

进入市区后，我们看到旁边的灾民，拼命地跑来跑去，估计都是在救人。眼前的房屋全部倒塌了，有的两三层楼的房子因为墙倒掉了，看得到两个脚悬空在墙外；临近建筑的电线杆和树上吊挂着毯子、衣服、裤子；瓦砾上面都是摔出来的凳子、桌子，台灯、收音机等。

强烈的地震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我对见到的惨境非常震惊。

找水的故事

我们救灾的目的地在路南区。

由于只有方向没有路标，司机下车问了一些老乡。一位小伙子自告奋勇地上车为我们带路。当得知我们是从上海过来救灾的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并不孤立”，然后就沉默不语了。他说路南区到了；我们却发现路南区已没有了，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废墟。我们医疗队员下车了，解放军驾驶员准备开车往回走。我们的队长和书记一把拉住解放军，那真是拼了老命了，说你不能走，你一走我们和大部队的联系就中断了；每人带的一壶水早就喝光了，我们的供应怎么进来，我们的救援如何进行，目前都比较迷糊，你走的话我们也变灾民了。那个解放军战士真好，他说你放心，我留下来陪你们，一定等你们联系上了我再走。

我记得按照救灾总指挥部的安排，当时到达路南区的还有来自上海的四个医疗队，他们分别来自解放军四五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建工医院和邮电医院。原来这些医院的救援队应该分开活动，估计后来各医疗队的领导开会了，决定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不分开了。徐汇区的医疗队队长，任职区卫生医政科，是一个“老革命”，说一口苏北话，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有魄力。我们就推举“老革命”做我们整个队伍的头。

当时定下来的第一个任务是接收伤员、包扎伤口、安营扎寨，以及找地方去弄水。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受过军训，打枪、投弹都会，有的还是基干民兵。建工医疗队有两个队员参加过营口大地震救援，扎帐篷干得一手绝活，所以我们几顶帐篷的选址和扎帐篷的方法都非常科学。

当时，全体医疗队员都饥渴难忍，渴的味道真要比肚子饿还难受。我们4个医疗队的8位队员先从废墟中挖出几个一米多高的大水缸，再将大水缸搬到解放军的卡车上。说实在，没有这辆解放军的车还真不行。我们开车找到一个部队营房，讲我们是医疗队，需要医疗用水，甚至还不能讲是自己喝水呢。部队同志便带我们到他们的龙头那儿接水。我们一看，真是愣住了，大概有二十几个脸盆在排队，前面的龙头开到最大，水流就像纱线一样，有时候还滴滴嗒嗒，流出来的水都是黄的。这个肯定弄不成功，得另找地方去。部队的指导员一脸愧疚，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弄水还是应该到机场去，机场有后勤基地，其他地方的水管全部损坏了。我们这才知道地震的破坏，不是一个表面的破坏，地底下的水管、煤气管全部都破坏了。

这样，我们大概五点多钟重新赶到机场，到那个机场水库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卫兵说了情况，他一口拒绝，说机场用水非常紧张，机房供应已经关门了。这下我们急了，得拼命啦！我和郏光培，还有徐汇区中心医院的骨科医生董宏谋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领子，说“你今天开不开？”场面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不夸张。郏光培还拿着一个板要去敲机场的门，这个铁门实际上敲不动的，是人太急了没办法。这么一闹，一个穿蓝制服的人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他大概是负责人。我们说自己是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的，现在急需医疗用水。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没法供水的，他就说上车，你们跟我走。他把我们拉到一个机房，机房里有四米多长的管子，管子前面有一个弯管，可以90度转动，大概是给列车加水的。这个东西一打开，瞬间碗口大的水柱灌进水缸，我们的四个缸“哗”地一下子全满了。我们几个对着水缸，用手捧着水一阵猛喝，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水是弄到了，真的把水运到驻地，也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这车在瓦砾上走，一颠一颠地，水缸里的水不停地往外溢，心痛啊!建工医院的几个人可能参加过救灾，有点经验，他说把车子停下来，摘一些蓖麻叶子盖在水面上，这个办法可行。但哪有蓖麻叶呢？随便找来的叶子又太细小，有人就把草帽盖在上面，这招还真管用。

我们颤颤巍巍地到了驻地。原以为水运进去就万事大吉啦!老百姓看到有水来了，车子还未停稳，拿着锅盆碗瓢就冲上来。灾民确实很苦啊，唐山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地震后这条河已见底了，且黑臭黑臭的，但灾民还是要用这种水。我们医疗队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只好一边劝一边阻止，一边赶快把两缸水搬进去，就这样另两缸水给抢了。等我们歇下来，队长给我们送来了女队员做的咸味玉米糊，连续吃了几天压缩饼干后，玉米糊可真是美味佳肴，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好味道！

从灾区回上海以后，每当我静下来回想那些场面，真是很有感触。

出诊

根据总体安排，四个医院的医疗队分别负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救灾。天亮以后，我们就背着药箱出发了，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8月1日的早晨。我跟俞萍分在一组，翻废墟、爬山坡，哪里有人就往哪里走。有些灾民看到我们，就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回答：“上海医疗队。”一个老头说：我们有救了!

我们救援的路南区的房子是砖木结构的，像我们上海人口中的小平房，它倒塌以后里面还有空隙。地震发生在3点42分左右，有些老年人起得早，逃生的机会多；小孩子体积小，受挤压的程度小，容易从废墟当中爬出来，大量的青壮年则被压在里面。灾区自救是有的；我们进这个灾区的时候，废墟里还有人喊救命，但按照现在的说法，已超过了黄金救援的72小时。灾民没有帐篷，伤员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堆地躺着；截瘫的，骨盆骨折的，脊椎骨折的，内外损伤的，头颅损伤的，到处都是。不行的人，讲老实话，基本上也都死掉了，活下来的人只能等待救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先做好标记，重的病人要转，轻的病人则进行包扎。石膏三下两下就用完了。因为我们受过战备训练，就拿木棍作夹板捆一捆、包一包，就这个样子。

有一天，我和俞萍出诊结束后，两个人都很累，就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歇歇。俞萍长得很漂亮，留着短发，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反正太阳把她的脸晒得通红通红的。俞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乐观。我说今天收获还是不小的，意思是回去可以向书记、队长汇报了。其实，我做医生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被分配的。我最优选择是搞无线电，因为当时我已经可以自装九寸电视机了。但在国家的大灾面前，我感觉做医生是很好的。

有一次我和郏光培一起出诊，有一个伤员小便不出来，导尿管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一根最细的废电线，将铜丝抽掉，用作导尿管，条件真是很艰苦。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照样在废墟上面爬上爬下地玩，老人们坐在那个地方不是哭，是发愣。灾区很少看到哭的人，为什么？唐山有一个特点，都是大家庭，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伤亡，真是痛苦到茫然。当时，也有飞机来投送救济物品，底下的灾民就摇着裤子、衣服，飞机就往下投食品、衣服等，这使灾民也得到一点信心，感觉他们不是孤立的，会有人来救援他们。我们巡回医疗时，都穿统一的白制服，并持有特别的通行证，所以走动不受限制。但因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路可走，很多病员是灾民领着我们去医治的。唐山灾民对医疗队是绝对认可的，他们认为我们就是白求恩，你还没干事，他马上端上一碗水，“你喝水，喝水”。我们讲的是上海普通话，他们可能知道，上海医疗队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彼此的感觉都很好。不久，部队首长来看望上海医疗队。我们赶快吃饭集合，晚上六点多钟，来了一批解放军，那位首长被称为部队长。军人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部队的，你们医疗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需要什么我们帮忙解决。我记得队里也没有客气，说缺衣少粮，因为我们出发时都穿着夏装，男同志一条短裤，女同志一件短袖，询问部队能不能给我们每人发一套军装，倒不是因为漂亮，实在是晚上太冷了，真的受不了。部队长走后，一会儿100斤粮食和军装就送过来了，这是部队长下指令发的。我们医疗队拍了一张集体照，全都穿着军装。

后来，锦州海军学校也来了一批人，他们是穿着蓝服装的军人，而且有步话机，里面不断传来叽里咕噜的讲话声。他们也是来帮助我们的，他们给我们调来了一箱苹果和一桶油。我们的选址真巧，正好在锦州海军学校和陆军部队的交界部，结果两边都要来关心我们。唐山那个地方出苹果，但7月份的苹果酸得不能吃。海军送来的苹果又大又红，绝对好，吃那个苹果的感觉要比现在吃进口苹果都要好。不要说灾民了，我们也感觉解放军就是支柱。

地震后，灾区不断有生存者被救的喜讯传来，人的生命极限一次次被刷新。创伤骨科的救治需求量很大，许多重伤病人被及时转运出灾区，还有大量的骨折病人需要就地治疗。我们四个医疗队当时基本上是团结合作、分工协作。有一天，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疗队的董宏谋邀我一同出诊，我们赶到现场，经检查一位诊断为髋关节后脱位；另一位诊断为颈椎半脱位合并小关节突交锁，双手麻木无力。我们决定就地用手法救治，首先对髋脱位病人复位。我在医院石膏室学过多种复位方法，知道单用手臂力量无法对抗一个青壮年的大腿力量。我让病人躺下，用一条长被单两头打结成圆布圈，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头套跨在病人屈膝的小腿后方，双手环抱住病人小腿上方，绷直被单，老董按住病人骨盆，我用自己腰背的直挺力拔伸来对抗患者大腿的反向肌肉收缩力，双手紧握小腿膝部做手法（SIMTH法），复位一举成功。接着，让另一位病人躺下，我双手紧抓患者双手，老董抓住患者颈部下颌两人反向牵引，到位后董主任果断推板颈椎，只听咔哒一声，病人双手麻木立刻消失，治疗成功。在场的居民一阵欢呼，我们两个就像英雄一样被灾民围着。

艰难困苦的时刻也会有喜讯传出。有位街区负责人，曾给我们做过向导。他的爱人临产了，当时灾区条件很差，我记得是在简易的帐篷里，我们医疗队的助产师何培芬和季启群为她接生，顺利产下一个胖胖的男孩。夫妻俩非常激动，当场为婴儿取名叫“抗震”，希望儿子能够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

灾区的医疗救治关乎灾区人民的生命，医护人员的特殊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医疗队的工作受到救灾总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也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好评。随着陆路交通的恢复，我们医药用品也不断得到补充。同时，灾区的医疗救助也是对每一位医务人员专业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验。

解放军就是支柱

随着军队大规模地参与救灾，灾区情况迅速有了好转。

首先，这与解放军在唐山实行军管有很大的关系。有一天，我们正出诊，听见远处传来喇叭声，并看见卡车摇摇晃晃地开进来。车队的喇叭在喊话：唐山市的市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奉命接管唐山路南区，下列罪犯在灾区犯抢劫罪，经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核实，就地枪决。我们看到卡车两边，前面两个、旁边四个，全部五花大绑，上面还插了一个抢劫犯的牌子。事后知道，这些人不是抗震救灾，而是乘机劫财。他们抢银行抢不动，为什么？地震以后，唐山所有银行的废墟上都有真枪实弹的民兵站岗。靠近就警告你，不行就给你枪毙了。他们多抢私人的物品，比如手表。1976年时的手表还是很珍贵的，人家在里面压着，手伸出来要你救，你不救人反把手表拿走，这种人抓住了就该枪毙。解放军就以这种形式宣布军管了。

唐山市区的震后灾情既严重又复杂，公路铁路的阻塞，使得大量的救灾物资，包括重型机械装备，都滞留在机场。哪像汶川地震时，一辆辆的大吊车运进去，不行就用重型直升机吊。因此，救灾总指挥部对铁路的疏通特别重视。

8月3日，我和郏光培奉命去唐山火车站，对那里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医疗保障。火车站里的铁轨全弯曲了。火车站的建筑跟路南区不一样，绝大多数是混砖结构，砖墙倒了以后，上面的水泥板一层层压下来，有的断裂了，有的钢筋还连着，这样底下的人怎么办呢？要清理废墟很困难，而且面积很大。没有条件怎么办？战士们就用风镐，把那个混凝土全部打碎掉，然后用电焊切割枪切断钢筋、电缆，再用军用的小吊车吊起房顶碎块。我们准备医疗保障的地方，估计是间宿舍，废墟下有许多死难者遗体，有的已经腐烂发臭。整个情景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指挥员叫我们在树荫下面等着，我们离现场不太远。我们就看着一个班的战士下去了，不一会两个人就被扶上来，晕倒了。站在废墟顶部的连长身先士卒，带着四个人冲下去，两分钟不到又爬上来了，为什么？底下实在太臭了。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恶劣的救灾条件超出了人体的忍受极限，就连我们做医生的都要晕倒。天气炎热，解放军没有防毒面具，我们立刻赶上去把两个口罩送给连长，同时把两位熏晕的战士扶下废墟。回头一看，又一波战士口鼻用毛巾扎着冲了下去，一会儿死者的遗体运了出来，有的遗体断腿断胳膊。

拉上来的尸体立即被装进军用尸体袋里，绳子一抽，一具一具地摆在旁边。这种军用尸体袋非常大，米黄色的，厚薄大概将近有现在的一元硬币那么厚。对解放军战士来说，清理现场，预防瘟疫和疾病就是命令，下去就是下去，不行就上来再下去。接着，履带式的小型军用推土机，就把那个废墟推掉，迅速清理出一片空地。一个解放军首长站在一辆吉普车上指挥，显然任务紧迫，他们的嗓子很大，直着嗓子喊。这同时说明抢通铁路非常紧急。

大概下午三点多，我就看到一个机车在试铺新的铁轨了。第二天就宣布，唐山火车站通车了。火车一通，大量急需的救灾物资和重型装备就进场了，物资供应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唐山的抗震救灾中，人民军队的作用至高无上。他们奋勇战斗的精神，他们作出的奉献，甚至忍受的痛苦，打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一次到部队出诊，碰巧有两位士兵说的是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这个声音蛮熟的，我开始以为是上海嘉定人，一问是上海青浦兵。我发现他们非常疲劳，不大愿意讲话。后来，我才知道部队在救灾中挖掘救人、清理废墟的是一线战斗员；汽车兵、后勤人员属于二线人员。晚上，汽车兵要轮流出车运送死难者遗体，躺着的这两位上海青浦兵就是刚出车回来的。我们真是感慨万分。

随着大规模的清理废墟工作的展开，由部队战士挖出来的死难者遗体越来越多，堆积在路边等待夜间运出。被水浸泡过的遗体在烈日下很快腐烂，我们通常称厌氧菌感染，发出阵阵臭味。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大量的苍蝇蚊虫的滋生，会带来传染病流行的危险。就此，医疗队的救灾重点开始转向了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和消毒工作。这个接种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自己也接种。同时，“安2”飞机在整个唐山灾区喷洒白雾状的消毒剂，进行播撒消毒。由于总指挥部的果断处理和全体医疗队员的辛勤努力，唐山市地震后没有发生传染病流行，伤亡那么多人没有爆发流行病，这真是一种奇迹。

后来，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说，我认为这又跟解放军及时军事管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军事管制非常严格，整个市区由部队划区管制，每个区内成立居民委员会，由部队任命负责人，所以管制区之间人员不得随便流动，就是东面1区的人不能到2区来，2区的人不能到1区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易于管理，有利于统计，比如救灾物资的发放，就要知道这个居民区有多少人，计划供应多少粮食、多少蔬菜、多少衣服等等。当然，也会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一个母亲在这里，一个父亲在那里，相互不能走动，就隔着喊。解放军铁面无私，小孩子来回跑可以，但是大人绝对不能跑，这对防止疾病流行肯定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队伍

刚到驻地，我就被派出去找水了，回来时见我们的帐篷已扎好了，它紧靠着大树，四个脚全部用钢钻打在底下，上面拴着绳子，整整齐齐的，又井井有条。

帐篷里，两个长条子，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上面垫着稻草，当中隔着约1米宽的走道，走道中间放着一张有点破的桌子，桌边有两张完好的四方凳。因为没有电，桌面上点了两根蜡烛。我听队友说，扎帐篷的时候中心柱子旁必须有个人站在里面，旁边的人在四周扎。里面热得不得了，站在里面的是我们队的女同志胡根娣，耐受力很强，外面的同志就大声说，水马上就要到了!这种守望相助的战友之情令人动情。

唐山白天和晚上温差很大。到半夜，我跟郏光培是靠在一起睡的，两人冷得不行，都冻醒了。我们两个人背靠背，把指挥部发给每个人的蚊帐裹在身上。大概清晨五点多钟，这是进灾区的第一天，大地一下子摇晃起来了，我们跳起来就跑到帐篷外面，看到旁边半边的房子哗哗地倒下来，回头看我们的四个帐篷稳稳的。这次余震据报道是6.4级，地震晃的时候，人就左右上下地晃。

记得8月7日那天，白天艳阳高照，晚上却倾盆大雨，水势不断往上涨。我们睡觉的草垫离开地面只有一尺高，很快就全部湿透了，大家只能坐着等待天明。隔壁建工医院的帐篷因顶部积水倒塌了一个角，几个男队员冒雨重新打桩固定帐篷。当时，我把重要的东西，特别是好不容易弄到的粮食，全都垫起来了。天亮后，驻地周围水深齐膝，我们的鞋子像小船一样游出去。殊不知，我们每人只有一双鞋，没有鞋子是不能走路的。大家卷起裤腿忙着捡起漂流的鞋，然后蹚水出去工作。

至于灾区的生活，吃的东西米饭是有的，菜都是北方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茄子都是圆的，基本没有肉，多是茄子、冬瓜和大白菜。最主要还是用水紧张，没水洗澡。供应好转以后，消防部队每天来供两次水。饮用水得到了满足，洗涤用水必须非常节约，所以根本不敢奢望洗澡。艳阳高照，队员们肩背部裸露的皮肤红肿蜕皮，衣服被汗水浸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整天在灾区里滚打爬摸，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异味。这确实是个考验。男同志还好一点，女同志有些事很难讲，身上都有味道，时间一长自己也闻不出了。男同志就对女同志说，不要紧，我们的白大褂短袖给你们换一换，我们就赤膊穿外套，你们穿两天，洗了以后再给我们。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队员们出现了严重的体力透支现象。刚到灾区时，大家情绪亢奋，接着则逐渐被沉默、烦躁所代替，再接下来，大家巡诊回来就没有声音了，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不高兴还会发脾气。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情况都是有的，我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也属正常。天气这么热，晚上运尸体的大卡车稀里哗啦地响，大家都睡不好。我们有一个老队员，本身神经衰弱，自进入灾区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整天晚上坐在那里，很痛苦的。

这个时候，队里一些老同志确实起到了榜样的作用。首先我要讲一下队长谢文星。你们可以看照片，他在灾区的时候始终衣着整齐，从不抱怨，脸上从来都是笑的，这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跟我们讲五院光荣的救灾历史，如我们的前任院长就参加了抗美援朝；高重耀副队长曾拜师习武，拳脚了得，他讲述“文革”初期如何逼退冲击医院的捣乱分子等。高度疲劳中，听听这种故事也蛮提精神的。医疗队的党支部书记徐良荪同志是我院唯一受过毛主席接见的医务先进工作者，平时沉默寡语，但处事原则性强，令人敬畏。你看他在照片里不显眼，但他带头吃苦耐劳的意志始终感染着我们。我们也是一些受党教育的年轻人，我们感受到党的形象就在身边。一个领导一面旗帜，你这个旗帜不倒，其他人就跟着你走了，工作上就这么一个道理。还有徐汇区医疗队的“老革命”，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讲述参加革命的故事，惹得队员们都笑出了眼泪。

我们驻地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冷库，里面储备着大量的猪羊牛肉，是用以供应京、津、唐地区的。由于震后断电，储藏的肉制品上层腐坏，中层变质，下层仍冰冻着。那么怎么办呢？救灾总指挥部决定对冷库实行爆破清除。那天傍晚我们和居民一同撤到大概200米以外，看着解放军在那边操作。一声震天巨响，远处天空飘出巨大的黑烟，炸开以后大量的运输车进去把这些肉运走。我听司机讲，这些肉还是有用的，不能食用，全部用来做肥皂。

抗震救灾现场也有一些慰问活动，我们医疗队是必到的。有一次，我们受邀观看慰问演出，是和抗震当中立战功的飞行员们坐在一起。忽然，我看到很多人都回过头去，原来是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陈永贵副总理来了。他有一个特点，永远戴着白毛巾。当时我就有个感觉，咱们医疗队确实是很受到人尊重的。

回家

灾区的情况越来越稳定了。

大队部通知我们第一批医疗队要有过冬的思想准备，因为唐山的医疗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可是，8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突然通知我们医疗队撤到唐山机场，修整待命，所有的装备全部留下，这个情况领导应该是知道的。

第二批来的是上海曙光医院的医疗队，我们看到上海的亲友很热情，他们则躲得远远的。当我们上车以后，有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人走过来跟我们告别，他是先戴上口罩再来跟我们说话，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臭，实在是太臭了。不说我们将近三个星期没有洗澡，就是进灾区时染在身上的那个尸臭的味道，确实令人难以适应。

我们到达唐山机场后，情况就两样了。离开机场的一段路，已安装了一排排水龙头，让我们冲洗。机场的供应丰富多了，有肉、罐头、鸡蛋、大米等。我们在机场进行了总结，谈自己的体会。谢队长公布了几个数字，我们医疗队大概救助了3800多人。上海卫生局革委会的一个领导来看望我们。他讲话声音沙哑，很低沉。他说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贡献。这种话现在听起来是大道理，那个时候听这个话那真是感觉到光荣无比。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因为京津唐地区还可能第二次地震，特别是天津和北京，所以我们上海第一批的医疗队已有救灾经验，把我们拉到机场，一方面修整，一方面待命，万一再发生地震我们可以去。

因为我是团支部书记，就把唐山的灾情和我们医疗队救灾的情况写成一封信，向医院的团总支书记汇报。当时团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凡是要入党肯定是先要入团。由于赴灾区紧急，来不及与父母告别，我也写了一封长家信给父母。这个信是怎么到上海的呢？灾区已没有邮路，肯定是寄不出来的，我们就将贴好邮票的信，交给来往上海的三叉戟机的飞行员，请飞行员到上海后把它丢到邮箱里面，这样两封信很快就到医院了。

团总支书记收到我的来信后，很激动，没有报告党总支，就全文刊登在我们工农医院的团刊上。这是我院从唐山抗震救灾前线来的最直接的信息，团刊在青年人当中很流行，很快在全院也引起了轰动。据说，团总支书记还因这事挨了批评。现在这封信没有了，团刊也没有了。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完成任务可以回家了，心中很高兴，因为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且没有伤亡，没有损失，我看到我们的书记第一次露出笑容。因为我们15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要管的。同时，我们也接到命令，所有东西全部要留在唐山，甚至包括照片都要曝光销毁，带出来是要受处分的。现在我们手中这两张照片是谁照的？是徐汇中心医院的张大夫，留下来真的是非常荣幸。

我们是从唐山火车站走的，车站上敲锣打鼓，人山人海。唐山市的领导，从第一节车厢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跟我们每个人都握手，他说：我们灾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上海医疗队！这一句话围绕我整整40年啦。以后，包括建立唐山抗震救灾纪念碑和博物馆等，我都很关心；北京、天津我都去过，就是没有去唐山，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弥补这个遗憾。

对我来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这段记忆绝对珍贵。任何时候，直至现在，只要听到地震，我就会热血沸腾，有赴灾区的冲动。我刚才讲学医不是我的最优选择，但我现在不仅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也喜欢骨科这个专业。经过多年的变革，医院的情况大不一样了，像我们这种学历比较低的，上升空间自然受到影响，但我看得很淡。人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块铺路石，这块石头只要有一个闪光点，就永远留在里面。所以我很希望搞党史研究的学者，要反映实况，不要各取所需。

(原题为：“我们在最前线——上海市五医院医疗队唐山抗震救灾记”。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