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我们没有工具，都是用手去挖去刨”

【编者按】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

1976年，那个特殊的时代，尽管那是一次官方通报7.8级，实际为8.2级的大地震，但当时拒绝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参与抗震救灾的人不许拍照片，因此，那段历史显得尤为珍贵。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之际，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主持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联合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课题组历时半年，采访了近百位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医疗、工业、建筑、规划及解放军指战员，讲述他们救援唐山的过程及亲历的多次余震。此外，也采访了众多当时地震中的幸存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罗英在回答编辑这套书最大的体会时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唐山人民，上海救援者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人性的光辉是生命高于一切。

金大陆在后记中写道：唐山一震，举国惊叹。上海的“工农兵学商”戮力同心，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地奔向唐山——为救死扶伤，为重建家园，奉献出了上海人民的大勇和大爱。

然而，四十年了，属于上海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的这一页，却因种种非常的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以城市记忆志愿者的身份站出来，通过口述采编、史料选编、影像汇编等，不仅为这座城市留驻这段特殊的历史，更为发现当年的感动……

以下口述选自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口述实录卷）：

口述者简介

许笑非，1952年12月生。1976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1995年离职经商。现任上海优极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淞生，1951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76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2011年退休。

陈兆吉，1953年生。1976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2013年退休。

海国强，1952年11月出生，1976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1978年底退伍。2012年退休。

秦志民，1954年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76年参加唐山抗震救灾。2014年退休。

五位受访者均曾为38军112师334团战士，唐山大地震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

采访人：金大陆 罗英 刘惠明 王文娟

整理：王文娟

时间：2016年4月19日

地点：绍兴路7号上海文化出版社

许笑非:“我们当兵的也是普通人，心里还是恐惧的，没见过这么多尸体。”

第38军接到任务的时候，正在分散训练。我们在河北易县农村，当时震感不是特别强烈，却也感受到了地震，我们都跑到院子里来了。

后来，我们这个334团，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唐山抗震救灾英雄团”，立功受奖的人相当多，唐山抗震救灾纪念馆里就有很多我们团的纪念照片。

抗震救灾的命令下达后，我们就直接到团部集合，以连为单位直奔唐山一线。

下午五点多，部队到达唐山。战士们都傻眼了，因为整个城市都废了，连铁路的钢轨都跟麻花一样，要不就突然陷下去一米多。

说句实话，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死人，各种砸得乱七八糟的伤员，则被送往空军机场，机场的草坪上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在那里干等着。当时救援的医疗队都还没到达，我弟弟是35团的，送伤员到机场时临时把他一抓，护送伤员至石家庄，飞一趟又回来了。估计废墟里没有活人了，我们连就开始收尸。我们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没有工具，都用手去挖去刨。因为部队接到命令就直接走了，没人知道这灾情的严重程度，会死亡这么多人，自然没有准备，没有人去解决这个工具的问题。下雨后，尸体开始水肿，接着就开始腐烂。一部车四五十具尸体，砸成什么样的都有。这里的老乡有个习惯，晚上多是裸睡的。当着老乡的面，我们只能一具一具地抬出来，往上摞。尸体拉到哪里去埋，活着的亲人都不知道。

家属把亲人的尸体放在中学、小学的操场上，在操场挖个坑就埋了。可将来这些地方该怎么办啊？！所以一个月后，我们军人就接到命令，要把这些尸体全部挖出来，全部集中运往外地。尸体分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另一种是老百姓埋下去的。

说实话，我们当兵的也是普通的正常的人，再怎么年轻，再怎么穿军装，心里还是感觉到恐惧的，没见过这么多尸体。连我们的团长都讲，战争年代哪怕是塔山阻击战，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尸体，密度这么大。塔山阻击战在冬天，拿冻着的烈士尸体当掩体，就那样也没有这么多的人。白天大家紧张、劳累；晚上，不少士兵有精神反应说梦话。那个场面实在是太惨了。

我们部队进入唐山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戒严，谁都不许再进去；而后就是执法。确实有坏人劫财的，有的甚至推着破自行车，车上放一个框，带一把锄头，就进去劫财了。晚上，我们带枪站岗、巡逻是带子弹的，因为通知有两个哨兵被暗杀了，部队牺牲两位士兵很悲痛。那时是“文革”后期，形势也很复杂、严峻。这样，基本上一个礼拜后，就把秩序稳定下来了。

大概因为家家户户都有遇难者，活着出来的邻居一见面，一握手：“几个？你们家。”然后在肩膀拍一拍就走了。有些老人自己活下来，儿孙辈却走了，他们中也有选择自杀的。中青年男女之间重组家庭的也不少。至于受伤断手、腿断的人，都算轻伤，不用管的，他们自己也不吭声。我们一个团的卫生队，500公斤的红药水，没几天就没了。后来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和老乡交流，他们一个干部一大块肉没了，胳膊折了，涂了点红药水还帮忙救援呢。

据我所知，唐山死人最少的是铁路职工宿舍的十二栋平房。那房屋是日本人盖的，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有经验。房子上头吊了木头顶子，再往上才是瓦，木头的柱子有韧性，不像砖墙“哗”一下子就倒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师曾救出过一个矿工，在巷道里困了十五天后才被救出来。当时的问题是一停电，电梯就没有了，他们在最下头要顺着巷道爬上来的话，非常困难，只能在里边干等着。还好矿底下很少塌方，因为巷道是拱形的，支架是相互依存的。地震那天应该是唐山矿的小夜班。大夜班二十多万人都要下去，连家属都要把馒头送到井口。为什么呢？只要上海缺煤，唐山开滦煤矿就上大夜班，一天二十万吨供上海，因为上海当时占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工业总产值，因此要保上海。所以，我们在计算，那晚如果大夜班，可能存活率更高。

我们部队在唐山一直呆到10月5日。撤离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老百姓盖好过冬的房子，每家要有一间房，我们每个班必须一天造一间房子。一个连十几个班，一天就盖十几间。我们连负责一个街道，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就全部做完了。这些简易的过冬房都盖在废墟上。首先要砌一米一高的砖墙，用的都是单砖，不是双砖。砖是就地取材，可以从倒塌的墙上拆，废木头也可找一点。泥巴则是用车从郊区运过来的，车一到，战士“呼”地涌上去，因为大家都有任务啊！然后浇上水赤脚进去踩，把泥踩成泥浆。屋顶上的油毛毡，都是从外面运来的，算是救灾调用品。

从救伤员、救人，到掩埋尸体；从给吃的，建住的，天天送水，到最后恢复生产，靠的都是咱解放军。通过两个月的生死接触，感情已很深了。我们走的时候，老百姓都自发地都跑出来夹道欢送，给我们扔鸡蛋，扔感谢信。老百姓都哭了。

夏淞生:“我们晚上出来解手，弄不好就被绊倒在死人堆里了。”

刚才老许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做一些补充。

那时候救死扶伤，我们把伤病员放在车上往机场拉，进行运输急救，准备转运到外地去抢救。有些重伤员往往会在车上就死了，怎么办？又不能拉到机场去上飞机，于是就地停车给抬下去；但当地的老百姓不让，不是他们的乡亲，主要是味道太难闻了。这些事很难处理。

说实在的，我们当时也还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看到这么多死人，看到这么多惨景，简直是没法想，有恐惧感。我们晚上在帐篷睡觉，出来解手，弄不好就被绊倒在死人堆里了。因为白天挖出来死人都是随意放的，拉走都是在晚上，但不一定全部拉得走。

部队的纪律是很严格的，我们战士不能乱跑。不允许打听，也打听不到。干活就干活，不干活就睡觉。

毛主席逝世后，部队为他开追悼会，在唐山的一个广场，搭了一个很简单的主席台，旁边都是倒掉的房子。大家胸前挂一朵小白花，低头默哀，仪式很简单。我们的任务是维护秩序，还发了工作证。当时很感动的，老百姓把收音机放在废墟上面，围着听。这些收音机大多被压破了，但是还能响。毛主席追悼会的广播一响，老百姓“哇”的一声都哭了。整个唐山大地震中，老百姓的哭声从未这么响，这么感天动地。

陈兆吉:“发现有发‘国难财’的，我们可以抓，甚至可以动枪。”

唐山地震时，我们特务连正在驻地搞军训，培训中央乐团的学员，我们算是教官。特务连当时除了留守营房的兵，去灾区的有侦察排和警卫排，以及工兵排部分人员，共计约80多人。我们的任务较特殊，主要是保护部队首长安全和负责当地的治安巡逻。那时，政府、警察以及有关部门，都瘫痪了，等于没有社会管理了，民兵是临时组织起来的。记得在一个星期内，发现有抢劫的，发“国难财”的人，我们可以抓，甚至可以动枪，我们的枪中是有子弹的。毕竟这是非常时期。在我印象中，我们是三人一组，分早、中、晚三班进行巡逻，具体还划分区域的。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正常了。所以，我们特务连在唐山呆的时间不长，大概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撤退了。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自己的营房了。我们跟当地的老百姓没有直接接触。

海国强:“我们是上海兵，代表着上海这座大城市，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回忆这些往事，我还是很激动的。当天，我们特务连出发赴唐山时下着滂沱大雨。为了赶时间，包括我们团首长都是靠着路边扒的地瓜、在车的发动机上烤一烤就当饭吃了的。

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尤其对我们来自上海的城市兵来说，真是一次考验。因为我们从小在城里长大，天崩地裂的地震，说老实话，一生一世也就这么一次，经历和感觉是刻骨铭心的。为什么呢？因为直接面对国家和百姓的灾难，所以，对国家、军民的感情，是在特殊的环境中铸成的。我们这批38军的兵，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血浓于水”。当地老百姓家家死了那么多亲人，所以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见了我们当兵的就会上来塞个鸡蛋，真是很亲的，老百姓把心都掏出来了。我们这一批当兵也尽了责任，尤其我们是上海兵，代表着上海这座大城市，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所以，这一次救援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纪念，唐山方面要邀请我们38军老战士回去看看，大家都比较激动，并早做准备了。像我这样肝上患了大毛病的，我跟我战友们讲，无论如何，我只要能活到7月28日那天，你们要把我带过去，去唐山看一看。

秦志民:“飞机往下一麻袋一麻袋扔烙饼，当兵的不能拿只能维持秩序。”

我是陆军第38军85炮连的。

大概7月28号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连队就接到通知，集合后就上车直奔灾区了。我们到达唐山时已是傍晚四五点钟。路上全是往外涌的破卡车，他们拼命地往外开，我们的车子则要往里进，要挤进去抢救，这就造成了交通堵塞；往里面涌的还有从北京来的水罐车。

当天晚上，命令卡车上面的东西全部卸掉。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去装死难者。这些死难者都堆在马路边上，还有些重伤员爬着爬着就死掉了。我们要把这些死难者抬到车上，再拉到不太远的郊区去。那边已经有人挖好坑了，两米宽两米深的一个坑。这样来回拉好几回。我此前从来没碰过死人，真有点害怕。我敢说，我这个手上摸过两百个死人，当天晚上，我们就躲在车子底下睡。为什么不睡在车上呢？车子拉过尸体了。

记得是第三天的时候，有老百姓来报告铁道学院那边二楼的房子下面有活人。房子是地板的，墙倒下来时地板没有散掉。怎么办？当然要救。我们赤手空拳，什么家伙都没有，怎么办呢？先用砖把地板砸断、掰开，扒了大概七八十厘米宽的口子，就派人钻下去。里边有人叫。我们就对他说，你不能叫，要保持体力。我们还把好几支的葡萄糖送进去。

我们一进唐山便着手救幸存者。夜深人静时，我们就拿木棍或铁棍在废墟上，边敲打，边探测，边往前移，口里喊着“有人吗”，然后再听有没有回应。那时候不如现在有特训的狗和仪器，可以探测下面的生命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挖掘遇难者遗体。大约一周后，考虑到今后要重建新唐山，我们需要将已埋葬的尸体重新挖出来装袋，运到郊区掩埋。可是遇难者已下土好几天了，重挖出来的尸体，虽然四肢还在，但肚子已经没有了，尸体上到处都是蛆。所以，尸体挖出来后，我们就把这家的箱子（北方的箱子都是很大的）撬开，不管是棉被、毛毯还是被单，先把尸体裹起来，再拿铅丝或绳子头脚一裹，中间插根棍子，两人再把尸体抬出去。

实事求是地说，死人味道真的很臭。一开始我们连口罩都没有，我们就把自己的毛巾撕掉，捂住鼻子和嘴巴。后来据说是从上海运来很多塑料袋，因为我们必须重新把土刨开，把这些死人重新挖出来，装到塑料袋以后，再运出去。后来有了套在头上的防毒面具，情况就好一点。

缺水是最大的问题。由于缺水，我们只能用煤矿洗煤用的水，来洗我们挖过死人的手和脸，炊事班甚至用这些水做饭和烧水。炊事班烧的小米粥，先抬出去敬老百姓。老百姓拿着自己的碗、锅在等着。我们行军壶里的水，也给老百姓喝。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不过当兵的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切都围绕老百姓转。当时，天上的飞机“哗”的往下扔大烙饼，一麻袋一麻袋地空投下来，我们当兵的是不能去拿的，只能维持秩序。我们炊事班蒸馒头吃。馒头出锅后，我们一个战士说：“今天怎么还吃赤豆馒头啊？”那哪里是赤豆，全是苍蝇。馒头摆好之后，都来不及盖上，苍蝇“嗡”的就飞上去粘在上面了。我们就把馒头上面的皮扒掉再吃。

我们在清理现场时，也会挖出钱财和遇难者手上的手表。你揣在口袋里，别人是不知道的。但我们是不会动的，拿出来以后都得上交。部队的个别人有没有一闪念动私心的？老实讲，部队也有思想达不到境界的人。记得部队有个人拿了一件衬衫，就立即给遣送回去了，等部队完成抗震救灾任务后再行处罚。此人大概觉得没脸回家见爹娘了，就在水井房上吊自杀了。这说明部队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

（原题：“我们是‘上海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2师‘上海兵’”。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