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翁达杰：从《英国病人》到《安尼尔的鬼魂》

【编者按】加拿大作家翁达杰因其著名小说《英国病人》为读者所熟悉，其最新中文版小说《安尼尔的鬼魂》于近日出版。7月23日下午，该书译者陶立夏、编辑彭伦、陈以侃做客思南读书会，进行了一场题为“文字可以去的地方——从翁达杰《安尼尔的鬼魂》说起”的对谈，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关于翁达杰小说内外的种种。本文由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思南读书会授权发布。

彭伦：今天这场活动的题目叫“文字可以去的地方”。我的理解是，设想从翁达杰《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说起，翁达杰他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通过他的文字带我们这些跟他距离这么遥远的中国读者去一些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地方。从心理上来说，翁达杰用他的文字探索每个人的内心。

在场的读者不一定每个人都对翁达杰有很深的了解，这个作家在中国被人知道主要是因为他的一部代表作《英国病人》被改编成获得奥斯卡大奖的同名电影。翁达杰本人也非常传奇，他是一个斯里兰卡的作家，小时候去了英国读书，再移民加拿大，从而在加拿大生根。他现在是一个加拿大籍的作家。这本《安尼尔的鬼魂》与他之前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他的故乡斯里兰卡，在他之前出版的小说中从来没有写过他的家乡，这次非常罕见地写了家乡的事情，且不是一个兴奋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家乡苦难的故事。

首先请陶立夏跟我们谈一下她开始是怎么翻译这本书的。

陶立夏：我当初认识翁达杰也是因为《英国病人》这本书，其实想翻的也是《英国病人》。我走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路，最后有机会翻译了《安尼尔的鬼魂》。当我拿到才知道，这本书的厚度深重感对于最初作为读者和后来作为译者是完全不一样的。翻译前后大概花了两年时间，其中有一年我在看这本书，后来花时间去斯里兰卡旅行，这时候才开始翻译。翻译花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大约12万字左右。里面的故事你很难用一个非常传统的叙述方式概括。翁达杰是一个诗人，诗性的写作方式被人肯定。一定要让我来以简单方式介绍这本书，它是几个人物的故事：首先是安尼尔，她小时候喜欢哥哥的名字，斯里兰卡当时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名字，有些是备用的，她哥哥有一个名字叫安尼尔，她付出了代价，向他买来了这个名字，她觉得这个名字是男人的名字，从此开始挑战传统的人生。她留学英国成为一个法医鉴证学家，最后回到斯里兰卡为了调查斯里兰卡的人口失踪事件。所有离开国家很多年再回去的人对国家都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敌意，安尼尔同样也有。她最后遇到塞拉斯，慢慢地改变，就带出了塞拉斯的故事，一个在政治部门工作的历史学家，妻子身份不明，死因不明，所有人不知道他的妻子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曾经在电视台工作。安尼尔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官僚，从此带出了他的弟弟迦米尼的故事，他是急诊室外科医生，他在战地医院每天接收最严重的伤患，最后为死难者收尸。在这个过程中带出了佛像修复师安南达的故事，他修复一具他们发现的头骨的面容，确认这个人的身份，从此他们所有人的命运整个纠缠在一起，最后有人要付出代价，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塞拉斯选择牺牲自己。最终为成千上万的同胞收过尸的迦米尼在医院发现他哥哥的尸体，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到最后一章当佛像修复师安南达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自信和信仰，开始重新雕刻佛像的时候，他说他跟安尼尔这个女人终生背负塞拉斯的灵魂，也就是说过去的苦难不是一种方式解决的，它会留下烙印，并且通过文字的叙述永远不会消亡，永远会被记录下来，被传唱。我当时翻译的时候从最后一章开始，我不知道没有最后一章积极的正面作为支撑，我是否能够完成这个黑暗的过程。当时我在网上跟大家讨论过这个话题，所有人当中你们愿意成为谁？

如果要选我肯定会选塞拉斯，因为他是最坚强、最宽容的兄长。事实上很可能是迦米尼，违背了所有的家庭的期望，违背了世俗的主流的价值观，废寝忘食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人，差不多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彭伦：现在去过斯里兰卡旅游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和平宁静的佛教国家，实际上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它曾经是一个动乱的国家，有很多杀戮，接下来请陈以侃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斯里兰卡是什么样的状况。

嘉宾陈以侃

陈以侃：斯里兰卡的内战是在2009年5月结束的，非常近，会考验很多对人性的进步、文明的进步的理解，2009年的时候苹果手机已经出了好几代了，还有人搞种族大屠杀。僧伽罗政府在四个足球场大的海滩上驱除了所有的媒体、联合国人权组织，对泰米尔人进行了一场最后的屠杀，然后宣布和平重新降临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

斯里兰卡内战的源头是当年在英国殖民的时候，泰米尔是一个非常少的少数民族，大部分人是僧伽罗人，英国当时的政策叫分割再治理，这种手段就是培植泰米尔的势力。1948年他们获得了独立，僧伽罗人当时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三，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发泄渠道，觉得多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开始欺负泰米尔人；泰米尔人慢慢开始反抗，到1983年终于出手干了一件大事，在路上埋伏杀死了13个僧伽罗士兵。整个九十年代双方一直在打，到了2000年左右有一个停战期，2005年僧伽罗政府新领导上台，他们发动最后一轮进攻，因为911之后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人支持泰米尔组织，他们节节败退，带着平民百姓一起往北方逃，最后这一段历史BBC有一个纪录片，说斯里兰卡已经变成了一个屠戮场，非常惨烈。那些泰米尔人跟着自己军队不断往北方撤退，最后在一片海滩上结束了这场战争。历史背景非常灰暗，但是这本小说用了一些特别模糊的手法处理了这些场面。

彭伦：虽然这本书有这么浓厚的政治背景，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我们从小说中并没有感觉到离政治这么近，我想请陶立夏谈谈翁达杰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确实以超脱的态度处理国家的政治，并没有直接写，你觉得他在小说中是怎么处理这种政治化的。

陶立夏：翁达杰很有自信，他的故事看起来是散的，但是内涵是始终贯穿的，营造一种情绪，他经常在故事里突然走开了，他把文字留在那里自己走开了，很多时候他是缺席的。比如讲到塞拉斯的婚姻的时候他走开了，让他在旷野里面徘徊。讲到帕里帕纳的时候他又走开了，他的身后是战争中的家人以及那些风风雨雨。他在真正的问题到来的时候不会直面，他不是一个纪实类的作家，他是觉得这些空洞和黑暗需要读者自己发掘，为什么这些人与世隔绝？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你需要通过蛛丝马迹去寻找。针对很多现在比较直白的我认为是自嗨型的作家来讲，翁达杰是一个很克制的人，因为自嗨的作者自己写得很高兴，他描写灾难的场景，描写自己悲伤的情绪，高亢地控诉，读者会觉得这个太具体太满了，我们要走的路在哪里？所以翁达杰总是留一个距离，让你自己去走完，他让读者用文字的方式构建一个故事的同时也创造一个非常紧密的情感的纽带，读者和作者之间，我们共同挖掘一个真相，共同走向一个故事的核心，这样做有很大的难度，说明了翁达杰非常高超的技艺，一旦故事的氛围铺垫做得不够，情绪的纽带联系得不够紧，读者就会迷失，所以翁达杰在这个度的松和紧之间、空白和密集之间掌握得非常好。

同时我还有一个看法，如果一个故事讲得太政治化对故事流传没有好处。政治本身没有任何伟大和美好之处，就是人性黑暗。如果写自己国家的灾难，为国家的人民发声，却还原成一个政治的故事，这种做法是最最低级、最最不美好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如果用一种更有深度、更有力、更容易被人记住、更感染的方式描写，必须走一种更迂回的路，这就是翁达杰厉害的地方，他能够隐藏自己的愤怒和悲伤，尽量让读者自己挖掘背后真正的黑暗，这也是翻译当中我遇到的比较难的地方，怎么样跟他一样保持冷静，怎么样跟他一样留下线索让读者自己发觉。

彭伦：听了陶立夏的理解，我希望大家读这本小说要有一点耐心，小说中有很多人在支线里面出现，但这个故事作家是精心构造的，可能他留下了很多空白需要读者去想象，去理解，但并不是他乱写的闲笔。陈以侃有什么补充吗？

陈以侃：我近几年越发有这样的感受，不要在阅读中寻找自己。因为我们很多过去的经验会说这个作者写得真好，好像在写我的感受。但翁达杰会说，我并没有告诉你我要写政治，并没有承诺过会在小说里给你上一堂历史课。小说英文叫Novel，是新的意思，在创造一种新的题材，新的角度，新的主题，“我们在文学当中寻找一种自己想要的东西，叫做规范化幻觉。”我们以为我们希望读到什么东西，不断地在书的页边上写，应该这样那样，就会忽视作者本来想要完成的事情。翁达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你去读他的时候会学到很多之前没有领会到的东西，包括他在意象的铺排上，对人物的态度上，都可以教会你一些东西。翁达杰对人物是什么态度？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痛，你不会完全了解，但是在那个片刻间遇到那个人可以充满你的生命和宇宙。《安尼尔的鬼魂》也是一样，众生皆苦，他是从那些恐惧的情绪里写的，并不是从生生死死的角度去写。

陶立夏：在《安尼尔的鬼魂》中，塞拉斯和迦米尼的关系，他们是亲兄弟，到最后为什么会有隔阂和敌意，安尼尔和塞拉斯很明显感觉到彼此互相吸引，但是有很多原因比如政治原因以及学科上的分歧、意识形态的抗拒，他们两个之间始终有张力，要互相靠近但是远离，最后结果不是很好，分手的时候塞拉斯扇了安尼尔一巴掌，大声说，你回到船上，完成这个报告，离开这个地方！翁达杰从小的经历跟他的写作很有关系，家庭离散，离乡背井在外求学，很小就读寄宿学校，长大以后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最后没有办法去留学。异国他乡一个人带着一点现金，两件衣服就去留学，那个时候他也很小。后来我也去了他书中描写的城市，比如佛罗伦萨、巴黎等等，文字最后能够带你去的地方你是没有办法预计的，这是文学的魅力。经常有人让我推荐几本解决人生烦恼的书，可书里面没有任何答案，书是给你方向和出口，通过阅读明白别人的思想是怎样的，你才会找到自己要走的路。这是我多年喜欢翁达杰的原因。没有别的作者给我这么多启发，他留了很多空白和沉默，我自己去填满，逐渐开垦出自己的天地来。文字不提供解答，文字只提供自我提高和自我解放的契机，如果你愿意去读，愿意思考就会找到这把钥匙，如果你还要寻找答案就是一个死胡同。

彭伦：我们让陶立夏说一下阅读翁达杰的历史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英国病人》的？

陶立夏：很久了，1992年《英国病人》得奥斯卡那年中国有很多盗版书，这本书太好了，好到我想要看原文，我让我在加拿大留学的好朋友帮我买一本原版的，后来寄过来，非常漂亮，蓝色封面。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收集翁达杰的书。我上次在美国度假，又发现了一本新版本的《英国病人》，我又买了。因为觉得我们都是很孤单脆弱的，冥冥当中都在寻找一种认同，有人可以跟你对话，有相同的价值观，我觉得翁达杰是这样的存在，他能够让我明白人性皆苦，所有人的无奈和选择。我必须要宽容对待别人，理解别人的苦难，这是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他的写作方式我真的很想学，但是很难学会。我永远都学不会，所以我只能翻译他，所以我跟彭伦老师说要翻译翁达杰。翁达杰有一本书《身着狮皮》也非常好，是《英国病人》的前传。这个故事也是离散，他们移民加拿大，从最苦难的挖隧道、养牛开始，最后怎样成为了盗贼、小偷，成为了革命战士，最后离散天涯。再下一本是《遥望》，然后是《猫桌》，类似于翁达杰自传的故事。最特别的肯定是《安尼尔的鬼魂》，因为是我翻译的。《安尼尔的鬼魂》这本书现在已经三年了，但我之后没有翻译任何的东西，很多邀约我都拒绝，我觉得太痛苦了，你走得太近的话就没有办法脱离现实。我现在看《安尼尔的鬼魂》就像读新书一样，因为很多读书会、采访所以要经常读这本书，还是发现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是我自己翻的，我没有办法用非常仰慕的百分之百肯定的姿态介绍它，因为这样可能别人会认为我过于骄傲了，但是事实上这本书本身的光华没有被翻译所折损。翻译者很难，但是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最后使我这个译者类似于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状态在翻译它。一定要选的话《安尼尔的鬼魂》是我最爱的书，用一种外交口令来说，翁达杰的下一本书也是我喜欢的书。

《遥望》是翁达杰最成熟的一本书，《英国病人》是最惊奇的一本，一个斯里兰卡人讲一个匈牙利人的过往，以及英国和德国的战争，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做这样的题材。从感情上来说，《安尼尔的鬼魂》是他情绪积累最充沛的一部小说，当然他克制地完成了很多。翁达杰的作品有很多鲜明的特征，可以看到他每个阶段的好坏。他甚至说不知道前三章人物要干吗，但其实他心里知道。

最后回到主题，作为创作者，文字自由很大，我们很可能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困惑，我们经历了很多悲伤也创造了很多美好。文字会带我们去我们去不到的地方，文字的力量可以穿越时间，现在很多译的书都是去世的作者写的。因为有文字质量的支撑，写作者是最淡定的人，他们不需要着急做很多事情，他们只需要慢慢写就好了，他们写得好的话最后胜利的永远都是他们，因为人会死掉，朝代会更迭，但是好的书总是会留下来的。所以文字比我们想的要伟大很多，所以很高兴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认识。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整理摘编，未经主讲人审订，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