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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炜：为什么北宋无“阉祸”？

张邦炜

2021-11-03 16:40

私家历史 >

北宋没有发生所谓宦官之祸，《宋史·宦者传序》将其原因简要地概括为：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

此说是否完全确当，下面分别从皇帝与宰执大臣两个方面来做些考察。

先就皇帝方面来说，他们对宦官既信用又抑制。《宋史·宦者传序》称：

宋世待宦者甚严。

“甚严”二字虽属过甚其词，但曾经加以抑制是事实。其主要缘故在于前代的教训不得不吸取，而北宋又推行的是所谓防弊之政。

唐代后期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呼皇帝为门生天子的往事对北宋最高统治者刺激太大，南汉后主刘鋹委政于宦官以致朝政腐败的教训更是近在眼前。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2称：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

“艺祖”即宋太祖，他吸取前代教训，“不受内臣所媚”。王继恩在弹压王小波、李顺事变之后，宰相建议把他提拔为宣徽使，遭到宋太宗怒斥：

朕读前代书史，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翰林学士张洎为了讨好宦官，请求让宦官蓝敏正、裴愈出任翰林学士院正、副使，宋太宗断然拒绝：

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

后来，宋真宗也说：

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

王旦等宰执大臣立即附和：

前代事迹昭然，足为龟鉴。

柴德赓指出宋太宗、宋真宗的这些话是“自为掩饰之词”并告诫人们应“不为其所惑”，固然不无一定道理。特别是宋太宗为人较虚伪，他说“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骗人。但因而认为宋太宗、宋真宗完全置唐代的教训于不顾，对宦官弄权毫无警惕，不免又武断了些。

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便加以驾驭，是历代封建帝王为稳固统治一贯采用的手法。宋太祖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能手，他对一切有可能权倾天下的政治势力以及有可能形成祸患的政治漏洞，无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而他的后继者又表示对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太祖对宦官加以信用，只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宦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宋太祖及其后继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条。

一是控制宦官人数。唐太宗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人以内，封建史家传为美谈。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规定宦官年龄在30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一人作为继嗣，并在乾德四年（966）六月、开宝四年（971）七月两次下诏申严此禁，敦促“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乾德四年六月诏令的要点是：

内官年及三十以上乃许养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养为宦者。

开宝四年七月诏令的内容为：

自今（内待）年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违者准前诏抵死。

惩处可谓严厉。咸平年间，温、台等州巡检徐志通因私自阉割童男为宦者而受杖刑并刺配，宋真宗于是重申宋太祖禁令。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一月，宋真宗强调：

中官皆养子，此弊宜深察。

他亲自下令严惩违犯这一禁令的内侍杨怀恩。宋真宗以后，宦官人数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朝廷不时重申禁令，甚至暂停宦官养子。如宋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将宦官限额调整为180人。嘉祐年间，三司使韩绛上奏说：

内臣员多，请住养子。

这一建议被宋仁宗采纳。熙宁年间，宋神宗对宰执大臣说：

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官又入内侍。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职事乎！

三班使臣系低级武官。宰相吴充当即表示：

此诚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

宋哲宗在元祐二年（1087）二月，又把宦官限额压缩到100人。到宋徽宗宣和年间，宦官总数才完全失去控制，“动以千数”。

二是设立宦官阶官。在马端临看来，唐代有个怪现象：

唐宦者所历散官与文官同......贵珰之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者多有之。

北宋为内臣设立独特的阶官体系，以区别于文官、武臣。马端临认为，其目的在于对宦官加以歧视。他说：

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阶官。

元丰年间改革品阶制度时，有大臣“请并内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驳道：

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

很清楚，所谓“深意”，就在于歧视宦官。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凡11阶。现据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颁布的《改武选官名诏》列表1，表中的旧官是政和二年以前的名称，新官则是政和二年所改。

表1 北宋中低级内臣阶官

东头供奉官之上的高级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皇城使到最高级的延福宫使，凡6阶，详见表2（据《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所作）。

表2 北宋高级内臣阶官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以上内臣阶官除皇城使而外，是宋太宗以后为安排功绩卓著的宦官而陆续设置的。如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八月为奖赏王继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官、武臣。此外，昭宣使特置于淳化四年（993）二月，以奖赏王延德等；宣庆使特置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奖赏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以奖赏刘承规。而延福宫使则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第二，以上内臣阶官“临时用例，取旨改转”，普通宦官与此无缘。

三是压低宦官品级。唐代初期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这常常被人们作为唐太宗压制宦官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加以称道。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押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与文官、武臣相比，宦官升迁相当难。文官、武臣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办理。史称：

宋初以来，内侍未尝磨勘转官，唯有功乃迁。

宋仁宗在景祐年间下诏对此略加放宽：

内臣入侍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

庆历以后，宦官“有劳至减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劳至高品已上者”。针对这一现象，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1）又下诏加以限制：

内臣入侍并三十年磨勘，已磨勘者，其以劳得减年者毋得过五年。

磨勘是指官员在升迁官阶时的考课。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选充押班等。

带御器械是皇帝身边的近侍。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大观二年（1108）五月，童贯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南宋史家李心传说：

真庙以来，宦者官虽尊，止于遥郡承宣使而已。宣政间，始除童贯、杨戬、梁师成、谭稹、李彀、梁方平等十许人。靖康初政，皆贬夺之。

所谓“遥郡承宣使”，遥郡是指带有阶官，以区别于不带阶官的正任。正任的地位高于遥郡。

四是限制宦官活动。王禹偁说，宋太祖时，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后来，宋太祖不准宦官“采听他事”的旧规尽管遭到破坏，可是宦官的活动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规定：

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理由是：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

至于其原因，显然在于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又如朝廷规定：

诸内侍官辄与外朝官非亲戚往来，或出谒接见宾客者，并流二千里。

上述条文虽然见于南宋法律文书，但在北宋时至少已有类似的不成文法。因此，大臣在奏章中谈到宦官问题时，一再强调：“不宜外臣与之交结”。景祐末年，吕夷简对宋仁宗说：

臣待罪宰相，不与中贵私交。

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将出任宰相，但遭到台谏官弹劾：

昌朝建大第，别创客位以待宦官。

结果不仅未能拜相，而且解除枢密使。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右司谏赵抃上疏反对，理由是：

升之交结宦官，进不以道。

知谏院唐介更是指名道姓地说：

升之与宦者史志聪、王世宁交结，以图柄任。

宋仁宗向台谏官员耐心解释：

朕选用执政，岂容内臣预议邪！

双方的矛盾始终无法调解，宋仁宗只得把他们统统解职。宦官阎士良在宋仁宗时、任守忠在宋英宗时、陈衍在宋哲宗时受到惩处，其罪名之一便是“与中外大臣交相结托”。宋真宗即位之初，见到王继恩“士人诗颂盈门”，便“恶其朋结”。宋徽宗发现宰相王黼与宦官梁师成秘密往来，“大不乐”。对于内臣不得与外官交结这一禁令，某些宦官能够加以遵守，号称“约己慎履”。如北宋前期的蓝继宗，史称：

继宗事四朝，谦谨自持，每领职，未久辄请罢。家有园池，退朝即亟归，同列或留之，继宗曰：“我欲归种花、弄游鱼为乐耳！”

又如孙可久，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0记载：

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淡，年逾五十，即乞致仕。

所谓“致仕”，即退休。他过着“优游自适”的生活，屯田员外郎柳永赠诗一首，其中有一联为：

曾珥貂珰为近侍，却纡绦褐作闲翁。

五是不许宦官掌机密。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即：

貂珰不以典机密。

此举被当时人称颂为“祖宗良法”。北宋初年，宦官曾经通过通进、银台司，预闻机密。通进司的主要职责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北宋初年的情况是：

通进、银台司隶枢密院，凡内外覆奏文字必关二司，然后奏御。外则内官及枢密吏掌之，内则尚书内省籍其数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纠察也。

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张咏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因而直到宋光宗时，权侍左郎官刘光祖还对此称赞备至：

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渐。

如果说后来的明代设有名叫“内书堂”的宦官学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养相当高，从而为他们掌机密提供条件，那么宋代通常不许宦官学习文化。宋仁宗时，宰相贾昌朝在兼任侍讲期间，曾以编书为名，“其实教授内侍”，大臣们上疏反对，宋仁宗予以采纳，史称“谏官吴育奏罢之”。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当中还有刘承规、张继能等“好儒学”“喜读书”，孙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咏”“有诗名”。可是宋仁宗以后，这类记载明显减少，梁师成尽管附庸风雅，然而“实不能文”。宋人往往如此轻蔑地说：

宫中左右皆阉宦，有何知识？

说到梁师成，人们都知道他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内枢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之类是固定的制度，而梁师成在北宋则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两者差别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以致形成了凌驾于宰相之上的宦官内朝。按照宋代的“祖宗家法”，不许宦官掌机要，已如上述。北宋率军作战的宦官虽多，但能够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样独掌兵权的，只有童贯一人。莫说走马承受，即便钤辖、都监、巡检之类，其地位和权势，都不能同唐代的监军使相比。应当说宦官内朝在北宋时期是不存在的。即使以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亲政期间而论，当时也并非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在“六贼”中，恰好是外官三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内官三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首恶，则非蔡京莫属。他们在发迹之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互相牵制。尽管当时人有梁师成“贵震一时，虽蔡京、童贯皆出其下”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并不可信，其实他们的权势因时而异。从总体上说，宦官仍然难以凌驾于宰相之上，至多只能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