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从来都是一个有海洋品格的城市

现在“沿海地区”往往被与经济发达、视野开阔联系起来。然而上溯500多年，唐宋以前，“襟江带海”几乎是“穷山恶水”的代名词，海洋往往代表着 “危险”和“神秘”。

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了一组中国沿海地名，以证明古人对大海的畏惧。光是“镇海”这个地名，沿海地区几乎都存在过，广东有镇海、福建有镇海、浙江有镇海，江苏有镇洋，“这反映了古代沿海地方的人实在受大海的危害太多，人没有办法利用海洋，就祈祷希望大海能够少危害一点人。”

而这其中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浙江的临海，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两个与海有关的地名是中性的，并不存在与海洋对立的问题。“上海变成人居住的地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整个中华民族对海洋开发比较好的时候。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海洋文化快速发展起来。人们对沿海的利用、对海洋的感觉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7月28日，在大隐书局举办的大夏读书会上，熊月之讲述“上海城市的海洋品格”，他认为，上海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与海洋关系紧密，上海文化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海洋文化。

因治理海患上海才有了独立的建制

上海城市发展与对海洋的利用有莫大关系，即使这样，上海地区第一次有了独立行政建制，还是因为要治理海患。

“唐以前的人是离海越远越好，离内地越近越好。在农业社会，对外不开放的时代里，离海越远越发达。”熊月之查了史书，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古人那里，海洋都是遥远、神秘、危险的。

比如出自《山海经》的神话精卫填海，讲炎帝的女儿女娃到东海去玩，被淹死了，她变成了一种叫精卫的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扔到海里。“有一种解读就是精卫填海是一种复仇的神话，你把我淹死了，我要把你填平。另外一个解读是励志的神话，表示一个人要有坚持不懈的志向。但是不管在哪一个解读里面，大海给人们的印象，第一是无情，第二是可怕，炎帝的女儿都被淹死了。” 熊月之表示，沿海地区在汉以前，在《史记》等史书中的描述都是没有文化、很落后的地方。沿海的人也是野蛮的，披发纹身，吃水里的各种东西，与中原文化无法相比。

在上海也是如此。晋朝以前，上海地区人们大体生活在松江、青浦一带。到唐朝，现在的上海地区才形成了陆地，而金山、奉贤一带那时还在海里，崇明还是小小的岛屿。公元713年的时候，为防止水患上海地区修了一条捍海塘，靠内的陆地慢慢开始有人居住。

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在这里建立了华亭县，上海地区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华亭县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南的地方，苏州河北面属于苏州。“如果问那个时候上海人有些什么特点？尽管到三国的时候，东吴在东南江东这个地方有所发展，但是整体上这个地方的发展程度未见得比中原强多少。这个地方整体上人还是比较凶悍的，不像宋以后温文尔雅。”

元朝时官粮的重要转运港

以“上海”的名称正式设县，则是在元朝时期。古代一个地方要建立县，常常是因为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原来的县无力管理，就新建一个县来管理。但是上海却是例外。

“上海的建立是因为先有了一些管理税收方面的需要，是因为商业的发展。”熊月之认为，上海甫一出世就有强烈的“海洋品格”。

唐朝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辖中外贸易，但对外商还是帮扶的态度，“不要太欺负人家，不要太违规，也会收一点税收，没有形成制度。”

由于唐朝疆域广阔，西边路上交通方便，丝绸之路更为发达，在海洋方面，唐朝并不重视。而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北边有金和西夏，完全切断了陆上丝绸之路，在对外贸易上才开始重视海上通路。

宋朝在上海设立了管理税收的市舶司，之后设立了上海镇。到了元朝的时候，1292年，上海设县。

元朝的首都在大都，即北京，而全国粮食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在江浙，庞大的政府机构人员和军人都要解决吃粮问题，粮食运输问题迫在眉睫。

南粮北运原来靠南北大运河，但是由于战争有的地方运河不通。元朝就考虑从上海通过海运运粮，于是将管理机构市舶司放在华亭。“这样，元政府就把松江政府从县级提为府一级，同时把上海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县。所以，上海1292年设县，跟其他的地方动因不一样，它先有税收和运粮食的需要，然后是提高行政级别。”

上海能够成为元政府运粮的中转站，与它的自身条件也有关系。上海向南海水较深，向北较浅，吃水深的船只无法前进，南方来的货运船要在上海换吃水较浅的平底船，才能继续向北前行。因此在运粮的同时，上海还有贸易的需要。

熊月之认为，内外贸易的需求、南北贸易的需求、加上政府运粮的需要，在上海这个地方交织凸显出来，造成上海城市发展的路子，跟贸易、海运有直接的关系。

有了海运的需求以后，宋朝以后上海就出现了很多海上私人贸易。其中朱清、张瑄两人最为著名。

朱清是上海崇明人，张瑄是上海浦东高桥人。朱清认识一些字，张瑄一个字都不认识，他们结拜为兄弟，最初是海盗，在海上做走私贸易。在元朝政府找到他们，要求他们帮朝廷运粮的时候，二人已经有500艘船，上千人的规模。

元朝采用比较宽松灵活的方式和他们合作，不但给运费，还解决赋税问题。这两人帮助政府解决造船、运粮两大问题，同时自己也顺便做生意。“他们发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讲吴地，即苏州、松江这一带，没有人不知道朱家和张家这两个大户。”

熊月之认为，这件事情对上海后来的发展、对航运史，有两个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南宋末、元代时，有几十万江浙沿海一代的人从事海运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方的财富发展。上海地区，太仓、昆山、嘉兴、平湖一代，出了很多富人。这些人从贸易、海运赚钱，然后买土地，有的甚至有上百顷的土地。第二是造船技术得到极大发展，郑和下西洋造船的技术及人才队伍，都与朱清、张瑄的班底有关。所以，造船和航海技术、航海人才，都是在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明朝海禁，海运商人成了“倭寇”

“本来，如果按照元朝的路径继续发展下去，到郑和下西洋，中国整个海运的水准，海上的力量，在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但是朱元璋采取了这一政策以后，规定了这是法律，谁改了就是不肖子孙。整个明朝都采取了海禁的政策。”熊月之认为，明朝的海禁政策对中国海运、海洋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虽然政府实行海禁，但上海地区此前众多人因海运发家致富，不愿意就此放弃这条生计，这导致上海周围走私空前繁盛。

崇明大小洋山、浙江的双渔岛（现在叫六横岛），都是走私发生率高的地方。走私最盛的地方是浙江舟山的双渔岛。明朝嘉靖年间，双渔岛上有1200余葡萄牙人居住，居民有几千人，房屋1000多座，有教堂、妈祖庙，还有管理地方事务的政府，像小城市一样。后来明朝海禁，这个地方被镇压下去。“但沿海人有非常强烈的贸易需求。史料上讲得很清楚，即使一个字不认识的沿海人，他也知道，拿一篮子鸡蛋，一坛酒，一些蔬菜，到岛上去，换回来的钱够一年生活的。国家很难把它完全禁止。”

几个岛上的走私点关掉之后，靠走私为生的人没有了生路，就变成了海盗，形成了中国明朝历史上非常突出的倭寇现象。

“其实，现在有学者研究，倭寇里90%是中国人，只有少量日本人，那些日本人是受雇于中国人的。”熊月之表示，倭寇的最大的领袖是安徽的徽商，叫汪直，几个首领也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会把他们说成是倭寇呢？这是因为海盗的家人、家族还生活在中国沿海，如果说真实姓名，他们担心日后被抓到会影响到自己的家族。因此，海盗乐于用“倭寇”的身份掩藏自己。而官府也乐意把这些人说成是倭寇，因为一个地方被倭寇抢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小一点，如果说被地方的民众抢了，责任要重得多。“现在研究下来，绝大多数人都是原来从事海上贸易的一些人。在政府不让他们搞贸易的时候，便铤而走险。”

熊月之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如果明朝不禁止海上私人贸易，不禁止海洋交通，上海地区就会变成中外最大贸易的地方。”

海洋品格在上海文化中一脉相承

海禁限制了对外贸易，但上海之前海洋文化开放的传统还在，并渐渐转移到文化领域。明清几个著名的“开眼看世界”的文人都出自上海。

明朝著名文学家归有光是昆山人，熊月之提到他在论述商人的时候，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很不一样，在归有光的文章中有对盐商的描写，他们尽管是商人，但道德很高尚。

徐光启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但对西方文化持非常开明的态度，自己还加入了天主教。他曾写文章论述海运，认为海上贸易是硬需求，禁止就会有走私，如果开放海禁，反而不会有海盗。

另一位是陆家嘴的陆楫。熊月之认为他明显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首先，他觉得贸易对生产是有好处的，提出“奢侈性消费有益论”，他认为，节俭对于一个人是可以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讲，多花钱才可以刺激经济。此外，他还有一个观点叫华夷辩，认为所谓华夷主要是从文化高低来区分的，文化好的人就是华，文化低的人就是夷，外国人文化好也是华，中国人文化差也是夷。“这个观点很了不得，我们今天讨论天下观念的时候，也会讨论这个问题，以文化高低来区分，而不是以人种、居住的地方来区分。我们以前只知道王夫之有这方面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很高，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陆楫比王夫之早一百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开埠十年以后，就领先于其他的港口，超过了广东。

熊月之认为，上海繁盛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包括地理位置等，但是人文的原因一定是很重要的。上海从产生开始，就与海运和对外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经在当地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历史文化记忆。

“1843年以后，上海城市发展那么快，就跟原来上海从宋元以后形成的海洋文化品格有关系。这种品格，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大体上以港口为基点，以贸易为契机，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只要这个人对历史有记忆，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就像在明代，到徐光启这个时代，已经海禁了，但是他们对外开放的记忆都会留在文化当中。就像上海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个时候上海跟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下，但是一旦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原来1949年以前开放的文化，又会从心灵深处激发出来。”熊月之认为，从宋元时期、到近代开埠，再到当代开放，上海城市的海洋品格，在上海文化传统中，有一脉相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