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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脚,走台湾︱在台湾查档案是种怎样的体验?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2016-08-14 17: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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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近代史学者去台湾,很大的动力是那里的档案利用起来较为方便(现在写此文章,可能要改为“一度较为方便”)。我去台湾,有时是专程去查档案的,有时是利用开会与讲学之便,抽空去查档案。

杨奎松以前写过一篇《在台北看档案》,有许多地方谈到两岸档案机构的对比,至今在网上流传。我只谈在台湾查档案的感受。

台湾典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档案机构有些分散,杨奎松列了六个:“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史政局、“外交部”、“调查局”。其实还有不少,如台湾文献馆等。我常去的是“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近代史所档案馆这3家。

“国史馆”里的“小金库”:蒋介石特藏

“国史馆”是典藏“政府机关”档案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历任“总统”、“副总统”的档案均藏于此。1990年代,蒋介石的个人档案移交给“国史馆”,并很快开放,更使得“国史馆”在学界声名大振。我去“国史馆”次数很多,主要看蒋介石档案,也看过中国与意大利关系的档案。

“国史馆”是在大陆原有的机构,在台湾恢复时,建在了台北郊区的山里,一个叫碧潭的地方。交通很是不便,需要转几次车才能到达。为照顾工作人员上下班,馆里有车在新店接送。与工作人员熟悉后,我们也蹭班车。

在新店山上的“国史馆”

我去“国史馆”主要是看蒋介石档案。馆内的大部分档案是可以复印的,但蒋档一直不能复印,只能带电脑去录入。最早开放的是原件,查阅者必须戴馆里提供的橡胶手套与口罩,以保护档案。

档案馆负责阅览的几位女士,对大陆学者很友好,查档中的任何问题,她们都乐于帮助。那时大陆的机关普遍有“门难进,脸难看”的现象,所以我对“国史馆”工作人员的印象极深、极佳。因为去一趟确实不方便,通常是要整天在那里看档案。“国史馆”最初是有工作人员小食堂的,查档者也可以蹭午饭。后来食堂取消,改由饮食公司送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与查档者自行选定。大家每天进馆第一件事,就是先选订午餐便当,工作人员也会为我们提供菜品与口味方面的建议,很是热闹。

因为特殊的机缘,我是很少能进入蒋介石档案库房的史学工作者,大陆学者中应该是唯一的。2007年我在政大客座教书,有门课是“民国史史料研读”,其中有介绍到档案。于是经由政大校方联系,我以带学生到“国史馆”参观,了解档案的收集、典藏保管与利用的全过程。馆方十分热情,由一位处长出面接待、介绍。最后是参观设在库房8楼的B802室“蒋中正总统文物特藏室”,特藏室内就是原先十分神秘的“大溪档案”。上电梯时,处长要刷卡才能启动,到达楼层后,我作为带队教师要登记签名。处长介绍,特藏室是“国史馆”最核心的部分,库房除了恒温恒湿等基本条件外,墙体与门也经过特殊处理,与银行金库标准完全相同。库房的锁需要两人分持的钥匙同时启用才能打开。

进入特藏室,里面有张图简要地说明蒋介石档案从大陆运台湾的基本线路。处长介绍说,蒋介石十分注意个人档案的保管,1949年春下令由南京运到上海,再由运送黄金的船运到台北,先存放在台湾银行的金库里,之后才移到大溪,成为著名的“大溪档案”。蒋介石1949年抢运到台湾最重要的东西是三种:黄金、故宫文物、他的档案。黄金与故宫文物人所共知,但档案的事很少有人提及。蒋介石档案最后是从“阳明书屋”连同书橱一起移交给“国史馆”的,所有文件都装在原先的书橱中。

蒋介石档案特藏室内

处长特意介绍了一个特殊的书柜,里面有个架子。蒋介石在世时,即使是获准看其档案文件的人,也不能接触文件本身,必须由保管人员翻好,放在架子上,关上玻璃门,查阅者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完一页后,再请保管人员帮助翻页。

2010年左右,“国史馆”的阅览室搬到台北闹市区的长沙街,蒋档也完成了数字化扫描,阅览起来方便多了。吕芳上2011年就任“国史馆”馆长后,大力推进民国史研究与资料出版,加强与大陆的学术交流,多次主办学术会议,编辑出版了12卷的《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

2016年4月14日,在台北举行的“互动与新局: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开幕式上,吕芳上馆长突然宣布,从次日起,“国史馆”取消对“蒋介石档案”的复印限制,按普通档案处理,每位查档者可按规定,每年复印“国史馆”的档案500页。我立即将消息通过微信发布,赢得一片喝彩。次日下午,我专程逃会到“国史馆”阅览室,准备做第一个复制蒋介石档案的人。结果柜台工作人员说,馆里的电脑系统对每份档案能否复印是有设定的,开放蒋档的复印还需要很多天的后台作业才能实行。我空欢喜一场。

现在,“国史馆”宣布不对大陆、香港与澳门的学者开放,完全是倒行逆施。多位台湾的“中研院院士”对此提出批评,近代史所研究员朱浤源指出,“国史馆”是以行政理由作政治对抗,背后应该与蔡英文有关。台湾学者与学生发起了“捍卫学术自由,反对阅览新制”的全球联署活动,抗议“国史馆”歧视大陆香港澳门学者的做法。大陆学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声,严正要求“国史馆”能改弦易辙。

党史馆:从“位高权重”到“亲民路线”

党史馆原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委员会,曾经是个位高权重的“部级单位”,罗家伦、秦孝仪等任过主任。2000年国民党选举失败后,机构大幅度改组,“一切为了拼选举”,“党史会”降为文化传播委员会下属的“党史馆”,目前专任人员只有主任1人,日常阅览等工作要聘请工读生来维持。因为这样的变化,学者有时会为称其“党史会”还是“党史馆”犯愁。有台湾学者认为,国民党对抗民进党最大的资本就是国民党是个有光荣历史的百年政党,马英九没有眼光,压缩党史会,等于是“自宫”。我在党史馆主要是查国民党史、胡汉民、张群的相关资料。

2000年,我得到中正文教基金会的资助,到台北访问,直接目标是去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捐给党史会(到时已更名为“党史馆”)的资料。胡木兰将其父的资料绝大部分捐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已整理完毕。在台北一个月,每天去坐落在中央党部大楼七楼的抄录与整理,最后得以提前完成,还抽空看到不少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档案资料。

查档案期间,党史馆的邵铭煌主任、刘维开先生与杨丽美小姐均对我十分照顾。还记得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当时国民党刚选败,采取了一些“亲民”措施,将设在大楼地下室的党部工作人员餐厅对一般民众开放,价格十分便宜。每天中午有许多中学生来吃饭,十分热闹。从后来选举的结果看,这一措施也未拉到多少选票。

2005年去台湾参加党史馆主办的会议,同时见到了党史会的前后3位主任:曾任蒋介石秘书、人称“孝公”的秦孝仪与李云汉、陈鹏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与前后三任的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合影

“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陈诚日记到底能不能看?

“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是台湾最正规的一家档案馆,管理水平很高,开放规则也最明确。我在近代史所档案馆查阅的,主要是朱家骅档案、外交部档案、陈诚日记、陈之迈日记等。

朱家骅是浙江人,担任过教育部长,与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关系密切。我在他的档案中找到抗战时期与竺可桢的往来信件,便向档案馆提出高精度彩色复制,经请示主管所长后,获得允许。这批信件,成为浙大档案馆的校史展品。

在近代史所查档有段有趣的经历。2012年9月,我在台北参加会议,报告的是篇关于蒋介石与陈诚的论文。评论人陈三井教授指出,论文资料上有缺陷,为什么用了蒋介石的日记,而不用陈诚日记?我已查阅过“国史馆”档案的全部目录,显示没有陈诚日记,便在回应的环节中据实以告,说陈诚应该没有日记。晚餐时,陈永发教授告诉我说,陈诚有日记,没在“国史馆”,他的亲属捐给近代史所档案馆了。我大喜过望,立即决定改签机票,推迟一天返回,去近代史所档案馆看。次日,我赶到时,档案馆还未开门。工作人员告诉我,陈诚日记刚刚扫描结束,查阅需要档案馆馆长批准,不巧的是,馆长当天请假,要主管所长批准。我只好到办公楼室碰运气,近史所研究人员是不坐班的,这么早通常无人。但居然幸运地遇到了主管的所长,他听说我是改签机票,只有当天时间,就给档案馆打电话允许我阅览。我荣幸地成了第一个阅读到陈诚日记的学者。当天,我一直坐在档案馆阅读、打字录入。中午,有位近代史所的朋友专程来约吃饭,被我婉言拒绝。从早上进馆直至到下班关门时,我只出门喝了两次水,共录入了6千余字。

我将抄录的陈诚日记内容加到一篇已二校的论文中,很快发表出来,近代史所有陈诚日记的消息就在学界传开。有位大陆的学者也到档案馆要求查阅,被馆长婉拒,理由是与陈的亲家属有协议,只先扫描,暂不开放。学者便质问:“陈红民不是已经看过了吗,还发表了论文?”馆长才发现,是主管所长不了解协议细节,允许我阅读是个“错误”(对我,当然是个美丽的错误)。之后,那位学者几次在不同场合批评近代史所档案的开放尺度不一。

好在,2015年夏天,陈诚日记公开出版,大家都能便利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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