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刚︱回到修昔底德——纪念古典学家彼得·约翰·罗兹

《修昔底德》，[英]P. J. Rhodes著，白春晓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131页，25.00元

彼得·约翰·罗兹（Peter John Rhodes，1940.8.10-2021.10.27）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古希腊史家中“破圈”曝光率最高的当属修昔底德了。修昔底德已经不仅仅是在古代史或者国际关系理论课堂上被讲授的对象，而且远远超出学理范畴，成为政治家和学者频繁征用甚至是滥用的对象。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演讲中说需要用修昔底德来理解当时的国际格局；晚近又有美国学者提出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概念，使得没有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也能在各种场合听到或者谈论修昔底德的大名。不晓得修昔底德本人如果知道了后世对他的这类征用会作何感想，从他著作中的表述来看，估计他的心境会比较复杂。因为修昔底德一方面明确表明，“我的著作并不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想成为永久的财富”；但另一方面这永久财富的内核是要看到人类的状况本身，而非简单地进行历史比附。那么，有没有可能将跟在修昔底德名字后面的“陷阱”之类的词去除，先努力回到修昔底德和他的著作本身呢？英国当代杰出的古代史学者和古典学家彼得·约翰·罗兹（Peter John Rhodes）撰写的《修昔底德》一书就是绝佳的入门路径。

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中统计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词频趋势

罗兹教授是英国杜伦大学的荣休教授以及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还曾担任英国古典学协会主席，是古典希腊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罗兹教授著述丰富，既有对城邦制度的精深研究（如《雅典议事会》），也有对希腊历史基础文献和材料的注疏整理（如对古希腊历史铭文和法律铭文的整理，以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注疏研究），均已成为古希腊史研究必需的文献和研究著作。罗兹教授对修昔底德也投入巨大心力，曾经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几卷做过细致的翻译注疏，近年来还出版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亚西比德》等著作。《修昔底德》一书则是罗兹教授应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邀请撰写的导论式著作，通常这类书籍都会写得四平八稳，但是罗兹的这本 “大家小书”却处处体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力。

《修昔底德》英文版封面

《修昔底德》一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修昔底德的世界”是对修昔底德及其叙述的历史世界的总体介绍；第二、三章则聚焦于修昔底德的写作，分别从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角度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特点；第四章则是对修昔底德接受史的总体概括。读罢全书，罗兹对修昔底德写作的方式和意图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得读者进一步追问历史写作在古希腊的语境中究竟本意为何？

修昔底德在今天通常被视为是“客观”“理性”的历史学家，这一称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另一位古代史家希罗多德的衬托。希罗多德虽然被西塞罗称为“历史学之父”，也在这个名头后面还紧跟了一个“谎言之父”。打开希罗多德的《历史》，会发现除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外，还有大量民族志以及奇闻轶事的记述，让读者觉得和人们今天对历史著作的观感有着很大的差异。不仅如此，历史（historia）这种体裁在古代也并不被哲学家们欣赏，甚至经常遭到攻击和诋毁。像赫拉克利特就批评历史写作就是收集筛选了一大堆素材就号称拥有了智慧，实际上却是拙劣的技艺。类似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区分了诗人与写历史的人，认为创作悲剧比写历史要更高贵和更贴近智慧，因为悲剧写的都是符合必然律的事情，而历史不过是记下了诸如亚西比德起居注的偶发单一性事件，和爱智慧基本是绝缘的。

历史写作和历史作家虽然在古希腊遭到如此严重的指摘，但在我看来，这恰恰能够提示我们去理解historia的本来意图。当写作历史被哲学家们指责为不够格爱智慧的时候，这反倒暗示了收集材料撰述历史的人，在当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追求智慧，而非写出符合二十一世纪读者期待的历史著作。只不过，在爱智慧的赛道上，哲学家和诗人似乎合起来把历史作家拦在了入口。站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立场上，自然不会同意来自哲学家的攻击，因为historia一词本来的含义就是“探究”，《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声称要探究两场大战的原因，其所记述的并非一时一地的人或事，而是要记述人类的境况。历史写作与哲学、史诗/悲剧孰高孰低这一古老官司很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回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智识语境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写作历史绝非仅仅是资料爬梳，而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和构思的结果。

罗兹对历史书写者修昔底德有很精到的评价：“总体上，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宣称他努力还原准确的事实，而且我们也应当认可这一点。虽然他对此的处理显然是很精明的，但是，他并不是绝对正确无误，在有些地方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细节是错误的。从更广大的视野来看，他完成了一部杰作，将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并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67页）

罗兹提示我们，要有意识地从修昔底德叙事的详略安排中把握他的叙述目的。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为例，修昔底德在叙事上就明显有轻重缓急之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区分了战争最真实的原因和表面上的公开抱怨和争执。最真实的原因就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是修昔底德自己的综合判断，并非由一两件事情促成。但关于公开的抱怨和争执，修昔底德记载了四个事件，详略各半。修昔底德详述的两个事件最终都导向了雅典与科林斯的冲突，而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联盟中举足轻重的成员。雅典先是在公元前433年和科林斯在希腊北部的一个殖民地克基拉达成了防御同盟，但是克基拉与科林斯爆发了直接冲突，导致雅典与科林斯也成为交战的对手。公元前432年，雅典又进攻了科林斯位于爱琴海西北部的殖民地波提代亚。波提代亚与科林斯关系良好，但又是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的成员。在雅典进攻波提代亚后，科林斯派兵前去救援，再次和雅典产生冲突。与这两个详述的案例相对，另外两次抱怨和争执就只是非常简短地被提及。其中一次是雅典与埃吉那岛的争执，埃吉那人声称雅典不承认在一份条约里曾承诺给予它的自治权。另一次是关于麦加拉的，因为圣地和逃亡奴隶的争执，雅典对麦加拉发布了禁运令，而麦加拉人在抱怨自己所遭受的经济制裁。对于修昔底德如此不均衡的叙述安排，罗兹给出的解释是：修昔底德可能认为对于克基拉和波提代亚的争端，雅典是有理可依的；而对于埃吉那和麦加拉的抱怨，雅典可能是理屈的。

如果说修昔底德通过内容安排和叙述节奏来使读者接受其意图，那么在《伯罗奔尼撒史》中，他还经常直接出场就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做出评论，使得读者可以管窥他个人的想法。罗兹在第三章“思想家修昔底德”中对这一主题做了精要的概述，并明确提出：“修昔底德所做的远远不只是简单地记述发生了什么，他的政治和知识背景使他以独特的方式解读资料，而其他背景的人可能并不同意他的解读。”（71页）

最能锚定修昔底德个人观点的议题无疑是他对雅典的态度，而雅典又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民主-帝国。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如果仔细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会发现要从文本表面去揣测作者的真实心思实属难事。以雅典民主政体为例，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领导下的政体赞赏有加，但同时又说，雅典表面上是民主制，实际上是伯里克利第一人的统治。在伯里克利之后，修昔底德对民粹主义的新政治家多是批评，对雅典民众的表现也经常贬抑。但是在雅典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雅典面对爱琴海盟邦的反叛和内部的政体变更，却又表现得可圈可点。修昔底德在全书结束的地方对雅典的五千人政体给予了至高的褒扬，甚至称这一政体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雅典政体。面对这些彼此矛盾的描述和评论，如何确定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真实看法要比看起来难得多。罗兹自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将这个问题和修昔底德的家族背景和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修昔底德家族是反对伯里克利和民主政体的，修昔底德后来在战争期间也被放逐流亡。但通过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人物的臧否，罗兹认为修昔底德在赞成伯里克利时，摆脱了自己家族的政治立场；但修昔底德无疑夸大了个体领导者控制民主制雅典的程度，也夸大了伯里克利和后来的政客的差别。修昔底德不喜欢煽动民众的克里昂，却对保守的尼西阿斯有不错的评价，对阿尔喀比亚德则充满了矛盾态度。罗兹通过展示修昔底德的复杂面相，实际上提醒我们不要试图简单地给修昔底德贴上一个标签，而是要在这种复杂性内部穿行。

雅典的帝国面相也是修昔底德叙述整部历史的线索之一，但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的态度更显纠结。雅典帝国兴起于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取代斯巴达成为抗击波斯联盟的主要领导城邦，并联合爱琴海的岛邦成立提洛同盟。希波战争无疑大大增强了雅典的实力以及在希腊世界中的影响力，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开始，雅典也通过维系提洛同盟获利良多。作为雅典人，修昔底德一方面对雅典的荣耀和强大感到骄傲，这也变相体现在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但是，从第一卷开始，在各方的演说中，雅典帝国的正当性就成了一个核心主题。换言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有诸多原因，但各方对雅典有一个共同指责，那就是雅典帝国的不正义性。

罗兹注意到，斯巴达在战争爆发前对雅典的最后要求就是，雅典要让希腊人自治，就可以避免战争。而在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人对斯巴达也表现出更多的好感，因为他们声称要解放希腊。在第四卷伯拉西达纵穿希腊北部地区时，也是利用解放希腊的口号一路赢得支持。与此相对，罗兹提醒我们，修昔底德在多处强调雅典苛刻地对待盟邦实际上削弱了盟邦，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在第五卷的结尾处，修昔底德虚构了这一对话，将雅典的现实主义主张毫无掩饰地展现了出来：“我们知道，而且你们也知道，在人类的话语中，对于正义的考虑仅在力量平等的情况下适用。但是，强者为其所能为，而弱者只能让步。……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我们帝国的优势地位。”罗兹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回答是：“修昔底德作为雅典人和思想家，既为雅典在他的时代的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又觉得获得这种成就的行为一点也不值得赞扬，这种撕裂感折磨着他。正是因为他无法为自己解决这一困境，他在他的历史叙述中时常回到这一主题。”（79-80页）

作为一本导论书，罗兹还极为精要地简述了修昔底德的影响史。修昔底德除了对古代以降的历史编纂产生深远影响外，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他在古典学领域以外的影响。比如修昔底德著作第一个完整的英文本是由十七世纪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完成的，修昔底德被霍布斯称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感的历史作家”，这一传统也延续到晚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的关注。修昔底德的多学科影响在国内学界也有反映，除了世界史学科中的古希腊史研究者外，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陈玉聃、李隽旸等都对修昔底德也都有精深的学理研究。这都从侧面证实了修昔底德对国家和个人行为洞察力之深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已经如其所愿成为“永久的财富”。

写完这篇小文三天后，一个令人悲痛的信息传来，罗兹教授于2021年10月27日仙逝，享年八十一岁。得知这一噩耗，国内的多位古典学学者和古代史学者都表示难以接受。可以说，从事古希腊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益于罗兹教授的著述。我不禁想起罗兹教授2018年来访中国时的情景。当时他受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邀请，在国内做了两个讲座，笔者有幸参与了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办的讲座。当时讲座的主题是雅典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讲座风格就如同他的行文一样干练而清晰，观点明确，一针见血。记得讲座中，罗兹教授多次提及一些学者的观点，往往后面会跟一句：“But，he is wrong。”（但是，这观点是错的。）在场师生听到后禁不住笑了出来，却又觉得真挚可爱。转念一想，这不就是学问该有的样子吗？今后，我们再也无法亲耳聆听他的新研究以及那句“he is wrong”，但是他对古代希腊历史的贡献仍值得后学认真细读。罗兹教授的一生也是以学术为业的一生，幸好他留给我们很多传世之作，这可能是学者最大的幸运，只要还有人在阅读这些作品，罗兹教授就还没有离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