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帝王生活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中便浮起一层黄疸病的颜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在我第一次和弟弟妹妹做游戏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是十一岁的时候。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有时把杰二弟和大妹带进宫来陪我玩几天。开头玩得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那些小太监也常玩这个，可是他们都比我大，我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了。玩得越来越高兴，二弟和大妹忘掉了拘束。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傻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谁知不是那样……”

不知怎么的，我一眼看见溥杰的袖口里的内衣，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也吓得溜到他身后，简直都要哭了。我还没完：“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的人只有从京戏《法门寺》里才听得到，那调儿是很使人发笑的。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有一位新中国成立后长大的青年，读《红楼梦》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熙凤这样的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他们不嫌这个尾巴碍事吗？

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少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如果没尾巴，都像是活不下去似的。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游一次御花园，后面全有一条尾巴。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

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可能在前边出现的人，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

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虽然腿脚无病。在这后面，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气候或体温变化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有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芯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香糯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

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也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暖轿是围着灰鼠皮、貂皮的，凉轿轿壁是纱的。这个杂七杂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还有好动的孩子性格，我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一阵儿，我一停下来就又聚在我身后，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便叫他们站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

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但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也并不觉得累赘。

相反，假如身后这时没有那个尾巴，倒会觉得不自然。明朝崇祯皇帝最后上煤山的时候，那个从小长在身后的尾巴只剩下了一个太监，冲这一点，我想也够他上吊的了。

每日排场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就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

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所谓“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回声不等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

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膳桌，捧着绘有金龙的红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菜肴是三桌，各种点心、米膳、粥品是三桌，另外各种咸菜是一小桌。食具是明黄色刻龙并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瓦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这叫“尝膳”。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在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我是向来不动它一下的。御膳房为了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把菜肴摆在桌子上，半天或一天以前就把饭菜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所以都早已过了火候。好在他们也知道历代皇帝都不靠这个充饥，例如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太后或太妃们各自的膳房，那才是集中了高级厨师的地方。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其实也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四十四只鸡鸭，其中我这五岁的孩子要用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画的、勾字匠以及巫婆（称“萨玛太太”，每天要来祭神）等等，也各有分例，一共是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

“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衣着方面情形也相似。饭菜是大量地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也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全是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

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圆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一个月内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只算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共开支了银圆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负责，从“四执事库”里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劳民伤财、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自然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但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有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也是如此。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活排场之外，那些死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影响。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最好的艺术品或历史文物，尽管陈设在那里无人得以欣赏，都是加强我占有一切的直观教材。

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

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的日常排场，一时难以说尽，所造成的浪费，更无法加以统计。现在找到一份《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见附表），虽不十分可靠，也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暴殄天物、浪费人工的举动，目的都不外乎表示“天子自与凡人殊”。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立下的规矩，就把一切不自然的东西看成自然，而把自然的又看成不自然。

宫里也有些规矩，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是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原标题：《​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帝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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