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想考古丨鲍德里亚：恐怖主义的幽灵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限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鲍德里亚

【导读】

恐怖主义的抵抗

文/高鑫源

鲍德里亚晚年的思想中，对恐怖主义的关注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9·11事件发生后，他在《恐怖主义的幽灵》这篇文章中揭示了恐怖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以及恐怖主义背后的象征交换逻辑、现实与拟真关系等诸多内容。同时，该篇文章体现出的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与鲍德里亚前期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也具有明显差异。

在海湾战争爆发时，鲍德里亚就曾经认为这是一场未曾发生过的战争，因为一切都是按事先计划进行推演。这一说法引起了人们对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进而演变为仿真与拟像的讨论。鲍德里亚认为真实存在序列，第一序列是对真实的表征，如地图与实际地点之间的关系；第二序列模糊现实与表征的分界，第三序列则拟真高于现实，在超真实中人们无法发现真实的源头。然而海湾战争的这一套做法却在10年后被19名恐怖分子复制，在纽约的双子塔上演了一次精准的报复行动。恐怖分子事先周密的安排与海湾战争中西方军队的推演在形式上几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鲍德里亚思考的是这场9·11事件是否存在？真实与模拟本来就不可分割，拟真无法被验证，那么真实也就值得怀疑，恐怖袭击反而显得比真实更加真实，这种超真实状态令西方恐惧，草木皆兵，而这才是恐怖主义真正可怕之处，无处不在，总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按计划地进行着。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纪律想要产生秩序，而安保则面向无序。”一个国家越是重视安保，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就会愈加坚决，但是，当安保成为国家的唯一中心时，国家便会成为恐怖主义，走向无序的境地。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所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便已经事实上存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悍然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在安理会上演的“洗衣粉事件”都是“美国优先”的体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有无，战争总是要发动的。但是适得其反，“美国优先”的做法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持久安全，恐怖主义的报复总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指出以国家为名义对国家的权力进行扩展便会有损国家民主。

与阿甘本、罗蒂等人相比，鲍德里亚除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外，更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主义不仅是就恐怖组织而言，一旦国家因为过分注重自身安全而与恐怖组织无异。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举国哀痛之际，鲍德里亚这篇文章称这一事件为一场“绝对事件”、“所有事件之母”、被袭击的世贸大厦是受到恐怖主义恩典的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些惊世言论是因为鲍德里亚看到了9·11事件具有“元事件”的特性，这是冷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对非西方文化无情摧毁的报复。鲍德里亚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全球化。随着现代经济的运行将交换活动的场所扩展到全球，启蒙运动以来的“普世文化”也被抽象成“普世价值”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传播，然而，“歧视和排他并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结果，而毋宁是全球化本我逻辑的产物。”全球化与普世价值犹如孪生兄弟，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是具有“均质化”与“消解性”的，“美国价值”已经被打造成“普世价值”，并且通过美国在全球的文化和武力强行推行。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对其他文化的抹杀，更是对其他文化的羞辱。

受到莫斯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鲍德里亚在其著作中大量提及“夸富宴”（potlatch），在这种仪式上，主人大宴宾客，并当众损坏财物，以显示主人的实力雄厚，其目的在于令宾客蒙羞，确定主人的地位。在鲍德里亚看来，非西方对西方（主要指美国）的集体仇恨，并非是因为资本逻辑将他们拥有的一切卷走后未曾归还，而是由于西方对非西方的改造是同质化且单向度的，并不允许非西方对西方世界进行对等的回赠，非西方人民无法对西方给予相应的回赠这种屈辱必须得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加以报复，这种报复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是一种在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异质性的对抗，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性（singularity）”，“其目的是要恢复为一个拥有普遍化交易的体系之中心。”“全球权力所能遭遇的最坏事情并不是被袭击或毁灭，而是蒙受耻辱。全球权力在‘9·11’中受辱，因为恐怖分子施加给全球体系的东西是体系本身无法偿还的。”而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世界日趋一体化，看似紧密的一张网却因为19名恐怖分子这个节点就瞬间被撕裂，全球化的脆弱性是否就是西方权力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呢？恐怖主义从上世纪走到现在，技术的发展令恐怖主义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以人命为代价，在网络时代，可能仅仅是互联网上一个节点的错误，就可以导致泄密的发生，不对等的“夸富宴”仍将上演，只不过这次恐怖主义不再是以流血与暴力为代价，更多以羞辱为目的，偿还西方对非西方欠下的债务。

鲍德里亚将恐怖主义视为一个独特的切入口，以此观察西方社会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化的不健康发展，指出了恐怖主义羞辱人的一方面，通过这种羞辱，让人们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怖分子手上的人质并不是特指的，在全球化各个节点上的人们都可能是人质，人们时刻被恐怖分子包围着。

【正文】

恐怖主义的幽灵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2002年春季号的《南大西洋季刊》，中译版于2011年发于译者白轻的豆瓣日记，澎湃新闻经议者授权刊发）

一、恐怖主义的幽灵

说起全球事件（world event），我们倒见过不少。从戴安娜的死亡到（法国）世界杯。甚至是暴力而真实的事件，从战争一直到种族大屠杀。但如果要说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性事件——不是简单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量报道的事件，而是能够代表全球化自身之阻碍的事件——我们则几乎没有。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事件处于“罢工”当中（正如阿根廷作家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andez］所说）。现在，这种罢工结束了。事件不再罢工了。随着对纽约世贸大楼的袭击的发生，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绝对的事件，一切事件之“母”，一个在自身内部将所有从未发生的事件统一起来的纯粹事件。

历史和权力的整个游戏被这个事件扰乱了，而分析的条件也同样为之扰乱。你必须从容不迫。当事件停滞不前时，你不得不提前行动，比它们移动得更快。但当事件如此快地加速时，你就不得不移动得更慢——尽管你不会被埋在一连串的语词或战争聚集的阴云之下，尽管你无需保持图像的难以忘怀的炽热（incandescence）的完整性。

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作为证据表明了事件本身的一种巨大的宣泄，以及它所施展的魅力。针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与神圣同盟，作为一种巨大的庆典，处在同一个天平上；它们见证了全球超级大国的被毁灭——或不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它的自我毁灭，在荣耀的火焰中自杀。因为，正是超级大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力，才在全球激起了所有这样的地方暴力，而恐怖主义的想象也由此（不知不觉地）驻留在我们所有人中间。

我们都梦想过这样的事件，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梦想过它，因为任何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去想象这种占据了如此支配性地位的权力的毁灭；这是西方道德意识所无法接受的事实。但它就是事实；而就在驱散它的努力中，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提供了情绪化的暴力来度量它。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做的，但我们渴望如此。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事件就会丧失其象征性的维度。它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事件，一个完全专断的事件，少数狂热分子凶残的幻影，而余下的一切将把它们消除。现在，我们很清楚它并非如此。这就解释了所有驱魔的反恐主义的胡言乱语：因为它就在那儿，到处都是，像模糊的欲望客体。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共谋关系，事件还不会获得它所产生的那种共鸣，而在恐怖分子的象征性策略中，他们无疑知道自己可以指望这种不被承认的共谋关系。

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受剥削的人，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秩序末端的人，这都远远超出了对支配性的世界权力的仇恨。甚至是那些从该秩序中获利的人，他们心中也有这样恶毒的欲望。所以，对任何不可变的秩序，对任何决定性的权力的过敏都是——大快人心地——普遍的，而世贸中心的两幢大楼，则以其成双的形式，变为了这种不变秩序的完美替身。

那么，就不需要死亡驱力或毁灭的本能了，甚至也不需要反常的无意识效应。权力力量的增长合理——又无情地——激发了想要毁灭它的意志。而权力自身也参与了这种毁灭。当双子楼坍塌时，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它们是在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自杀性飞机的冲撞。人们曾说：“上帝无法对自己宣战。”但是，他可以。西方便处于上帝的位置（拥有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它已经步入自我毁灭并对自身宣战了。

数不胜数的灾难电影见证了这种幻想，它们试图用图像来驱魔，用特殊效应来淹没整个事情。然而，它们施展的如色情表演一般的普遍魅力却表明，将这种冲动付诸实践从来都不会很遥远：要排斥任何强大得近乎完美或全能的体系。

或许，恐怖分子还未曾预料到双子楼的倒塌（更何况专家们！），这一轰然的倒塌——远甚于对五角大楼的攻击——产生了最强烈的象征性冲击。一整个体系的象征性崩溃就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共谋关系的结果，尽管为让事件圆满地终结，大楼已经通过自行的倒塌，通过自杀而参与其中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内在的脆弱性，整个体系还向最初的行动伸出过援手。

体系越是变得集中，并最终形成单一的网络，它便越是在某个单一的点上变得脆弱（菲律宾的一个小黑客曾成功地从他手提电脑的黑暗隐窝中释放出“我爱你”病毒，该病毒散布到全球并瘫痪了整个网络）。在这里，正是十八个自杀性袭击者——多亏技术效率增强了绝对的死亡武器——开启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进程。

当全球权力对情境的垄断达到了这种地步，当所有的功能都被凝缩在技术/专家统治的机器上，而思想的另类方式又遭到禁止的时候，除了一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正是体系自身创造了这种野蛮复仇的客观条件。通过自己扣押所有的纸牌，它逼迫他者（the Other）更改规则。而新的规则是如此残酷，因为赌注本身就是残酷的。体系的权力之过度（excess）导致了一种无法解决的质疑，对它来说，以一种防御行动来回应的恐怖分子也是不容许有交易的。恐怖主义正是这样的行动，它把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性（singularity）恢复为了一个拥有普遍化交易的体系之中心。今天，那些因为单一权力控制的全球流通装置而付出了死亡代价的所有独特性（种族、个体和文化）都通过这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来复仇。

这就是对抗恐怖的恐怖——它背后不再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或原因，甚至是伊斯兰教的原因，能够解释那种激发起恐怖的能量。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通过牺牲使世界变得激进（就像异教分子在其得势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体系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这点。

恐怖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无处不在。而恐怖主义的全球灌输就如阴影一般伴随着任何的统治体系，随时准备触发自己，好比一个双料间谍。我们已经无法在它周围画一条分界线了。它就处在这种与之交战的文化的中心，而促使被剥削的不发达国家与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性斗争的这种明显的分裂（还有仇恨）也和统治体系内部的分裂秘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体系可以压制可见的对抗。尽管每一个统治机器都会把自身的对抗机构和自身消亡的代理秘密化，但如果要抵制那种结构上的病毒，那种几乎自动的权力颠倒形式，体系则无能无力。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沉默的颠倒带来的冲击波。

这不是文明或宗教间的冲突，它远远超出了伊斯兰教和美国；不断付出的努力被迫聚焦于冲突是为了创造这样的妄想：存在着一个可见的对抗并且有一种武力的解决方法。的确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对抗，但这个对抗却把昔日美国的幽灵（它或许是全球化的震源，但绝非全球化唯一的化身）和伊斯兰教的幽灵（它同样不是恐怖主义的化身）指向了不可一世的全球化与自身的战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的无疑是一场世界战争——不是第三次世界战争，而是第四次并且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头两次世界战争符合战争的经典形象。第一次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霸权和殖民的时代，第二次战争终结了纳粹主义。而第三次战争的确发生了，它采取了冷战与核威慑的形式并终结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都向单一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今天，这一秩序事实上已经到达了顶峰，而它也在当下的一切震动里，发现自己与各种分散在全球中心区域的对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这是一场不规则的、碎片化的战争，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独特性都以抗体的形式进行反抗。对抗是如此地不可能，以至于战争的观念还需通过诸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惊人的定位进攻来不时地得到拯救。但第四次世界战争却在别处。它萦绕着每一个世界秩序以及所有的霸权统治——如果穆斯林统治了世界，恐怖主义就会以对抗穆斯林的形式出现，因为正是世界，正是全球自身在抵抗全球化。

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世贸中心的事件，那一象征性的挑战，是不道德的，而它回应的是对自身同样不道德的全球化。那么，让我们不道德一回；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切有些许的理解，我们就要超出善与恶来进行审视。唯此一次，当我们拥有一个公然反对道德和一切解释的事件时，我们就不惜以恶的理解来接近它。

就西方哲学和启蒙运动而言，对善与恶的关系的彻底误解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总是天真地相信善的进步，相信它在所有领域（科学、技术、民主、人权）中一往无前，并击败了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善与恶作为同一个运动的组成是一起前进的。一者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者黯然失色——远不会如此。在形而上学的观念里，恶被当作一种偶然的意外，摩尼教由此提出了善与邪恶欲望之间的斗争，但这种不证自明的说法却是缥缈虚幻的。善没有征服恶，反之也不成立：它们不可能同时被化约为对方，它们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着的。最终，善只有通过停止成为善，才能挫败恶，因为通过为自己赚取一种全球权力的垄断，它就为相应的暴力提供了反作用力。

在传统的世界中，善与恶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平衡，一种辩证关系上的和谐维系了道德世界的张力与均势——不像在冷战中，两大权力通过对抗的方式来维持恐惧的平衡。不存在一者高于另一者的绝对权力。但随着善的完全推断法的出现（肯定高于一切否定的绝对权力，对死亡和一切潜在的反对力量的排斥——善的价值的全线胜利），平衡被打破了。从此，均势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恶似乎获得了一种无形的自主权并以幂次方的速度不断发展。

相对而言，随着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暗淡和自由主义势力在全球的胜利，这或多或少已在政治秩序中发生过了——正是在那一点上，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出现了，它将自己渗透到整个星球，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播，从权力的所有空隙中涌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只是开路先锋，真正的对抗却沿着其线路而结晶下来。对抗无处不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所以，这便是对抗恐怖的恐怖。但又是不对等的恐怖。正是这种不对等让全球化的无所不能彻底缴了械。由于自身的不一致，它只好更深地投入力量关系的自我逻辑当中，却无法在象征性挑战和死亡的地域里运转——这是它不知所措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把这样的东西从自身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了。

直到目前，这种一体化的权力已经无比成功地吸纳和解决了一切危机与一切否定，但正如它所做的，它也无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极度绝望的处境（不仅仅是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在那些娇生惯养和享有特权者的根本安逸中同样有极度的绝望）。如今，根本的改变在于，恐怖分子已经停止无回报的自杀了；他们正在转变自身的死亡，使之能够承受一种有效的攻击手段，使之服从于这样一种直观的战略洞见：一种简单的感觉，对对抗的巨大脆弱性的感受——只需最轻微的火花，就能引爆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他们成功地将自身的死亡转化为了对抗体系的绝对武器，而体系恰恰运行在排斥死亡的基础上，体系的理想就是零死亡。每一个零死亡的体系都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n game）的体系。对于一个已把死亡变成了反击武器的敌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威慑和摧毁都是徒劳的。“美国人的轰炸有什么用？我们的男人渴望死亡，就像美国人要活命一样！”这里便存在着遭受了零死亡体系之一击的四千死者的非等价性。

那么，它是关于死亡的一切，不仅是真实时间（real time）——“活着”，可以这样说——中死亡的暴力入侵，更是一个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之入侵：一个象征的和牺牲的死亡——也就是说，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事件。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幽灵。

不要从力量关系的角度来攻击体系。那是体系自身强加给你的（革命）想象——体系只有不断地以现实为借口把反对者吸引到斗争当中才能幸存，而现实总已经是体系本身的了。要把斗争转入象征领域，在那里，规则是挑战的、颠倒的、付出高价的规则。因而，死亡只有通过等价的甚至更高价的死亡才能被支付。用一个礼物向体系开战，对这个礼物，体系除了自身的死亡和崩溃，将无以回应。

恐怖主义的假设是，体系自身会用自杀来回应死亡与自杀带来的多重挑战。因为在体系和权力中都存在着一个象征义务，而这个诡计是引发其灾难性毁灭的唯一可能。在这个不可能的死亡交换（impossible change of death）的、令人眩晕的圆环中，恐怖分子的死亡是一个无穷小的点，却也是一个创造巨大吸引和空虚，创造一种庞大对流的点。在这个细微之点的周围，聚集了真实和权力的整个体系；体系因为痴迷于这个点而短暂地聚合，继而又被其自身过强的效率所毁灭。

恐怖主义模式的策略是引入现实的过度，从而使体系在这种现实的过度下瓦解。情境的整个可笑的本质，和被体系调动起来的暴力一道，转而反对体系；因为恐怖主义行动就是体系自身暴力的过度写照，是被它所禁止的象征暴力的模型——体系无法施展的暴力就是体系自身的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一小撮个体的象征性死亡，整个可见的权力对这个细小的点居然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面对并接受现实：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形成，作为玩游戏的一种新的行动形式，它持有游戏的规则并独自带有摧毁它的目的。由于把自己的死亡投入到了游戏当中——对此不再有可能的回应（“他们是懦夫”）——这些人（恐怖分子）不仅没有公平地参与游戏，同时也夺走了统治权力的所有武器。金钱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计算机技术和航空，景观和媒体网络——他们已然吸纳了现代性和全球主义的一切事物，却从未改变其目标，那就是要摧毁权力。

他们曾用美国日常生活的平庸来做伪装和掩护——这正是狡诈的高度。在将自己像定时炸弹一样激活之前，他们睡在城郊，还和家人一起读书、学习。对这种秘密运作的无懈可击的控制几乎和9·11的骇人行动一样是恐怖主义的，因为它把怀疑投向了所有和每一个个体。一个无威胁的人难道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吗？如果他们能够不经意地从身边走过，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被注意的恐怖分子了（每一架飞机都是有嫌疑的），而最终，它无疑是对的。这或许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潜在的、隐藏的、被小心地压抑起来的犯罪的无意识形式，这些犯罪如果不是改头换面的，至少也可以秘密地激起邪恶的景观。因此，事件分解为最小的细节——一种更微妙的精神恐怖主义的起源。

根本的差异在于，当恐怖分子获得了体系自身的武器时，他们也就拥有了一种更加致命的武器：他们自身的死亡。如果他们只满足于用体系自身的武器来反对体系，他们会被很快地消灭。如果他们仅仅用自身的死亡来与体系作战，他们同样会在一种无意义的牺牲中极快地消逝——正如恐怖主义至今一直所做的那样（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是一个典型），因为这个原因，它已经注定失败了。

可一旦他们把所有可利用的现代性资源与这种高度象征化的武器结合起来，形势就会大变。毁灭性的潜能被累乘（multiply）至无限。正是这种因素的乘积（它似乎和我们不相容）赋予了恐怖分子如此的优越感。相反，“零死亡”的策略，“干净”的技术战争的策略，恰恰无法符合这种象征权力导致的“真实权力”之变形。

这种袭击的异常成功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对此有所理解，我们就不得不抛弃我们的西方视角，去看一看在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如此（高）的效率暗示着算计（calculation）和理性的一种最大化，而这在他者中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这里，在理性的组织或秘密的团体中，也总会有泄密和失误的。

所以，这种成功的秘密在别的地方。差别在于，我们面对的并非一种雇佣合同，而是一种契约和牺牲的义务。这样的义务对一切的背叛和堕落都具有免疫力。在融入全球网络和技术协议的同时，却“至死”也不泄露同谋关系的任何内容，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契约可不像合体那样束缚个体——甚至连他们的“自杀”都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理想化要求下的一种共同的牺牲行动。可操控的结构和象征性的义务——就是这两个机制的结合使一种过度的行动成为了可能。

对于象征性的算计，我们已经茫然了，因为在扑克游戏或夸富宴（potlatch）里，最小的赌注换来了最大的收益。而这个最大的收益恰恰是恐怖分子在对曼哈顿的袭击中所赢得的东西，它或许可以作为混沌理论的完美图例：一个原始的冲击引发了不可预料的结果；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沙漠风暴”）换来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效益——可以说，飓风在蝴蝶翅膀的扑打中结束了。

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恐怖主义。这是富人的恐怖主义，它的事实让我们格外胆战心惊：他们已经变得富有（拥有了一切必要的资源）却还不忘要毁灭我们。诚然，从我们价值体系的视角出发，他们是在做欺骗。把自身的死亡投入游戏当中固然不是公平地参与游戏，但这也困扰不了他们，因为新的规则早已不是由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所以，一切的论证都被用来怀疑他们的行动。例如，称他们为“自杀者”和“殉道者”，但随即又说，这样的殉道证明不了什么，它和真理毫无关系，甚至（援引尼采）是真理的头号敌人。他们的死亡的确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在一个连真理自身都晦暗不清（我们能宣称已经获得了真理吗？）的体系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证明。进而，这种高调的道德论证被反转过来了。如果自杀性炸弹客的自愿殉道证明不了什么，那么，被袭击的受害者的非自愿殉道也证明不了什么；在这种炮制道德论证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合时宜的、淫荡的东西（要否认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种基于错误信仰的论证：这些恐怖分子用他们的死亡来交换天堂的门票；他们的行动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行动并不可靠；惟当他们不信仰神灵，在死亡中看不见希望，就和我们的情形一样（基督教的殉道者恰恰假设了这样一种崇高的等价性）的时候，这种行动才是公正的。那么，他们也没有公平地参加游戏，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救赎，而我们甚至不能继续希望下去。在我们为自身的死亡而哀悼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死亡变成诱人的赌注。

在根本上，这一切——原因、证明、真理、回报、结果和手段——都是典型的西方算计形式。我们甚至用利率和划算的观念来估价死亡。经济上的算计是一种穷人的算计——这些穷人连支付价格的勇气都没有了。

除了战争，这个常规的安全屏障，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据说会有生态恐怖主义、细菌战及核恐怖主义。不再有象征性挑战的秩序了，取代它的是纯粹而简单的、没有风险或荣耀元素的灭绝：这是最终方案的秩序。如今，认为恐怖主义行动遵循的是一种纯粹毁灭的逻辑，这种想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在我看来，与死亡密不可分（这恰恰使它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的恐怖主义行动并不寻求对他者的无情消灭。一切都处于挑战与斗争当中——也就是说，一切都处于斗争，处于对抗性权力的个人关系中。正是那种权力让你蒙受羞辱，所以它必须颜面扫地。不只是根除它，更要让它颜面尽失。你是无法通过纯粹的力量和消灭另一方来实现这一点的：必须把它作为目标并在一种真正的对抗性关系中重创它。除了把恐怖分子聚到一块的契约，同样还有与敌人的斗争契约。这才是他们所一直控诉的那种懦弱的反面，这才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作所为（如今他们又在阿富汗这样做了）的反面，在那里，目标是无形的却又实际地遭到了清算。

在这所有的变迁中，与我们呆在一起的不过是图像的景观。这种图像的冲击及其魅力，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因为不论喜欢与否，图像都是我们原始的感知。就在它们将世界情境激进化的同时，在纽约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使图像与现实的关系激进化了。在这之前，我们面对的是乏味图像的无间断的丰富性和虚假事件组成的无缝隙之流，而纽约的恐怖主义行动使图像和事件同时复活了。在被他们用来对体系进行反戈一击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剥夺了图像的“真实时间”，剥夺了其瞬间的世界传播，就像他们剥夺了股票市场的投资、电子信息和空中交通一样。图像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了。因为它们在将事件拔高的同时也把事件当作了人质。它们把事件累乘至无限，可同时它们又是一种消遣和中立（正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在事件吸收图像并为之提供消费的意义上，图像在消费着事件。的确，这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却是一种作为图像—事件的冲击。

如果现实已经被图像、虚拟和科幻团团围住，一切又如何与真实的事件相处？在当下的情形里，我们自以为在这个被合法地虚拟化了的世界中见证过一种真实的复活，一种真实的暴力的复活。“你所说的关于虚拟的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真实的东西！”这同样可被视为历史的复活：历史超越了它被公然宣布的终结。但现实真地超越了虚幻吗？如果这能够成立，那是因为它已经吸取了虚拟的能量，把自己变成虚拟了。我们几乎可以说，现实嫉妒虚拟，现实嫉妒图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斗争，目的是为了看一看谁才是最不可想象的。

世贸中心的倒塌是不可想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暴力的过度同样不足以面向现实。因为现实是一种原则，而它是这种原则的缺失。现实与虚幻是难解难分的，袭击的魅力主要是图像的魅力（其狂喜而灾难的后果乃是他们自身最大的想象）。

在这一情形中，真实像恐惧的补贴和额外的战栗一样被添加到图像里：它不仅是可怕的，更是真实的。真实的暴力并不是最先的存在，被添加进暴力的图像的战栗，图像本身才是第一位的，真实的战栗只是附加而已。这是一种额外的虚构，超虚幻的虚幻。巴拉德（Ballard）（在博尔赫斯之后）把这种对现实的重新改造视为最终和最可怕的虚构。

在这里，恐怖主义的暴力不是现实的后推力，更不是历史的后推力。它不是“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可怕：它是象征的。暴力本身或许是完全平庸和无害的。只有象征的暴力才能生成独特性。在这个独一的事件里，在这部曼哈顿灾难电影中，二十世纪大众魅力的两大元素被融合到了一起：电影的白魔法和恐怖主义的黑魔法；图像的白光和恐怖主义的黑光。

我们试图回溯性地把某种意义强加给它，并做出某种解释。但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景观的根本，景观的残酷，它是原始而不可化约的。恐怖主义的景观把景观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对于这种非道德的魅力（即便它激起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反应），政治秩序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唯一留下的残酷的戏剧——它不可思议地把景观的最极端程度和挑战的最高层面结合在一起……它是真实暴力之核心的令人眩晕的微模型，激起了可能最大的共鸣——因而是景观的最纯粹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牺牲的模型，增强了反抗历史和政治秩序的最纯粹的符号形式。

如果它具有一种意义，能够被解释为历史的暴力，我们就该原谅他们的屠杀——这是善的暴力的道德原则。如果它不给媒体曝光，我们就该宽恕他们的一切暴力（“没有媒体，恐怖主义将什么也不是”）。然而，这全都是幻象。媒体从来没有“善”的用处；媒体是事件的一部分，是恐怖的一部分，在两个方向上运转。

对恐怖主义的压制像恐怖主义行动本身一样萦绕在四周。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也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变节。在想象和信息的层面上，景观和象征之间没有可能的区分，“犯罪”和镇压之间也没有可能的区分。这种无法控制的可逆性的释放恰恰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在事件所隐藏的后果和渗透中，这种胜利昭然可见——不仅是整个体系直接的经济、政治和金融的萧条——以及道德与心理的低谷——更是价值体系的垮台，是自由和自由循环等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用来控制其余世界的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随着自由的观念从大众心灵中隐退，一个新的理念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便在以完全相反的形式发生了——一种警察国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种完全的控制，一种基于“法律和秩序”手段的恐怖。无管制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约束和压制的最大化，这与原教旨主义社会并无二异。

生产、消费、投资和增长的衰退（当然不是腐败的衰退！）：全球体系似乎在做一个战略性的回撤，对自身的价值进行修正——这似乎是对恐怖主义冲击的防御性回应，但实际上，它回应是自己的秘密指令：作为绝对无序之产物的强行控制，是对自身强加的管制，一如既往地好把其失败内化。

恐怖分子的另一方面胜利在于，暴力和扰乱秩序的一切形式都中了其下怀。互联网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炭疽和流言的恐怖主义——一切都归到了本·拉登的名头下。他甚至可以宣称对自然灾难负责。解体和邪恶循环的所有形式都有他的份。被普遍化的世界贸易的结构在不可能的交换中运作。这好比是恐怖主义的“自动书写”，新闻和信息的恐怖主义不断自愿地为它加油添醋。随着苦果接踵而至，在当下的炭疽大恐慌中，歇斯底里的恐惧通过瞬间的结晶而自动地扩散，就像只接触了分子的化学溶液；这是因为整个体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任何的挑衅面前都弱不禁风了。

这种极端的情境没有喜剧，战争当然不是解决方法，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改头换脸的过去；这些都是似曾相似的：军队的洪流，伪造的情报，无意义的狂轰滥炸，激昂的胡言乱语，技术调度和洗脑。就像海湾战争一样：一个非事件（non-event），一个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件。

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要取而代之，要用一个真实而可畏的、独一而不可预料的事件，一个可重复的、改变了的准事件（pseudo-evevt）来作取代。恐怖袭击印证了事件对一切解释模式的优先性；而这种无意识的军事、技术战争则恰好相反，它对应的是解释对事件的优先性，冲突对虚假赌注，对“无竞争”情境的优先性。战争不过是用其他手段实现的对政治之缺席的延续。

二、双塔挽歌

9·11袭击同样关乎建筑学，因为被摧毁的是最享有声誉的大厦，连同着一整套的（西方）价值体系和世界秩序。［1］或许，为了把握其毁灭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应该从双子塔的历史或建筑学分析开始。

首先，为何是双子塔？为何是世贸中心的这两座塔？

曼哈顿的所有高楼大厦一直都乐于在一种竞争的垂直状态中互相面对，竞争的结果造就了一个反映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建筑全景——一个金字塔的丛林，在你从海上赶来之前，这一全景的著名图像就已经延展开了。1973年之后，随着世贸中心的落成，那种图像改变了。体系的肖像不再是方尖碑和金字塔，而是穿孔卡片和数字图表。建筑的图表主义（graphism）是一个非竞争化的体系的化身，这个体系是虚拟和数字的，原有的竞争则消弭于网络和垄断。

完美的平行六面体，高度超过1300英尺，坐落于一块方形地基上。完美的平衡，盲目的交流容器（他们说恐怖主义是“盲的”，可双子塔同样是盲的——雕塑的巨石不再向外部世界开放，而是屈从于人工限制［2］）。有两座大楼的事实标志着任何原始指涉的终结。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垄断还得不到如此完美的表现。恰恰是符号的成双结对真正地结束了符号的原初所指。

在这个成双（reduplication）的形式中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无论它们曾如何高大，双子塔依旧象征了垂直性（verticality）的中止。它们不像其他的建筑。它们在相互的映照中终结。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建筑群的玻璃和钢筋的外表一直在无穷的奇特性（singularity）中相互映射。但双子塔没有任何的外表，没有任何的面孔。垂直性的修辞消失了，镜面的修辞也消失了。只留下一种黑箱，一系列对数字“二”的关注，哪怕建筑和体系一样从不只是克隆或毫无变化的基因复制的产物。

纽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自身整个历史中以如此巨大的忠诚来追随体系及其一切发展的当下形式的城市。我们必须假定，双子塔的轰然倒塌——它本身就是现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独一事件——预示了一种戏剧性的终结，总之是建筑和建筑所代表的世界体系的这种形式的消亡。双子塔深深地嵌在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纯粹的计算机图像中，是数字的和虚拟的，某种意义上成了体系的大脑；偷袭双子塔的恐怖分子击中的是大脑，是体系的神经中枢。

全球化的暴力囊括了建筑，所以抵抗全球化的暴力就包括了摧毁建筑。在集体戏剧的意义上，我们说，4000名遇难者在这些高楼中死亡带来的恐惧是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建筑中的恐惧分不开的——生活并工作在钢筋水泥的石棺里的恐惧。

这些建筑怪兽，就像蓬皮杜中心（Beaubourg Centre）一样，总释放出一种模棱两可的魅力，一种现代建筑的极端形式所普遍激发的吸引和厌恶相交织的矛盾情感；因此，暗地里总有一种隐秘的欲望要看着它们毁灭。而双子塔的情形里还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双子塔的对称（symmetry）和成对（twin-ness）。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克隆和完美的对称中存在着一种美学的质，一种对抗形式（form）的完美犯罪，一种形式的同义反复，它在暴力的回应中生成了打破对称性、恢复不对称性和独特性的诱惑。

双子塔的毁灭本身就遵守了结构的对称：一次双重的攻击，两次冲击被数分钟带有延迟感的间隔分开。第一波过后，人们还以为它是一起事故。只有第二波冲击的到来才确证了它是恐怖袭击。一个月之后的昆斯区（Queens）空难，（法国）电视台守着旧剧本苦苦等待了四个小时，希望能“直播”第二次可能的坠机。可那并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事故还是恐怖行动了。大楼的倒塌是主要的象征性事件。想像一下，如果它们没有倒塌，或者只有一个倒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全球权力的脆弱性就不会被如此醒目地证明。双子塔，作为全球权力的象征，用自身的戏剧性终结来表现权力，看上去就像自杀。看着它们自己使自己倒塌，好似内爆一般，我们不禁有这样的印象：它们是用自杀来回应飞机的自取灭亡。

双子塔是被摧毁还是倒塌？让我们明确一下：双子塔既是一个物理的、建筑的客体，也是一个象征的客体（金融权力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象征）。［3］被摧毁的固然是一个建筑的客体，但它却是作为一个象征的客体而遭到定位并被摧毁的。我们或许会这样想，物理的毁灭导致了象征性的倒塌。可实际上，没有人，甚至是恐怖分子，指望过双子塔的完全毁灭。事实是大楼的象征性倒塌导致了其物理的毁灭，而不是相反的。

似乎担负双子塔的权力突然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和弹力了；似乎不可一世的权力突然在一种过于强烈的努力之高压下崩溃了：一种总要成为独一的世界模式的努力。

所以双子塔厌倦了做一个象征，那是过于沉重的负担；这一次，它要倒塌，要在物理上全面崩盘。它们钢铁的神经爆裂了。它们垂直地倒下，竭尽全力，让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

象征性的倒塌发生了，继而在一种无法预料的共谋关系中，似乎整个体系都以其内在的脆弱性投入了自我清算的游戏，并因此投入了恐怖主义的游戏。权力的强大既合理又无情地增长了要毁灭它的意志。可不止如此，因为体系总是其自我毁灭的一部分。无数的灾难电影见证了这样的幻想：要用图像和特殊效果来驱魔。然而，它们施展的魅力却标志着行动从不会遥远——体系的排斥，包括内在的排斥，会随着体系的日趋完美和全能而愈发强烈。据说：“即便上帝也不能对他自己宣战。”占据了上帝位置的西方（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却要自我毁灭，向自身开了战。

即便是在失败中，恐怖分子都成功地超越了其最深远的梦想：虽然偷袭白宫失手（而对双子塔的袭击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但他们却在无意中地表明，白宫并非绝对的目标，政治权力不再意味深长了，因为真正的权力在别的地方。至于双子塔的遗址上该建什么，那是不可解的难题：只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可以等价于值得毁灭的事物——值得被毁灭的事物。双子塔值得毁灭。别的建筑作品则不然。许多事物并不值得毁灭或牺牲。只有享有声望的作品配得上这种命运，对它，毁灭算一种荣耀。这个命题不像它听起来那样矛盾，但它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建筑的根本问题：我们应当建造的恰恰只有因为伟大而值得毁灭的事物。记得这句话，再看看周围，你将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没有多少东西经得起这种极端的臆想。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建筑的根本问题上——建筑家还从未提出过——建造或构筑是正常的吗？其实不然，而我们应当保留（建筑）事业的绝对成问题的特性。建筑——好建筑——的任务无疑是抹除自身，使自身消失。双子塔已然消失了。但它们给我们留下了其消失的象征，它们作为象征的消失。它们曾是全能的象征，却通过自身的缺席成为了全能性消失之可能的象征，一个或许更加强有力的象征。不管全球化的全能将会怎样，它必在某一刻遭受重创。

尽管双子塔消失了，但它们不曾被消灭。即便处于粉碎的状态，它们依旧留下一种强烈的在场意识。谁会听得其大名却又不去想象它们，想象它们在天际留下的印迹，从城市的每一点都瞭望得到？它们在物质空间里的终结把它们超度到了一个绝对的想象空间。世界贸易中心蒙受了恐怖主义的恩典已然成为了世上最美丽的建筑——世界第八大奇迹！［4］

［1］在纽约的讨论会上，鲍德里亚是这样开场的：“言说一个绝对的事件具有一个绝对的困难。也就是说，我无法提供关于事件的一种并非解释的分析——我认为这个事件不存在任何解释的可能，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也好——而只能提供分析的替代品；一种分析或许和事件一样让人无法接受，但可以切中事件……我们说，象征性想象或多或少是同样的道理。”

［2］“空中限制，同样还有思想限制”（原注）。

［3］“弱的意义上的象征，但还是一种象征”（原注）。

［4］我将作一部安魂曲，某种意义上，它亦是一首赞美诗（原注）。

三、恐怖主义的假想

在假想的开头，我们或许误以为，9·11袭击只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的一个事件或意外而已。这是一个终将令我们感到绝望的假想，因为某件非凡的事情发生了，而忽视它就等于承认，今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事件，我们注定要把全球化权力的完美逻辑演绎到底，这全球化权力能够吸纳任何的抵抗，任何的对抗，并因此而增强它自己——恐怖主义的举动是在加快一个独一的权力和一种独一的思想方式在地球上确立起霸权地位。

与这种零假想相对立的是最大假想，是为9·11的事件特征做最大的赌注——事件被定义为在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内突然间创造出一个不可能之交换的领域：事件中心的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事件换取任何话语的不可能之交换。这便是其象征性的力量，就是这种象征性的力量在曼哈顿的事件里击中了我们所有的人。

根据零假想，恐怖主义事件是无意义的。它不应该存在，并且根本上，它不存在。这等于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事物：恶只是一种幻象，是善之轨迹的一个偶然变化——在这里，善的轨迹就是全球秩序和幸福的全球化的轨迹。理论总要把自身建立在恶本身的这种非现实性之上。

另一种假想：它是自杀的疯子、精神病人、某种不正当理念的狂热分子做出的举动，他们受到了邪恶力量的操纵，这邪恶的力量利用被压迫者的不满和仇恨来实现其毁灭性的暴怒。同样的假想——它更讨人喜欢，试图把历史理性赋予恐怖主义——是把恐怖主义视作被压迫的人民的绝望的真实表达。但这种论证本身是可疑的，因为它谴责恐怖主义是以一种根本上无能的姿态来表现全球化的悲惨。即便我们同意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秩序之政见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一旦我们揭示出其失败和无意识结果（它无意中强化了全球秩序），它便无法成立。这是阿伦塔蒂·罗伊（Arundhati Roy）提出的观念，他既谴责霸权，又谴责恐怖主义是它的孪生物——体系的魔鬼孪生物。那么，想像一下，如果恐怖主义不存在，体系也会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不把9·11看成是中情局（CIA）的一个噱头呢？

再一次，这等于说一切的反抗暴力最终和现存秩序达成了共谋。行动者的意图及其行动所担负的风险，全都变得不值一提。它把行动化约为行动的“客观”后果（9·11的地缘政治学后果），不从自身力量的视角来看待行动了。那么，到底谁在玩谁？谁在玩别人的游戏？在这里，恐怖分子趁体系之便而获利，为自身谋取权力；两个敌手沿着平行的轨道赛跑，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历史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从不真正地相遇。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不是关于恐怖主义和世界秩序之间“客观”共谋的假想，我们应该提出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想，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外部力量之间深刻的内在共谋的假想，关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软弱性的假想——这种不稳定性和软弱性在中途遭到了恐怖主义行动暴力的侵扰。没有这种关于秘密共谋和勾结倾向的假想，我们便无法理解恐怖主义，无法理解克服恐怖主义的不可能性。

如果恐怖主义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正面的交锋中破坏全球秩序，那么，它就不免显得荒唐：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力量关系都是如此地不平等，而全球秩序早已是无以复加的混乱和反常的所在了。在这额外的混乱下，一个人甚至要冒着警察和安全控制体系不断强化的风险去行动，就像我们在两边所见到的。

或许，这才是恐怖主义的梦想：一个永恒的敌人。如果敌人不复存在，要摧毁它就愈发地困难。一个恒真式，无疑，恐怖主义是恒真的，而它的结论是一个矛盾的三段论：如果国家真地存在，它会把一种政治意义赋予恐怖主义。既然恐怖主义没有政治意义（尽管它有其他的意义），这就证明：国家不存在，国家的权力也是可笑的。

那么，恐怖主义的秘密讯息是什么？在一则阿凡提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每天骑着驴、背着麻袋穿越边境。每当麻袋被检查的时候，里头什么也没有。于是，阿凡提继续骑着驴穿越边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他到底在走私什么。阿凡提问答说：“我在走私驴。”

同样地，我们会怀疑，在恐怖主义行动的所有表面性动机（宗教、殉道、复仇或策略）背后，被走私的到底是什么？很简单，通过貌似自杀的举动，他们完成了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死亡的象征性礼物来对体系发起挑战，死亡的礼物就是一个绝对的武器（双子塔似乎领会了这点，因为它们用自身的崩塌来回应）。

这是统治的假想：恐怖主义最终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无法被其“真实”的政治和历史结果所度量。而矛盾的是，正因为它没有意义，它在一个持续浸透着意义和效能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事件。

统治的假想认为，恐怖主义在其引人注目的暴力，在伊斯兰和美国之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心的一种根本对抗而出现了，它是一种力量，无法被化约为对世界的一种必要的技术与精神实现，也无法被化约为走向全球化既定秩序的不可逆转的运动。

一种与体系的死亡力量扭斗在一起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抵抗着一种完全溶于循环或交换的全球性。一种不可化约的独一性的力量，随着体系施展霸权，它变得愈发地暴力——直至9·11这样的断裂性事件：9·11不解决对抗，而是在象征性的维度上，助了它一臂之力。

恐怖主义并没有发明什么，也没有开创什么。它只是将事物带向极端，带向爆发点。它加剧了事物的某一状况，加剧了某种暴力和不确定性的逻辑。体系自身通过一切交换的投机性扩张，通过它四处强加的随机而虚拟的形式——高效的生产，漂移的资本，强制的流动性和加速度——制造了一种普遍盛行的不确定性原则，而恐怖主义把这一原则简单地转译为彻底的不安全性。恐怖主义是非真实的和非现实的？但我们虚拟的现实，我们信息和交流的体系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它早已超越了现实性原则。就恐怖而言，我们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场了，在体制化的暴力（精神和肉体的暴力）中，在同疗法的行动中。恐怖主义只是让所有悬浮的因子结晶。它把最后一击投向了双子塔所代表的权力、解放、流动和算计的狂欢，并在同时暴力地摧毁了效率和霸权的极端形式。

所以，在全球权力的废墟和瓦砾上，我们只能绝望地发觉自身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从废墟中看不见任何东西——就连仇视一个无形敌人的符号也找不到。在这里流露的只有美国人民对自身的巨大怜悯——星条旗，纪念信息，对遇难者和后现代英雄（消防员，警察）的狂热崇拜。这种怜悯是那些想要和上帝独自在一起的人们的民族激情，他们宁愿看到自身被上帝而不是邪恶的权力所击败。“上帝保佑美国”变成了“最终，上帝击败了我们”。他们惊慌失措，但最终还要对这种使我们沦为祭品的神性关怀抱以永恒的感激。

道德意识的推理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善，那么，击败我们的就只有恶。但对那些自视为善之化身的人来说，如果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击败他们的就只有上帝。如若不是因为德性和权力的过度，不是因为善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所代表的过度，他们又因何遭受惩罚？他们因为在善和善的化身中走得太远而遭受惩罚。可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悦，也没有阻止他们毫无忧虑地继续为善。他们因此而发觉自己离上帝更近，并因此对恶的存在更加深刻地一无所知。

怜悯的孪生物是傲慢（它们像双子塔一样孪生相配）。你为自身的不幸而悲伤，但同时，你又自视为最佳者。我们得到了最佳者的权利是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完美的托辞；这是受害者的整个精神保健学，它将所有的罪感一扫而尽，并允许我们把不幸当作信用卡来使用。美国人缺乏这样的创伤（他们在珍珠港遭遇的是一种战争行动，而不是象征性的攻击）。就一个民族而言，对苦难的理想颠倒最终会伤害它的心灵以及它在补偿苦难后在一切善的意识上施展权力的自由。科幻小说的开头梦想了一个情境：人们预感到某种黑暗的力量要击垮他们，但它仅仅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或心灵的其他隐秘处）存在。突然，它通过恐怖主义善意的恩典而变成现实了！恶的轴心牵引着美国人的无意识，而之前只是一种幻想和梦想的东西通过暴力成为了现实！它完全源自一个事实：他者，和恶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它完全源自设想他者（朋友或敌人）之根本他性，设想他者不可调解之外在性的不可能。（对他者的）拒绝根植于对自我在道德价值和技术权力中的完全认同。这就是自以为是美国的美国，它睁大了怜悯的眼睛，却毫无他性。

明言之：美国在这里只是一个讽喻，或者是任何无力承受对立之幽灵的权力的普遍形象。除非他者是一个白痴，精神病人或怪胎，否则，他者怎么会想要变得不同，变得不可救药地不同，而没有一丝想要跟随我们普遍之福音的欲望呢？

这便是帝国的傲慢——在博尔赫斯（Borges）的寓言（镜人［1］）中，失败者被流放到了镜子里，他们被迫在镜子里反射征服者的影像。（但有一天他们开始与征服者的形象越离越远，并最终打破了镜子，对帝国发起了又一次的攻击。）

在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亲爱的圣战分子》（Dear Jihadists）的讲话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被放逐到镜子中的情形［2］：“我们制造了你，圣战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终将成为相似性的囚徒。你的激进主义是我们传授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对一切漠不关心，包括我们自己的价值。你无法杀死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去。你以为你在反抗我们，其实你无意识地站在了我们一边。你已被同化。”或者：“你干得不错，但你只是在杀死你自己作为独一性的力量……你以你的行动重新进入了你所诅咒的全球化游戏。”

一份关于我们的正在死亡的文化的悲惨本质的宣言，同时也是一份关于任何对文化的暴力反抗的失败，或相信文化正在死亡的失败的宣言。可怜的反叛者，可怜的无辜者！“我们应该击败你，因为我们比你更加死气沉沉！”但这不是我们在讨论的同一个死亡。当西方文化目睹了其全部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灭绝后，它就以最糟糕的方式从外部转向了自己。我们的死亡是一种灭绝，是一种毁灭；它不是象征性的赌注。我们的贫乏就在于此。当一种独一性把自身的死亡投入到圆环中时，它就逃避了这种缓慢的灭绝，它自然而然地死去。这是一个赌注加倍的巨大游戏。独一性在自杀的同时也让其他人自杀——我们会说，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地让西方“自杀”了。一种为了死亡的死亡，，尚无法被象征性的赌注所美化。穆雷说：“我们已经毁掉了我们的世界，你还想要什么？”然而，恰恰是我们已经毁掉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将继续被毁掉。被象征性地毁掉。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事业。虽然我们已完成了第一步，但只有他人才能够去做第二步。

甚至在复仇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想象之缺失——无法把他人当作完全成熟的敌人的同样的无能，同样的魔幻解决：消灭他并随意地抹除他。

把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当作恶的化身是在成就它的荣耀（在此过程中也成就了某人自身的荣耀）。但我们无法那样来看清事情：当我们（在西方世界）说伊斯兰教是恶的时候，隐含之意是说伊斯兰教不够完美，是令人厌恶的，而它是暴力的是因为它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把自己当作一个被羞辱的受害者，蕴育着自己的不满而没有欢快地到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自身的位置。伊斯兰教是出于绝望地倒退的和原教旨主义的。但如果它变得充满敌意，那么，它就必须被降低为无能。简言之，伊斯兰教不是它应该所是的东西。那么，西方又如何？

存在着一种无法深思如下时刻的同样之无能：这些“狂热分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委身，而不会有任何盲目、疯狂或被操控的形式。我们掌握着鉴别善恶的垄断权，故而，唯一“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不得不和我们的道德律相一致。这就意味着把任何针对我们价值的抵抗与暴力都归为意识的盲目（可这种盲目从何而来？）。“自由和开明”的人必然会选择善，这是我们普遍的偏见——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因为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被指派给他的“理性”选择，他最终就无法再做出自由的选择了（精神分析就擅长对这些“抵抗”做出解释）。

希利滕贝格（Lichtenberg）在这一点上告诉了我们某些更加古怪、更加本原的事情——对自由的恰当使用是滥用，是过度地使用。而这就包括为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及他人的死亡担负起责任。这就是把“懦弱”一词应用于恐怖分子的荒谬所在了：他们因为被选为祭品而懦弱，因为使无辜者牺牲而懦弱（当我们并未指责他们借此之利来换取天堂之门票的时候）。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试图超越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生命的道德命令，并且设想我们应该在他人和自己身上尊重一种并非生命并且超过了生命的东西（存在并非一切，存在只是事物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一种命运，一种原因，一种自豪或牺牲的形式。一种远远超越了存在与自由的象征性赌注——我们无法承受它的缺失，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秩序的拜物教价值。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出于完全自主和“意识之自由”的恐怖主义行动。现在，象征性义务下的选择有时变得深深地神秘起来——在罗曼德（Romand）的例子中，他过着双重的生活，杀死了全家，不是害怕被揭露，而是害怕家人在谎言败露时遭受深刻的失望。［3］自杀不会把罪从记录上消除；它只是把耻辱转移到他人身上。何处是勇气，何处是懦弱？自由的问题，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不再把它自身强加在道德意识的观念上，而一种更高的自由必定允许我们把它舍弃于滥用，或把它牺牲。奥玛·卡亚姆（Omar Khayyam）说：“宁要一个套着爱之枷锁的自由人，也不要一千个被囚禁的自由俘虏。”

我们看到，这几乎是对统治辩证法的一种颠覆，对主奴关系的一种矛盾的颠倒。在过去，主人被暴露于死亡面前，他可以拿死亡做赌注。奴隶被剥夺了死亡和命运，他注定要生存和劳作。今天，事情又如何？我们，掌握权力的人，逃避着死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完全占据了奴隶的位置；而那些摆布着自身之死亡，不把生存作为特定目标的人们，则象征性地占据了主人的位置。

另一种反对——这一次考虑的不再是动机，而是恐怖主义行动的象征性要旨。在9·11袭击，在对全球化胜利逻辑的暴力挑战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强烈意义上的象征性行动吗（也就是说，它是否表明了一种价值的颠倒和变形）？例如，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Caroline Heinrich）的说法，恐怖分子在以一个价值体系和更高现实的名义来攻击拟像和非差异的逻辑的行动中，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逻辑。她说：“在对抗非差异逻辑的过程中，恐怖分子试图为某些失去了意义的事物恢复意义。”对我们而言，真实（the Real）就是如此——也就是一种能指的幻象——而恐怖分子是在用从过去挖掘出来的新赌注和新价值来取代它。

菲利普·穆雷批判道：“我们已经清算了我们的所有价值；那的确是我们全部历史的意义，而你给我们带来了你幽灵的价值，你幽灵的身份，你的‘全部’，将它设立在一个崩溃的世界上。”恐怖分子用“拟像”的能指（双子塔、市场、西方的强力文化）来取代真实的能指。他们反抗完整交换的非人性，再一次开创了一种真相的形而上学（卡洛琳·海里希因语）。如今，关键不是对拟像泄恨，而是对真相本身泄恨。攻击拟像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真相。攻击虚拟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现实。

尽管如此，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的说法，恐怖分子自身还是处于彻彻底底的拟像（simulation）当中：恐怖主义行动是由模型（model）生成的。它甚至成了模型先于真实的标志性例子（好莱坞导演被当成了反恐策略的顾问）。进而，他们的行动在每一个方面都被体系的技术装置模式化了。一个和体系玩着一样游戏的人，又怎能宣称他颠覆了体系的目标？

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对，但只要它局限于恐怖分子的宗教和原教旨主义话语（恐怖分子实际上是以更高真理的名义用这些话语来争夺全球体系），它便还是化约论的。因为使恐怖主义行动成为一个象征性行动的“可逆性的最小化侵入”并不在话语，而是在行动本身当中。恐怖分子通过一种行动对整个现实的体系发动了袭击，这个行动，在其犯罪的时刻，既没有真实的意义，也没有对另一个世界的所指。它的目的只是通过它自己的武器来削弱体系——这体系对自身的价值也漠不关心。相比于体系的技术性武器，恐怖分子所欣赏并产生了决定性效果的重要武器正是体系中心的无意义和冷漠。

反转并颠覆权力的策略既没有借助道德或宗教冲突的名义，也没有借助“文明碰撞”的名义，而是作为全球化权力的纯粹而简单的不可接受性的结果而出现。

此外，为了觉察全球秩序的这种不可接受，没有必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诉诸更高的真理。不论伊斯兰教徒与否，我们都共享这一根本的反对，而这个权力自身的中心也有许多断裂和紊乱（脆弱性）的迹象。这就是恐怖主义行动的“真理”。恐怖主义行动不指向其他的真理，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真理了（取消原教旨主义的真理资格无疑是更好的）。

恐怖主义接受的是某种无法在差异和普遍交换的体系内交易的东西。差异和非差异可以实现完美的互换。构成事件的东西不存在等价物。处于某种超验真理中的恐怖主义行动也没有等价物。

当卡洛琳·海里希因把涂鸦和恐怖主义进行对比时（因为涂鸦空无所指并利用零度能指把符号本身还原为荒谬），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是如何地正确。涂鸦实际上就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它同样以纽约为发源地），不是通过身份宣言——“我是某某，我存在，我住在纽约”——而是通过它对城市墙垣和建筑的涂画，通过对符号本身的暴力解构（披着涂鸦纹身的地铁穿梭于纽约市中心的方式和恐怖分子驾驶波音飞机撞向双子塔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问题是关于真实（实在界）的问题。根据齐泽克（Zizek）的说法，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激情是对真实的末世论激情，是对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客体的怀旧激情。［4］所以，恐怖主义最终只是对现实的这一凄惨要求的回应。

对菲利普·穆雷而言，圣战分子的恐怖主义只是濒临死亡的现实的最后挣扎，是行将就木的戏剧性历史的后果，历史的瘫痪恰恰是因为它即将死去。但这种对真实和历史之秩序的召唤本身就是一件哀伤的事情，因为与它相对应的是一个更早的阶段，而不是当下整体-现实的阶段，即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没有什么否定性能够提供一种回应。面对全球化秩序的这种“整体”攻势，唯一的回应来自于一种独一性的侵入，这种独一性就自身而言，与真实毫无关系。

关于9·11的最新的也是最古怪的一个版本是认为，9·11是一起国内恐怖主义密谋（中情局，原教旨主义极右派，等等）的产物。当怀疑投向了针对五角大楼的空袭，乃至针对世贸大楼的空袭时，这样的命题就出现了（如梅桑［Thierry Meyssan］的《9/11：弥天大谎》［9/11:The Big Lie］）。

如果它完全是不真实的呢？如果它完全是编造的呢？如果一个命题是不真实的，它就应该被考虑，就像每一个意外的事件值得被怀疑一样：我们自己总在要求一个根本的事件和一场彻底的骗局。邪恶阴谋的幻想到头来往往是真实的：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由秘密的团体和机构策划的挑衅的谋杀行动、袭击和“意外”了。

在我们或许应该一无所知的真相问题之外，这一命题更为重要的一点再一次揭示了，统治权力才是一切的煽动者，包括以错觉绘画的形式呈现的颠覆与暴力之效果。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是犯罪者。这无疑不会给我们的民主价值带来任何的伟大荣耀，但向无名的圣战分子们承认这个使我们遭受挫败的权力依旧不失为上策。随着波音飞机在洛克比的坠毁，技术失败的论调在很长时间内都和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虽然承认一个人自身的缺陷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承认其他团体的权力依旧是更为可取的（这还不排除邪恶轴心的妄想狂指责）。

如果这样的神秘化被证实是可能的，如果事件完全是一场骗局，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的象征意味（如果双子塔是从内部被爆破的——撞击还不足以让它们倒塌——那么，说他们是自杀就更不可能了！）这将是纯粹的政治阴谋。即便这一切都是极端分子或军人的某些小派系的所作所为，它依旧是一个标志（就像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一样），象征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内在暴力，象征了一个社会要促成自我灭亡的隐晦倾向——就像中情局和调查局（FBI）高层之间的不和所表明的，它们相互中立了情报，给了恐怖分子以成功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9·11将伴随着某种暴力提出现实的问题，而幻想的阴谋论只是这一问题的想象的副产品。因而，这一理论或许已遭到了各方的强烈抵制。因为它是反美的，并替恐怖分子赦免了罪行吗？（替恐怖分子开脱意味着解除他们对事件的责任，这就回到了一种轻蔑的视角上：伊斯兰教徒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不，它遭受抵制是因为其“否定”的一面解释了回应的暴力。现实的否定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与现实本身搏斗是最可怕的事情。总之，需要挽救的是现实的原则。“否定主义”才是头号的大众公敌。［5］其实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否定主义的社会中了。没有什么事件是“真实”的了。恐怖袭击、审判、战争、腐败、民意检测——如今还没有什么不是舞弊的或不可决定的。政府，当局和机构，是这种从真相和事实之原则的恩典中堕落的第一批牺牲品。怀疑蔓延着。阴谋论只是把某种滑稽的插曲加到了这种精神紊乱的情境中而已。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和这种正在蔓延的否定主义作斗争，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来如今已奄奄一息的现实。尽管我们拥有一系列压制和威慑的装置来抵抗物理的不安全和恐怖主义，但还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从精神的不安全中幸免。

进而，一切的安全策略只是恐怖的扩展。这才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它把整个的西方都带入了安全的困扰，带入了永恒恐怖的隐秘形式。

恐怖主义的幽灵强迫西方自己恐吓自己——地球上的警察网络俨然成了一场冷战的普遍紧张的等价物，成了一场将自我铭刻于身体和道德观念之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等价物。

所以，世界的领导人近来齐聚于罗马，商讨对策；他们都宣称要终结冷战。但他们甚至都没离开机场一步。他们留在停机坪上，四周是装甲车、铁丝网和直升机——新冷战的符号，一场武装安全的战争，一场遏止不可见之敌人的永恒战争。双子塔的毁灭并没有从政治或经济上阻止全球体系。这里讨论的是别的东西：袭击的震撼冲击，其成功的不可一世，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信力的丧失，图像的崩溃。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它能够与自身的图像相交换，像双子塔那样映射自身，并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价物。这恰恰让体系无懈可击——而被撞毁的正是这样的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它像恐怖主义一样细微得难以捉摸，但它依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1］In “Fauna of Mirrors”,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Harmandsworth:Penguin,1974),pp.67-8［英译注］.

［2］Philippe Muray,Chers djihadistes(Pairs:Mille et une nuits,2002)［英译注］.

［3］Emmanuel Carrere,The Adversary:A True Story of Muder and Deception,trans.Linda Coverdale(London:Bloomsbury,2001)［英译注］.

［4］Slavoj Zizek,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5.（需要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写作期间尚未阅读齐泽克的这本著作，只是接触到一份更为简单的会议文献。齐泽克文本中“真实的激情”一词来自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当时尚未出版的著作《世纪》［le Siecle］）（英译注）。

［5］法语的“否定主义”（negationnisme）在英语中通常是指“大屠杀否认”，尽管这里明显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英译注）。

四、全球的暴力

今日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或狂热主义之传统历史的产物。相反，它是全球化的当下伴侣。为了确定其主要的特征，我们有必要指出全球化的一个简明谱系，尤其是它和独特（the singular）、普遍/普世（the universal）的关系。

“全球”与“普世”之间的相似性一种误导。普世化不得不涉及人权、自由、文化和民主；全球化则关注于技术、市场、贸易和信息。全球化似乎是不可逆的，但普世化似乎和它相反。至少，从西方现代性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其他文化也无法与之相匹敌的的一套价值体系，似乎正隐退而去。任何想要普世化的文化都会丧失其独特性并就此消亡。在被我们所强行同化的文化身上，恰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这对我们自身的文化而言也同样成立，尽管它宣称具有普世的合理性。唯一的不同在于，其他文化因为其独特性而消亡，是优美地死去。我们则因为丧失独特性和消除一切价值而渐渐灭亡，是丑陋的死亡。

我们相信，任何价值的理想目标都是要获得普世化。但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如是要求带来的致命危险。它远非令人振奋的行动，而是所有价值趋向零度的颓势。在启蒙运动中，普世化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成就和进步的历程。今天，普世化却悖谬地通过缺席才得以存在，并被表述为一致向前的逃避，旨在获得最小限度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人类权力、民主和解放在今日的命运。它们的扩张实则是其最无力的表达。

普世化因全球化而迅速消逝。交换的全球化终结了价值的普世化。这标志着普世价值标准化的胜利。首先并首要地被全球化的是市场，是交易和一切种类商品的多样化，是货币的永恒流通。在文化上，全球化提供了一系列混乱的符号与价值，提供了实际上是色情的形式。的确，全球化就是色情的，它借助网络来传播一切又什么也不传播。不需要任何性的猥亵行为，你所面对的就是一场全球互动的性交。并且，作为这一切的结果，全球与普世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区别。普世已被全球化，而人类权力的循环就如同其他任意一种全球商品（例如石油或资本）一样。

从普世到全球的变迁促成了一种持续的均质化，但也促成了无尽的分裂。移位而非定位取代了集中化。离心化而非疏散化已经取代了中心化的位置。类似地，歧视和排他并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结果，而毋宁是全球化本我逻辑的产物。实际上，全球化的表象使我们怀疑，普世化是否还未遭受自身批判性群体的否认？在一些官方话语或大众道德情感之外，普世化与现代性是否真正存在过？这实际上或许就是机遇。在这里，在已破裂的镜子的碎片中，所有的独特性又重现了。这些我们曾以为陷入了危机的独特性终究免于一死，一度丧失却又再次复活。

随着普世价值失去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一切开始变得疯狂。当普世信仰在文化思虑中被作为唯一可能的价值时，宣称拥护差异的普世文化还能把诸独特性合并成差异的模型，这对如是信仰而言是很容易的。但现在它们没法再这么做，因为全球化的成功传播已经根除了一切差异的形式和过去倡导差异的那种普世价值。通过这样的行为，全球化导致了完全非差异的文化。从普世化消失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所不能的全球技术-结构就开始了独裁统治。但这一技术-结构，如今不得不在涵养自身的普世化尚未缺席的情形下，去面对自由的、猛烈扩张的新独特性。

历史将机遇赋予了普世化。今天，即便一边是毫无其他选择的全球命令，而另一边是引发暴乱的漂浮的独特性，解放、民主和人类权力的概念依旧看似恐怖。它们持留为过去普世化的幽灵。普世化曾致力于提升一种由超越性、主体化、概念化、真实和表象所塑造的文化。相反，今日虚拟的全球化已用屏幕、神性、数字和毫无深度的时-空连续体取代了普世化概念。（至少）普世化还保留着对世界、身体或过去进行本质性指涉的空间。一种辩证的张力或批判性运动，其实体就存在于历史或革命暴力当中。但对批判性否定的驱逐却为另一形式的暴力——全球暴力——打开了大门。这一新的暴力是由技术效率和确定性的霸权，组织化整体，完整循环和一切等价交换所塑造的。此外，全球暴力终结了理性的社会法则（这是与启蒙运动和普世化紧密联系的理念），同时也终结了行动者的法则，行动者的命运曾与批判性对抗及历史性暴力紧密地相连。

全球化是致命的吗？有时候，其他文化而非我们的文化更能逃避非差异交换的致死性。今天，普世化与全球化之间的批判性视点在哪里？我们已经抵达这一不可逆的视点了吗？何种眩晕将推动世界去消除那一个理念？而同时，又是哪种另外的眩晕要强迫人们无条件地认同那一理念？

普世化即是一种理念。当它在全球化中得到认同的时候，它作为一种理念就消退了。它选择自杀，选择自身的终结而迅速消失。由于人性取代了上帝死后留下的空位，人性便是自我的神性，人已成为了唯一的尺度并且至高无上。然而这种人性并无任何终极性。由于缺少宿敌，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制造花样繁多的非人化位移，以从中创造出敌人。

这正是全球暴力所从出之处。它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该系统能够发现否定性和独特性，包括独特性的终极死亡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踪迹。它是社会的暴力，其中，冲突不被允许而死亡也不得认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终结暴力本身的暴力，力求建立一个消除一切与自然相关的东西（不论是身体、性、生育还是死亡）的世界。或许不该称之为全球的暴力，而应说是全球的病毒。这一暴力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毒。它通过传染而运转，通过连锁反应而前进，并一点一点地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抵抗能力。

然而游戏远未结束。全球化并未取得完全性的胜利。为了对抗这种消解性和均质化的权力，异质性力量——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显然是对立的力量——正在四处兴起。在对全球化不断增长的强烈反应，以及对全球化社会与政治进行抵制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种对否定性的并非简单怀旧的表达。我们发现了一种强制的、关于现代性和进步的修正主义，一种对全球技术-结构和全球物体系的拒绝，这个全球化的物体系承担了一切文化的等价原则。这种反应可以采取某些暴力、变态和非理性的形态，至少在我们传统的启蒙思维的视域里，它们可以被感性地视为暴力的、变态的和非理性的。这一反应可以采取集体化伦理、宗教和语言学的形式。它也可以采取一般情感爆发甚至神经错乱的形式。无论如何，把如是的反应草率地痛斥为平民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恐怖主义都是错误的。一切具备此类性质的事件，近来都急切地投入到了对全球化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抵抗当中，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自身对西方价值观的反对（这是因为伊斯兰是众多价值中最具力量的争论，并在今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

谁能够击垮全球体系？当然不是反全球化运动，它把减缓全球化的无管制进程作为了单一的目标。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或许很重要，但其象征效力只有微乎其微的价值。这种运动的反面不过是统治体系能否轻松地保持内在控制的问题。肯定性的选择并不能击垮统治体系，但既非肯定性又非否定性的独特性却可以做到。它们呈现为一组不同的象征性命令。它们不服从价值判断或政治关系。它们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它们不能在集体之历史行动的意义上被正规化。它们反对任何独一的统治思想。然而它们并不将自身表象为一种独特的反对主义。简单地说，它们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并制定自我的法则。一些语言学的、艺术的、肉体的或文化的独特性是特别精巧的，但其他，例如恐怖主义，却是暴力的。恐怖主义的独特性是为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报仇，这些独特性为了对抗独裁的全球权力而付出了灭绝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文明的冲突”，而是讨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对抗，这种对抗发生在非差异的普世文化与一切在所有领域内都始终保持变化的事物之间。从全球权力的视角（其信仰的基本要义就像一切宗教的正统学说一样）出发，任何差异和独特性的模式都是异端。独特性力量要么加入全球体系（自愿或被迫）要么就被灭亡。西方（或曾经的西方，在其丢失自我价值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使命是依据残酷的文化等价原则来驯服一切文明。一旦一个文明丧失其价值体系，它就只能通过攻击他者文化的方式来寻求复仇。除去政治或经济目标，战争——如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就是将野蛮状态正常化并将所有区域连为一体。它要征服反动地区，在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把任何野蛮的、持续抵抗的区域殖民化、驯化。

建立全球体系是一种强烈嫉妒的结果。这种嫉妒是一种非差异的低级文化对拥有更高等级的文化的嫉妒，是觉醒了的、得到强化的体系对更高强度的文化环境的嫉妒，是去神圣化的社会对献祭仪式的嫉妒。依据统治体系，一切反动形式都是实际上的恐怖主义。（依照这一逻辑，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灾难都是恐怖主义的形式。大的技术事故，像切诺贝利事件，既是恐怖主义行动也是自然灾难。博帕尔、印度的毒气泄露以及其他技术事故，都可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径。所有坠机事件都可以由恐怖组织宣称负责。非理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在于，这些事件可以归咎于任何人或被赋予任何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把任何事情，甚至寒潮或地震，设想为犯罪。这并不新鲜，1923年的东京地震中，成千的朝鲜人遭到了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对灾难负有责任。在一个强烈转型的体系，如我们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稳定的相似效力。一切都趋向那个自称是绝对可靠的系统的崩溃。就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处于理性的和纲要化的系统的控制之下，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坏的灾难实际上就是系统自身的绝对稳固性的表现）。看一看阿富汗，事实是，在这个国家自身内部，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规训”的自由及其表达——从音乐、电视到看妇女面孔的权力——都被禁止了，这个国家采取了与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借助何种宗教原则）完全相反的方式，无法得到“自由”世界的容纳。现代性的普世维度是无法被拒绝的。就西方及其双向模式的视角而言，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中，不把现代性理解为善的显然的根源或人性的自然理念都是一种犯罪。同样地，当我们价值与实践的普遍化受到某些个体的怀疑（他们流露出他们的怀疑，并因此立即被视作是狂热分子）时，这种怀疑也成了一种犯罪。

惟有一种强调象征义务的逻辑可以解释全球化与普世化之间的冲突。为了理解世界其余部分对西方的仇恨，我们有必要反转视角。非西方世界人民的仇恨并非基于西方偷走了它们的一切而不曾归还这样的事实，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接受了西方的一切却从不允许回赠。仇恨不是因为掠夺或剥削，而是源于耻辱。正是这种仇恨能够解释9·11的恐怖袭击事件，那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对另一种耻辱的回应。

全球权力所能遭遇的最坏事情并不是被袭击或毁灭，而是蒙受耻辱。全球权力在9·11中受辱，因为恐怖分子施加给全球体系的东西是体系本身无法偿还的。军事报复只是一种物质回应。然而，在9月11号，全球权力被象征性地击溃了。战争即是对这一挑衅的回复，但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象征性的挑战在他者因偿还而蒙羞时就被接受并移除了（但这一情形在他者被炸弹炸飞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时并不奏效）。象征义务的基本法则规定，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是以对应者及其偿还的完全缺席为基础的。单向度的礼物就是那种权力行动。而善的统治，善的暴力，恰好就是能够只给予而不许回赠的。这也是处于上帝的位置所意味的事情。或者是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他允许奴隶生存以继续为之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相关生存的象征性配对物，实际上，奴隶唯一能做的回应就是反叛或死亡）。上帝曾经还允许献祭的空间，根据传统的命令，通过献祭的方式来回赠上帝、自然或其他的超验实体是可能的。这就确保了人类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象征性平衡。然而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可以回赠的，偿还象征性债务的对象。这就是今日文化的绝症。并非礼物是不可能的，而是配对的礼物丧失了。所有的献祭形式都被中性化和移除了（留下的只是对献祭的可笑模仿，可以在当下各种牺牲的实例中瞧见的）。

我们因而处在了只能接受并且总是接受，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而是以技术机械论方式实现的普遍交换与满足的不可救药的境地。一切在实际上都能够给予我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拥有了获取一切的权力。我们就像那些奴隶一样，生命虽然得到了赦免却依旧为无法偿还的债务所限制着。这一情景还要在延续一会，因为它正是经济贸易里交换的基础。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根本性的法则重现了，消极的回赠不可避免地应答了积极的转送；对被奴役的生活、被保护的生存及存在的饱和状态的一种暴力的清洗作用将会发生。这一反转可以采取暴力的公然行动的姿态（例如恐怖主义），但也可以是一种关键的让渡（这更符合我们的现代性特征），一种自我仇恨，一种忏悔，换言之，是一切以不可能之回赠礼物的强化形式出现的否定性激情。

我们对自我——作为怨恨的隐晦目标——的不满是我们现实、权力、舒适的剩余物，是普世的有效性，是明确的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那些被驯化者准备的宿命。这也是恐怖分子对我们文化感到厌恶的地方（这解释了他们得到的声援和其得以发挥作用的魅力）。恐怖主义的支援并不只来自被羞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绝望，同样还来自由主义全球化赋予特权者的不可见的绝望，来自我们自己对无所不能的技术，对压迫性的虚拟现实，对网络与程序之主宰的盲目服从，它们可能重绘了全人种持续退化的进程——所有人类都已被全球化了（毕竟，人类对其他物种在地球上的霸权难道不是想象西方对其余世界之统治的一面镜子吗？）。这种不可见的绝望，我们不可见的绝望，在其成为我们一切欲望之认识结果的时候就已是无望的了。

因而，如果恐怖主义来自于现实的这种过度，来自现实的不可能之交换，如果它就是某种给予的结果，那么，这种给予没有任何可能的配对物或偿还，如果它就产生于激烈的文化冲突，那么，一种把它当作客观的邪恶而加以克服的幻象就会产生。由此，在荒谬和无意义中，恐怖主义乃是我们社会自身的审判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