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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海外华侨与国际友人

陈红民 赵晓红 徐亮 钟健
2021-10-31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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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建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被推选为主席。陈嘉庚不仅组织各种募捐活动,更率先垂范,带头捐款。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南洋侨胞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前线的抗日将士与后方军民。在访问了重庆等地后,于1940年5月31日率团抵达延安,当时在延安华侨青年200余名。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参加了4次群众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共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等处。延安为陈嘉庚先生举行了欢迎与欢送大会。

陈嘉庚意志坚定,强调抗日到底。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反对任何对日妥协,鼓舞了抗日军民与海外侨胞的斗志。

陈嘉庚

海外华侨心向祖国

身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与之休戚与共。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海外华侨即空前地组织起来,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种条件,展开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祖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社会中的抗日团体纷纷建立,遍布全球。他们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不仅在原来所办的报刊上开辟抗日宣传专栏,还创办了一批新的报纸。其中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以鲜明的抗日立场,发表了大量救亡通讯与政论文章,不仅传播范围大,而且取得良好的影响效果。海外华侨举行各种规模的抗日大会和游行示威,通过组织宣传队、公演抗日戏剧、演唱救亡歌曲、编印散发抗日传单等形式,向所在地的人民,尤其是华工、华商,宣传讲解抗日救亡道理等。广大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向侨居地人民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展现中国抗日真相,传播中国抗战信息,呼吁国际友人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抗战,共同捍卫世界和平。

华侨对抗战最大的援助,莫过于捐献资金物资,为财政匮乏的祖国给予经济支持。财力捐输的主要形式包括捐款,购买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救国公债、国防公债等等。海外之华侨,并非全是富甲一方的商贾,多数是背井离乡、靠血汗养活自己与家人的工人与商户,他们向祖国捐献的,是含辛茹苦积攒的活命钱。在源源不断地捐汇大批款项的同时,海外华侨还向祖国捐献大批物资,大到飞机、坦克,小到服装、药品,种类繁多,为祖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为了增强后方的抗战实力,一些拥有资产的海外侨胞不计成本得失,纷纷移资国内,创办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直接参与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为解决战时的经济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直接在经济上援助祖国,海外华侨还通过抵制日货活动来削弱日本经济,间接支援抗战。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发起了以禁买禁卖日货、不卖货予仇人、不为仇人工作及抗战到底为宗旨的“救国连索运动”。美国华侨抵制日货的声势,影响到同情中国抗战的美国友人。广大华侨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些华商因长期抵制日货而破产,其舍己为国的精神尤为可贵。

海外华人华侨积极捐资筹款支持祖国抗战

大批的爱国热血华侨青年,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激于民族义愤,离开较安逸舒适的侨居地,放弃工作,历尽艰辛回到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故土,投入民族复兴的战争中。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中国对外交通濒于瘫痪,西南的滇缅公路成为最主要的运输大动脉。不但缺乏汽车,而且急需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商请陈嘉庚在南洋协助招募司机和修理工,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通告,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同时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不到半月,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就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当地报纸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

回国华侨各尽所能,参加各种抗日工作:有的参加医治伤患的救护队,有的参加报道战况的记者通讯团,有的从事难民救济和动员民众工作。更有海外赤子投效军旅,浴血奋战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回国参军人数最多的是航空飞行人员,广东空军中的华侨飞行员比例非常高,当时空军的驱逐机中,华侨飞行员达到四分之三。华侨战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和鲜血。

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蔑视国际公约,打破了列强在东亚的平衡,也破坏了世界和平。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践踏了人类文明与良知,引起天人共愤。许多热爱和平与道义的外国人,加入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揭露日军暴行的行列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即多次向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提出申诉,控诉日本违反《国联盟约》、《巴黎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请求国际调停和援助。

1937年9月,国际联盟理事会举行例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向理事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国联根据盟约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理事会决议将中国提案交远东顾问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审查后,提出的文件,虽然指出日本违反了相关的国际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同时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和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举行会议,共同讨论结束中日冲突的办法。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与会国包括中、美、英、法、意、比、荷、葡等19国。苏联作为有重大利害关系国家出席了会议,而作为主要当事国的日本拒绝参加会议,与日本结盟的德国也拒绝参加。

在《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前,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已经吃紧,从战术上讲,此时应尽快撤出战场。为了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列强的介入与支持,国民政府不惜延误撤退的最佳时机,命令不堪重负的前线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然而,西方各国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对日本进行严厉的制裁,更不愿公开支援中国。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结束时发表宣言,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各项原则,确认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行动。除此之外,布鲁塞尔会议对日本未有任何实际的制裁措施。

《中央日报》有关布鲁塞尔会议的报道

国联会议与布鲁塞尔会议的结果均未如中国政府所愿。两个会议使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了中日冲突的真相,使世界舆论更倾向于中国。可是中国争取英、法、美等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努力收效甚微。由于调停的失败,日本一直惧怕的来自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压力并不严厉,其所需的石油、钢铁、铅、锡、铝、锌等战略原料仍能从英、美等国进口。西方各国政府自私自保,他们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妥协,对中国的正义反抗不积极支援,可以说是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加深了中华民族所承受的苦痛。此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遗憾。

1938年以后,国际局势急剧恶化,世界大战的阴云逐渐将欧亚大陆笼罩。在欧洲,英、法等国对德、意两国一味妥协让步,力图避免战争的爆发,不意却是养虎为患。英、法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不得不削弱其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力量,它们认为,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若与日本全面交恶,不仅会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亦会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但如果承认日本的侵略扩张要求,则意味着英、美各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为此,英、美等国选择了一条折衷的路线——在中日两国之间游说以促成停战,使中日双方实现有条件的妥协,而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在远东的利益。日本充分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对立和它们惧怕在华利益受损的心理,对英美等国施加压力,迫其让步。1939年夏,欧洲战云密布之际,日本借口“伪临时政府”的一名成员在天津英租界被刺事件,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禁止交通和食料输入,迫使英国与其会谈。7月22日,英日双方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政府几乎完全承认了日本武装占领中国的“实际局势”,甚至做出了不干涉日本在华侵略行为的保证。同年10月,美国驻日大使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但不能排斥美国在华的利益。这样一来,英、美两国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侵略,牺牲中国利益。欧战爆发后,1940年6月,德国侵占法国,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在德、意两国的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切断中国战略物资补给。6月19日,法国殖民当局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也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国际通道由此封闭,战略物资的供应更形困难,雪上加霜。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侵华日军铁蹄肆虐中国大地,战火所至之处,无人能免受影响。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为了避开战祸,大部分或选择踏上归国的行程,或选择躲进暂时安全的租界观望。但有一些外国记者,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身份与职业精神,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场最前线,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战况。这些报道用最客观平实的文字,记录下日军师出无名的侵略行径,将最真实的中国战场展现给全世界。

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不乏为中国军民奋死抵抗的精神所感染,对日军暴行深恶痛绝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目睹日军暴行,面对中国难民所遭遇的困境,主动伸出救援的双手。淞沪抗战产生了大批的难民,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等人倡议在上海南市成立难民区,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支持,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10万人以上。淞沪会战结束后,饶家驹继续从事中国的战时难民救济工作。

德国人拉贝(John Rabe)长期在中国工作,1931年出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理。抗战爆发后,南京告急,拉贝不顾德国使馆的再三劝告,毅然留在南京。他与来自德国、美国、英国、丹麦等国的15人,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些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成员,其职业各不相同,有企业家、教授、牧师、记者、医生等。拉贝在南京生活多年,熟识各国政要,又有德国人特殊身份,因而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主持南京的安全区事务。拉贝欣然受命,全身心地投入安全区的工作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时,先后收容、庇护了多达二十万的难民,无数的生命得以拯救。拉贝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侵华日军的残酷暴行,和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他的日记成了侵华日军屠城的铁证。

在国际友人中,还有无数个“拉贝”在默默地救援无辜的平民,支持中国的抗战。战时中国的卫生医疗条件,不仅简陋低下,而且人员急缺。许多鲜活的生命,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遗憾逝去。在许多外国人纷纷离开中国躲避战火时,一批外国医疗救援队却远涉重洋,带着一身精湛的医术,深入到中国战场的最艰苦的地方。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位,他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献身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为伤病员服务。

白求恩在前线手术

白求恩到达延安后,坚持要到最前线去为抗日官兵服务,他认为只有亲自到火线救治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提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前线他曾连续三天三夜工作,创下为115个伤员做手术的纪录,还几次为伤员输血。他总说:“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1939年11月,白求恩在前线做手术时被刀尖碰破了手指,不幸感染病菌。手指发炎已经疼痛万分,他还是坚持做了13台手术,还一边写治疗疟疾这种顽疾的讲课提纲。最终,一生解救他人于水深火热的白求恩自己却倒在了病床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的遗嘱仍是工作布置与治疗伤员,将遗产分给战友们,真正做到“死而后已”。

决定国与国之间外交的砝码,是实力与利益。西方国家的有些政客军人为了达到目的,罔顾公平道义,强权欺凌弱小,甚至与敌共舞。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外国友人,本着对文明的坚守、对正义的追求与对和平的憧憬,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的人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救援苦难之中的中国民众,谴责践踏文明的日本军人。他们的事迹,捍卫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发扬人性的光辉。

与西方国家的态度不同,苏联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提供了援助。20世纪初,俄国与日本曾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苏联与日本互视为对手,如果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将获得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从东北对苏联构成重大威胁。苏联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故而援助中国对抗日本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对利用苏联制约日本也寄予较大的希望,不仅因为诸强中惟有苏联拥有在远东迅速干预的力量,而且中国与苏联陆路相通,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苏联的物资援助仍能通过陆路输入。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两年,中苏之间就已经开始订立有关条约的洽商。但双方诉求有所不同,中方希望签订两国互助条约,即通过与苏联结盟,联合对抗日本。而苏联不愿意过早卷入战争的旋涡,故而要求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为尽快签约,以获得军事物资的援助,解燃眉之急,最终商定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8月29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公布。在各大国力图“中立”之时,苏联声明不与战争中的一方为敌,以条约形式表明它与中国的非敌对立场,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对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在精神上是一大声援,对日本是一种打击。

苏联从道义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给予中国大量援助和支持,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各种军需品,并承诺帮助中国创办飞机制造厂、修建兵工厂等。

苏联向中国输送的战时物资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先后向中国贷款约2.5亿美元,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汽油和其他工业品,而中方则用茶、钨、锑、锡等农矿产品偿还。苏联支援中国作战飞机1235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约1.8亿发、炸弹3.16万颗、炮弹约200万发。为了运输援华物资,苏联还帮助修筑了自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泽克到中国兰州的公路,共1925公里。这些援助,对于艰苦抗战的中国无疑是雪中送炭。相比于西方列强的观望态度,苏联的援助显得十分重要。

除了物资之外,苏联还陆续派出志愿军和军事专家来华协助对日作战,有3000多名军事顾问和工程技术人员、2000多名航空兵来到了中国战场。1937年10月,苏联开通从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武汉的航线,将由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的空军志愿队派遣来华,以汉口和南昌作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

1937年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日机3架。随后的武汉保卫战中,中苏空军多次联合起飞迎敌,予敌以重创。

1938年2月18日,日机38架空袭武汉,中苏空军29架迎敌,击落敌机14架之多。原本日本轰炸机的基地,都是离前线50公里以内的,当苏联空军志愿队出现后,日本空军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500公里至600公里以外的后方。不仅如此,中苏空军还主动出击,于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本机场20余次,炸毁敌机100余架。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协助下,中国空军在1938年2月23日,从汉口飞抵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

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决意对中国军队固守的武汉发起大规模空袭,作为对天皇的贺礼。下午,日军出动了27架战斗机和18架攻击机,从几个方向逼近。武汉上空日机如黑云压城,战机轰鸣声震耳欲聋。当日机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时,遇到严阵以待的中国空军。日机见中国早有防备,对几个既定目标进行袭击后,见无隙可钻,准备返航。不料日机的侧东面,突然又冲出一群驱逐机。日本飞行员发现,驾机作战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顿时慌乱。日机在返航途中遭到拦截,缺乏准备,油料也显不足,慌不择路,而苏联空军志愿队有较高超的空战技巧与勇猛的精神,与中国空军协同作战。一场激战之后,中苏空军通力合作,取得击落日机21架的大捷。为赢得这场胜利,中苏空军亦损失了12架驱逐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在中国抗战的4年多里,苏联空军志愿队浴血奋战,战果显赫。不仅如此,苏联空军还为中国培训空军的人才,提供技术,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空中抗战能力。来华参加对日作战的2000多名苏联飞行员中,有200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而血洒长空,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大队长赫曼诺夫。中国人民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

为中国抗战献身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库里申科

从1937年到1941年,日本侵占的中国国土越来越多,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日本试图通过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从而孤立中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中国抗战的条件与环境日益困难。但是,中华民族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无论身处前线还是海外,全民族都在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逐渐为全世界理解与同情。1940年,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直接威胁到英、美、法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同年,德、日、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全世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民,终将联合起来,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挽救人类文明而战!

本文节选自《抗战为什么赢》,陈红民、赵晓红、徐亮、钟健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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