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民电影丨《柳青》：回到人民中去

新人民电影丨《柳青》：回到人民中去 原创 梁沁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收录于话题#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37 个内容 #电影评论 32 个内容 #影视观察 15 个内容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柳青》

回到人民中去：中国文艺创作

与基层叙事的关联性探究

——关于《柳青》的影评

电影《柳青》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作家柳青放弃北京优渥干部待遇，为创作一部真实反映社会主义人民集体创业的史诗巨著，举家落户陕西长安皇甫村。影片前半部分重点讲述柳青个人对扎根基层的理解变化，从县城招待所到皇甫村小破庙，从西装革履抽洋烟到光头戴帽抽旱烟，从闯入陕西乡村农民生活的参观者到皇甫村生产合作社建设的一份子，在扎根皇甫的十四年时间里，柳青由内至外完成转变，真正实现写作靠人民、写作在人民、写作为人民。后半部分则通过苦难叙事，展现出柳青用十四年基层经历换得《创业史》的艰辛与伟大，同时还在文末借路遥出现传承柳青人民作品创作精神来突显，建国后“主线是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农业合作化道路等政治、经济议题，起点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作队从外部来到村庄开始”这类乡村叙事方式得以完善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除了柳青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创业浪潮中逆向流动进入乡村这一叙事视角外，电影还充分调动不同人物视角对主角形象进行强化塑造，借助妻子马葳、《创业史》主角原型王家斌、女儿刘可风与故事主线的关联，“柳青”荧屏形象得以饱满呈现，并最终实现“文艺工作者需要回归基层，汲取群众力量开展文艺创作”这一精神要义的成功传播。

一、党员和作家

“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2]主体行为发出往往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轰轰烈烈开展的五六十年代，对于拥有党员身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平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诸多要求和创作背后潜藏的艺术追求是他们延长创作生命周期的关键所在。加上“文艺创作”本身常被用作身份定位与阶级划分的标尺，以及阶级隔膜长期横亘于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间，其实均有对落实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创作态度、立场、服务对象等层面所提出要求产生阻碍作用。因而，“真正走向农村”往往是建国后城市文艺工作者证明自我创作扎根群众生活的最常用手段。

然而，这种空间流动下的基层回归形式对于优质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到底有多大？值得青年作家柳青放弃高级干部的优渥待遇，选择与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深层动因到底是何？但如果只单纯因符合主流判准而衍生出创作动力，确实过于浅薄，如果究其本质，便又会再次回到上文所提到的身份认同与行为支配间的互动关联。身份认同背后往往潜藏价值认同，即相同信仰带来的精神共鸣，而这一点或许能够回应电影为什么会在强化柳青党员干部形象同时平庸化柳青作家身份的建构。毕竟对于柳青而言，“回到人民中去”不仅仅是因为优质作品需要通过汲取群众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党员和作家身份之间，前者身份功能发挥往往强于后者。相比作品生产需要主流认可这类物质层面的利益动力，回归群众其实更应该被视作党员作家践行精神信仰的主动行为。

此外，对于党员文艺工作者回归基层现象的观察，需要结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大时代背景，毕竟主流环境对社会个体的影响力往往超乎想象。当个体所处环境无限放大群众力量与共产主义优势时，个体对于社会的想象就会呈现积极态势，而这种积极性想象往往会进一步激化时代个体，即诸多共产党员，追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柳青》反复强调托尔斯泰对党员作家柳青影响至深这一情节会遭受质疑，因为相比在柳青诸多发言稿及发表文章中出现的毛泽东，这位与柳青相隔甚远的俄国作家是否真能产生超出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确实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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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到人民中去，

写“接地气”的作品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脉相承，第二代领导层核心邓小平也向来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毕竟“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无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是中国意识形态构建中都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且伴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习近平基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现状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传统，再次针对性提出中国文化建设新要求。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着重谈论五个问题：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2.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4.中国精神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5.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2]从习近平提出的文化建设新要求来看，中国文艺创作即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却始终重视人民群众作用发挥。至于“为何回到人民中去”，除了上文提及创作者身份认同背后的精神指引，更重要的是中国文艺作品自始至终服务对象都是广大人民。给人民看的作品，自然是内容上要符合人民喜好，形式上要采取群众易懂的方式，主旨上更应充分表达出群众心声。而这恰恰是文化建设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也需坚持的创作原则，因为一旦失去群众底色，作品本身极难在作品数量井喷式增长的当代消费市场中立足。

从文化建设要求回归《柳青》电影研究，不难发现，伴随柳青从前往长安县挂职，到皇甫村同农民共建生产合作社，再到《创业史》最终诞生，“书写人民作品的前提是融入人民”这一主题得以贯穿电影始终。柳青获平反、作品再流行的圆满结尾更是将“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需要人民”的精神要义表达推至最高潮。此外，就电影《柳青》自身创作而言，主创团队也是充分践行“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的创作格言，团队耗费六年时间扎根陕北农村，重走柳青当年走过的地方，把握《创业史》诞生地的现实情况，基于对当地发展历史的了解亲身感受本土人文风情，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田波带领的主创团队才最终将“柳青”这一形象较为饱满地展现出来，完成对这位伟大人民作家的时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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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作品在网络时代

针对当下文艺发展现状，习近平曾指出，新时代文艺创作者虽争先投身于文艺创作，却只现“高原”景象，普遍缺乏“高峰”，能经受住历史锤炼的当代文艺作品寥寥无几。关于该现象发生原因探析，又必须将其与改革开放后资本涌入文艺界，全面冲击“内容为王、以质取胜”的传统规则进行对比观察。且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网络技术进步与智能设备普及，全民文化消费方式与数字化科技联系愈发紧密，作品流量变现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当下多数文艺工作者的第一追求，这恰恰使得“为人民创作”逐步陷入形式化困境。

就具体表现而言，一旦流量成为作品优劣判准，文艺工作者们便极易囿于屏幕上滚动的数据；同文化受众互动也渐渐退化成观察广大网民散布于各类社交平台的作品评价。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将大量资源汇聚至高额流量作品旗下后，面对资本涌流背后的利益诱惑，文艺工作者会自然倾向对高流量作品进行从内容到手法的全方位模仿，甚至出现抄袭这种极端请，这种情况下，原创、优创便不可避免地淹没在“套路”市场。基于此，在文艺创作流于形式、风气浮躁的当下社会重新讲述文艺工作者回到人民中去创作的故事便显得尤为必要。

四、城乡流动加速：

真正的基层在哪里

“20世纪的中国故事主要以乡土中国为核心展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任务。”无论是电影《柳青》还是柳青的《创业史》均围绕中国农村底层人民生活图景展开叙事，不过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前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乡村视作落后、蒙昧的批判对象，《柳青》和《创业史》中的皇甫村充分反映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自五四以来，“乡土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二十世纪文艺作品主要叙事形式之一，即使叙事侧重与具体手法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但通过农村地区变革隐喻中国变革却几乎贯穿整个世纪。加之中国共产党夺取最终胜利的革命方式为“以农村包围城市”，广大乡村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相比城市确实更早扎根衍生出革命文化，这两点恰好共同回应解释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工作者的回基层往往等同回农村。

然而，自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基层土壤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地区，有关城市生活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冒出，这一现象发生又与城市改革背景下，城乡流动加速，大量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恰恰由于城乡局限打破带来物理空间上的阶层融合，“人民作品”得以从单一农村群众生活描绘跳出，文艺工作者对于“基层”逐渐形成更深厚的理解。具体表现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民时兴进城务工的大环境下，“农民工形象”成为文坛新宠。

不过伴随乡村振兴与城市经济生产方式变革，基层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似乎又有了全新表达形式。当乡村旅游、生态保护、现代农业、直播扶贫逐渐融入新时代乡村形象建构，底层人民从城市回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又为文艺作品的基层创造打开全新叙事视角。而与乡村变化相对应的城市经济结构转型，也在同时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创新“基层”理解贡献力量。城市生产在网络技术发展推动下迅速转型，伴随生产对劳动力需求日益降低，平台经济全面崛起。自90年代以来陆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直接成为初代数字劳工，身份转变背后涌现出底层群众直面的新型生存问题。这一系列变化虽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拥有多元化素材，却又为其突破“高原”、勇创“高峰”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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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反思：苦难与伟大

可惜的是，纵使《柳青》全片一直在试图通过影像追忆实现基层群众作品创造精神回归，但其终究还是未能逃过传统主旋律片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一以贯之的套路——用苦难凸显英雄。这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叙事套路在传统主旋律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该手法若运用于作品人物性格扁平化塑造时，倒也无可厚非，但当其置于“柳青”这类复杂人物的性格多元化塑造时，其效力发挥着实过于单薄。

尤其是当大量镜头给到柳青迅速且成功化解皇甫村村民在共建生产合作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人物形象便已渐渐倾斜于为党为民且无所不能的青年干部，而非作家柳青。诚然，在成为作家前柳青首先是党员，但当影片过度渲染党员干部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发挥时，作家身份便会极易被人忽视，因为作家的伟大往往需要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但令人失望的是，影片《柳青》并未将《创业史》作为着墨重点，那柳青在创作领域散发出的天赋和灵气自然也难以凸显。但柳青“作家”身份平庸化其实恰恰又与“文艺工作者要回归基层”的主题表达产生冲突，使得该精神要义在传播层面缺乏张力。这种情况下，将柳青本人在家庭、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创业史》的写作艰辛两相结合，就会自然成为增强影片煽情效果的有力手段。

此外，与同为叙述文艺工作者回归乡村故事的《黄土地》相比较，第五代导演陈凯歌选择打破“革命者能拯救苦难群众”这一传统叙事方式，在影片结尾，采风干部终究没能带走女孩；而《柳青》则选择延续这一叙事传统，影片中对于“柳青劝服村民参与合作社建立”、“说服妻子马葳回到皇甫村同他继续创作”等矛盾冲突的处理着实过于柔和，形成“凡是柳青出面问题就一定被解决”的失真现象，这无疑对人物性格立体化塑造产生巨大削弱作用。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纵使电影《柳青》在创作层面未能完全突破传统主旋律叙事的固有缺陷，但其对于新时代文艺作品创造产生的启发性影响确实无法被覆盖。正如前文所言，在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迈入新阶段的当下重讲“柳青”故事，其实不仅仅为人民提供契机去缅怀这样一位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同步诞生的伟大作家，更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群众底色”的全面回归。

参考文献

[1]张慧瑜.：《逆向流动的主体、社会治理与发展传播学 ——从<山海情>看现实主义影视剧的社会功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3]王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0期。

[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读本》。

[5]王玢琪：《都市寻梦与精神流浪》，湖南大学,2014。

[6]朱云、李西建：《论习近平“文艺高峰”观的价值尺度、理论品格和实践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7]张云舒.延安时期至“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工农化”叙事研究[D].南京大学,2020年。

原标题：《新人民电影丨《柳青》：回到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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