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眼中没有狂热的革命者：历史不会按剧本来演

第一次看到艾琳•凯利（Aileen Kelly）的名字是二十多年前，她为台北联经版的《俄国思想家》一书作序，题为《复杂的慧见》，论及伯林与俄国文学家之纠葛，令我印象深刻。此后也陆陆续续关注了她的诸多文字，包括《纽约书评》上的系列文章，对她的俄国文学研究路数有所了解。

凯利在《复杂的慧见》里指出：伯林“最感亲切者，殆为赫尔岑”。可能是因为受到伯林的影响，凯利自身的学术兴趣也集中在赫尔岑身上。从1987年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乌托邦主义的心理学与政治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到《走向彼岸：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俄国思想家》（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来自彼岸的观点：关于赫尔岑、契诃夫和巴赫金的随笔》（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除了巴枯宁是赫尔岑的同时代好友，其余著述中赫尔岑都占了最大的篇章。凯利对赫尔岑的解读重在“偶然性”（Chance）方面，通过对《彼岸之声》等作品的阅读，分析赫尔岑思想的独到之处：即赫尔岑善于利用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性与黑格尔哲学影响下的历史规律相对抗。这一点，在她最近出版的《偶然性的发现：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生平与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全书近六百页，分为二十二章，既是赫尔岑一生的传记描写，也是对他思想的一次深入探究。《吕氏春秋•察今》有言：“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这么一本厚厚的赫尔岑传记，自然也要挑选其中精彩部分来先睹为快。一般认为，赫尔岑生平有三个关键转折点。其一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年方十四岁的赫尔岑与奥加廖夫在麻雀山发下反抗专制的誓言，这是他一生奋斗的开始。其二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赫尔岑之前信仰的启蒙理想倒塌了，世界往何处去，于是就有了《彼岸之声》一书（该书去年在国内出了中译本，译名为《彼岸之声》，凡保轩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其三是1863年的波兰起义。这一事件导致了赫尔岑在俄罗斯国内声望急剧下降，《钟声》杂志发行量从两千份降到五百份。左派的朋友认为他不够激进；右派的朋友认为他背叛祖国，于是赫尔岑被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遗忘甚至抛弃。在这里面，第二个人生转折点承上启下，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对历史偶然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凯利的新作以“偶然性的发现”为名，这是她理解赫尔岑的一个角度。事实上，最早将赫尔岑与“偶然性”联系起来的是俄国侨民哲学家瓦•瓦•津科夫斯基。他在两卷本《俄国哲学史》（1948-1950）中就用了“偶然性哲学”来指代赫尔岑中后期思想的演变。津科夫斯基认为：赫尔岑早期在俄国时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强调历史必然性，对科学与理性的未来充满信心。但身居海外，目睹1848年革命之败，又见英法社会小市民习气日重，兼之家人多遭不幸，故对革命未来信心不再，最终怀疑起历史必然性以及人类的理性。“赫尔岑毫不吝惜词汇，以便揭露历史洪流的非逻辑性，他喜欢谈论‘历史即兴的随意散漫性’。”因此，所谓“偶然性”便是历史的即兴表演，无规律可循。

在读凯利此书之前，我一度认为赫尔岑发现偶然性应该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的事情。因为欧洲革命的失败给予赫尔岑一系列打击，以至于他开始怀疑历史必然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凯利在书里把这一问题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通过大量的书信日记等材料证明：赫尔岑对偶然性的认识是有阶段的，是有反复的。在名为《发现偶然性》的第十章中，凯利首先介绍了赫尔岑的二次流放及其环境；继而介绍了他的小说《谁之罪？》及其主人公——多余人别尔托夫。外在环境压抑人的个性，使本来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沦为多余人。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怎么能让人变得理性从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作者引用《谁之罪？》中的文字，证明正常的个性发展与荒诞的社会现实之不相容：别尔托夫“走进完全陌生的国度。那儿的生活和他相去太远，他对一切都不能习惯，对沸腾在自己周围的生活，不论什么方面都没有好感。……他毫无秩序地从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123页）。在稍后的《克鲁波夫医生》中，赫尔岑更是将副标题命名为《泛论精神病，特别是关于它的时宜性发展》。世界是没有规律的，在正常人眼里，疯狂是一种病。但在疯人眼里，正常人何尝不是另一种疯子呢？这种与启蒙背道而驰的观念，当然跟赫尔岑彼时的心境有关：从1841年到1842年间，赫尔岑接连有三个孩子夭折。“今天，舞台正参与生活大事的解剖，努力把人类生活的一切现象引到脑子里去，像我们一样，伸出痉挛而颤抖的手把它们分析研究，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看不出出路，也看不出这些研究的全部结果。”（《谈谈一个戏剧》，1843年）凯利认为赫尔岑又重新回到了科学，试图以当时最新的科学理论来加强自己对社会进步的信心，对人类理性的信心。于是就出现了一连四篇以《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为题的学术文章。凯利在这里指出：这些文章实际上体现了赫尔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是他发现历史偶然性的起源。“他的偶然性概念并不植根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是源自进化科学的最新发展，后者指出了物竞天择的概念问题。”竞争和选择看似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有偶然性因素的介入。因此，赫尔岑对物竞天择概念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决定论的某种反驳。

如果说赫尔岑早期的偶然性哲学只是通过自然科学的一些论争来体现的话，那么在他出国之后，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发展，偶然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刻的阐述，尤以《彼岸之声》为最。众所周知，《彼岸之声》是赫尔岑虚无主义思想的最初体现，大致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俄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失望；其次是对1848年后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抱希望；再次，对未来的失望直接影响到赫尔岑对历史的虚无主义看法，即伯林所概括的“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过去、未来和整个的人类历史进程，都显得扑朔迷离，不可预知。凯利的书有很多部分涉及1848年前后的史实，但无疑有关“彼岸”问题的论述最能体现出赫尔岑与偶然性问题的牵连。在赫尔岑看来：“每一代人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自然不但从未将一代人作为达成某未来目标的手段，而且它从未关心过未来。”因为社会发展无规律可言，计划未来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关注当下，关注个体成为赫尔岑多次强调的论点：“个人自由是最伟大的事情；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人民的真正意志才得以成长。”这种用历史虚无意识去解构当时流行的诸多宏大命题的做法，在另一篇名为《安慰》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对话者之一的女子认为自由与独立是人类世代追求的目标，而医生则认为自由与独立为少数个人之理想，是某些社会阶层在特别幸运的环境下养成的倾向。如此一来，发动人民之革命意义何在，或者人民还需要革命吗？卢梭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完全可以代之以“鱼生而飞翔，却无处不在游泳中”。这种不顾事实，主观臆想的论调，实乃以先验命题为事实，以特例为常理，若运用于实践实在是后患无穷。联想到卢梭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联想到二十世纪诸多思想先驱对“终极目的”的批判，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赫尔岑彼时论点的颠覆性，也不得不钦佩于时至今日其思想仍不失其深刻性。

凯利的新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实非一篇小小书评所能概括。但因为涉及赫尔岑，便想多说几句。关于赫尔岑，国人比较熟悉的是他青年时期立下反抗沙皇专制的麻雀山誓言；作为西欧派一员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以及出国后历经重重打击后写下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等。然而1860年代以后，赫尔岑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1870年去世，在俄国国内也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此后，学术界对赫尔岑的阐释多以列宁的评价为圭臬：苏俄将赫尔岑视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人物，全然不顾赫尔岑在世时与马恩的激烈论战；欧美则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人一锅端，统统视之为俄国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派，狂热激进。此等状况直到伯林之后才稍有改变。如果说列宁树立的是革命家赫尔岑，那么伯林塑造的则是自由主义者赫尔岑。在为《彼岸之声》英译本所写的导言（1956年）里，伯林将赫尔岑定义为“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揭示了他在面对革命时的怀疑、审慎态度。也许不是巧合，凯利后来也有一篇写赫尔岑的文章以此为名，该文被收入论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星出版社，2006年）中。

2012年是赫尔岑诞辰两百周年，6月20-21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举办了名为“亚历山大•赫尔岑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莫斯科，2013年）。书中有多位学者特别强调了“赫尔岑与当代”的问题，指出赫尔岑思想在今天的迫切意义。事实上，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目前对赫尔岑的研究都是有些片面的。俄国主要受意识形态影响太大。苏联时期对赫尔岑研究定调子的是列宁的《纪念赫尔岑》一文；但在学术上进行开拓性工作的是列宁的战友加米涅夫。此公1926年后被赶出领导高层，几经反复，1933年任Academia出版社社长，为出版和研究赫尔岑著作做了许多工作。可惜，终究逃不过之后的大清洗，于1938年8月被枪决。他对赫尔岑研究的贡献在于：其一是在他领导下发掘了赫尔岑的一批材料；其二是他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左倾思想影响。譬如在1934年，有读者请他指导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赫尔岑，加米涅夫回信推荐了革命前一位自由主义研究者（Чешихин-Ветринский）的专著，而不是列宁那篇《纪念赫尔岑》。但加米涅夫之后，苏联的赫尔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目可憎。我国的赫尔岑译介主要与巴金先生有关。坦白说，作为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作家，巴金先生过于关注赫尔岑与专制的问题，对赫尔岑在1848年革命后的迷茫则极少注意（可能也不便去关注），故而长期以来，一提赫尔岑，便是《往事与随想》，这对我们理解赫尔岑来说显然有些片面。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阿•阿•古谢诺夫院士在上述国际研讨会的开幕词里提到：“为什么是赫尔岑？”言下之意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赫尔岑没有走进我们的研究领域。我想，除了上述政治方面的情况外，凯利的书或许提供了另一种解答。那就是：即便偶然性是生活的本质，但人性总是希望生活有规律，未来有计划，谁也不想在流动的沙滩上去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赫尔岑似乎显得有点另类因而被疏远。

（本文载2016年8月2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革命之后迷茫的赫尔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