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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片 | 演员英格丽·褒曼：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Tintin

2016-09-30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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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幕上出现的都是靓丽却同质化的脸时，人就会容易变得怀旧，怀念那些无法被机械复制的脸。老派好莱坞的面孔往往各有各的灵光，有奥黛丽•赫本的优雅，有格蕾丝•凯莉的精致，有费雯•丽小鹿一样的双眸……当然，还有英格丽•褒曼。

1944年的《煤气灯下》，褒曼凭借此片获得第二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为了纪念褒曼诞辰100周年，导演斯蒂格•比约克曼应褒曼女儿伊莎贝拉•罗塞里尼之邀，拍摄了这部《英格丽•褒曼口述实录》。电影、私人录像、日记、书信和访谈，影片融合了大量资料，也并未回避或美化褒曼的婚外情。

褒曼的日记本，上面印有她的名字“英格丽”。

这是一部关于自我的纪录片，涉及电影业务探讨的内容并不算多，而更像是一种窥私，透过褒曼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贴近她的心灵世界。

“我是英格丽”（Jag är Ingrid）——片中响起的画外音并非源自褒曼本人，而是同为瑞典籍的“机械姬”艾丽西卡•维坎德。

2016年奥斯卡女配角奖的艾丽西卡•维坎德。

导演比约克曼并没有请褒曼的子女来朗读褒曼的书信和日记，而是选择让维坎德用声音进行角色扮演，在保障叙事完整性的同时，也是一种冒险。所幸，维坎德的表现是出色的，她的声音略带沙哑，有一点禁欲式的克制。这与充满雄心但追求浪漫的褒曼颇为契合，让人想起影片《她》中的斯嘉丽•约翰逊。

褒曼在片场。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有很强事业心的英格丽•褒曼无疑是先锋女性。她生长于瑞典，25岁为了事业远赴美国。在好莱坞生活了十年后，去意大利待了八年，后来又在巴黎住了二十年，晚年定居伦敦。用褒曼儿子罗伯托•罗塞里尼的话说，母亲一辈子都在努力尝试改变：“每次她都会开始新生活，结交新朋友，成立新的家庭……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精力。”褒曼对于自由的向往超越了所谓“落叶归根”，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弥补了她在生活中缺乏的安全感。

1942年，《卡萨布兰卡》。

1945年，《爱德华大夫》剧照，格里高利·派克与褒曼。

希区柯克、加里·格兰特与褒曼，在《美人计》片场。

子女眼中的褒曼充满魅力，却也认为她实际上颇为腼腆，通过演别人来实现解脱，克服内心的羞赧。

童年时期的褒曼与父亲。

长女皮娅觉得母亲为镜头而生，外公为童年时期的母亲拍摄了大量照片，而褒曼在镜头面前丝毫不犯怵，知道怎么摆姿势，并似乎享受其中。

雷诺阿、褒曼和罗塞里尼。

褒曼的情感经历非常丰富，她很容易为他人的才华而倾倒。第一次与瑞典医生林德斯特罗姆的婚姻是中规中矩的，一家人因欧洲战乱和褒曼事业发展等因素，而搬到了美国。长女皮娅认为，身为脑科医生的父亲和母亲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两人或许并没有太多共同语言。褒曼会在拍《圣女贞德》时疯狂爱上导演维克多•弗莱明，这种爱恋体现在电影镜头里，但也随着拍摄结束而画上休止符。

褒曼与卡帕。

在与罗塞里尼的婚外情之前，她与战地摄影记者中的标志性人物罗伯特•卡帕亦有一段故事，褒曼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知道这个匈牙利人对我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

卡帕镜头中的褒曼。

片中的褒曼骑着马于山间驰骋，当时的她认为自己和卡帕有如一对连体婴，做完手术之后可以继续快乐地生活下去。婚姻是契约，但褒曼似乎不在意婚姻的束缚，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追寻爱。她认为世人应该关注的，是她的作品而非私生活，但她的“离经叛道”还是给事业不小的打击。

1945年，《圣玛丽的钟声》。

和意大利导演罗塞里尼的婚姻，在世人眼中并不光彩。《圣玛丽的钟声》、《圣女贞德》等银幕角色，给褒曼贴上了禁欲与圣洁的标签，而与罗塞里尼的这一段爱恋中，褒曼却成了抛夫弃女的负面典型。

褒曼和罗塞里尼的三个孩子。

在离婚手续未办妥的前提下，褒曼已珠胎暗结，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褒曼表面上被好莱坞逐出门外，实则还是她的个人选择。这段婚姻维持了7年，褒曼第三段与瑞典戏剧家拉斯•史密斯也并未有大团圆的结局。或许，并不是所有女性都适合婚姻，纪录片展现的是一种新形态的女性角色。褒曼拒绝在婚后随丈夫变更姓氏，所谓孤独终老，未必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