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因何事向我的父亲沈仲章求援？

 【编者按】沈仲章先生曾师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学习音乐，又协助刘半农、罗常培等学者研究语言及民俗。抗战时历经艰险，将国宝居延汉简运往香港。上世纪四十年代又辅佐徐森玉保护整理珍贵文物图籍。后半生他主要从事工商业与慈善业，并致力于民间文化与民族音乐救护工作，尤其是古琴资料。其女沈亚明藏有一封陈寅恪于1942年3月19日写给沈仲章的信，决定将此信发表之际，她又找到了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与她的一次谈话录音，主要围绕着对沈仲章的回忆展开，时间恰为2015年3月19日，沈亚明“非常感慨整整七十三年后的同月同日，两位故交的女儿得以长聊父辈往事”，于是选取部分谈话，整理成文。

“沈先生来了”

沈：我想请您随便聊聊。你们在香港的时候，您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陈：我这一次在香港是三十几年。（先前交谈中，小彭姨提到她定居香港已经三十多年了。） 以前，好像就是我小学二年级吧。嗯，现在我的记性差，那个时候，就是抗战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小学一年级，六岁。离开北京以后辗转，在桂林住了一年左右吧，就到香港。这个时候小学二年级，七岁吧。（查了资料，寅恪先生一家1937年11月离开北平，1938年1月底到香港。1月31日是旧历新年，小彭姨在那天满七岁。）

沈：嗯。我知道您还记得我父亲，我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大概的印象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事……

陈：（急切插入）记得，记得，非常记得！

沈：他只说常常到你们家去的，但是去干什么他也没有说。

陈：……（此时小彭姨插入，同时说话，录音听不清。）

沈：说吧，您说吧，就说您小时候的记忆。

陈：我回忆一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吧，我想是这样：嗯，那时我小学二年级，大概是七岁左右。我们在香港大约是住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里头呢，最早是住在靠近香港大学，因为我们跟许地山比较熟嘛，有种种关系，你知道吧？

沈：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写过一篇我父亲……（我没来得及说出下半句“与许地山的文章”，也没来得及告诉小彭姨，我那篇文章刊载于《传记文学》2014年11月号。）

陈：这两张相片就是在他们家旁边罗便臣道，那个房子里照的，那个阳台上照的，就是最后给你那两张相片。（通电话之前，小彭姨曾用电子邮件或微信等其他途径告知，她家在香港期间，除了偶尔去照相馆，家庭生活照都是我父亲拍摄的。小彭姨还陆续给我传来一批“令尊的作品”。其中有两张是她和她姐姐陈流求的儿时合影，小彭姨特地注明从未发表过。）　

后来发给你都已经发表在《也同》里了。《也同欢乐也同愁》是我们三个人记录的一本书。我寄了本给唐三姐，你以后可以问她借了看嘛。　（唐三姐是心理学家唐钺的三女儿唐子仁，现居美国。寅恪先生与唐钺先生从年轻时就一直是好朋友。陈唐两家在广西曾为邻居，那时两家孩子正当学龄，经常一起玩耍。唐子仁排行第三，年又长于陈小彭，因此后者称其“三姐”。唐子仁夫妇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与我们全家都很熟。唐子仁是看着我长大的，相当亲近。）

沈：行，行，我可以。

陈：啊，就是他来罗便臣道那儿。因为我现在记性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还不是很深。

后来我们搬到一个住得很久的房子里，就在九龙，太子道369号。那个房子就叫作“洽庐”Happy House。房东盖了一个房子，我们租的，住在三楼。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有相当的印象。我们叫他沈——先——生——。

他来的时候，我只知道，感觉到他是我父亲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因为，我父亲的朋友多数都是年纪相当的啦，他比我父亲年轻。我也不知道他是跟我父亲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学生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位沈先生，他很年轻，来了我们家。我们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他跟我们玩嚒。

他经常穿着一套中等灰色，偏深的，就是银灰色的但是很深的一种，灰色的西装。我记得他多数时候喜欢穿着黑皮鞋，可能是吧？嗯，西装是一套一套的。

还就是中等偏瘦。高矮中等，人偏瘦，就跟相片上一样。（通话之前，我曾给小彭姨寄去几张相片，其中一张是父亲1940年在香港，正是父亲为陈家常客之时。）

我就记得有这么个沈先生，常来看我们。来了也跟我们到花园里去照相。因为，我母亲身体也非常不好，她有心脏病。

沈：嗯嗯，听说过。

陈：啊，就是在我这儿只能知道有七张，一共发给你的七张相片。对吧？

沈：嗯，大概是，我倒也没数。可能有，反正挺多的。

陈：因为有五张是发表的。那两张后来我给你的，没有注明谁谁谁，就是在我家里没有发表的。但是在流求啊、美延那还有没有呢，我就记不起来了。（流求，寅恪先生长女；美延，寅恪先生幼女。）

他照的相片质量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能够保持质量，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风格。

专业人士一定可能看出来他所用的技术，他喜欢用什么样的规格来照相。因为他好像有些专业水平吧，我就这样感觉。

沈：谢谢。

陈：因为我父亲当时多数是不在香港的，就是在香港的时间比较短。就仅仅四年中，我只能记起这四年中的情况吧，就一共是七张相片。

他常常来看我们，就是有时候我父亲不在香港，因为他在昆明，就是西南联大嘛。

那个时候他也身体很不好，在那个高原。而且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也相当的清苦。那个钱呢，老是贬值。也汇不过来，汇过来有时又耽误一个多月，有时不止啊。就是拿不着钱，我们在香港也是相当的困难。

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啊，我父亲也不在香港，他也来看望我们。这个是他来的情况啰。

沈：您说得非常像我父亲，虽然我那时还没……

陈：我不太听得清楚。

沈：您说得非常非常像我的父亲。虽然我父亲五十多岁，五十过了才生我，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他一直跟我讲故事啊，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反而比我哥哥姐姐多一点儿。说得非常像我父亲。

陈：像你父亲？

沈：嗯，我父亲是很喜欢跟孩子玩的，所以我想他……

陈：哎，哎。我们印象很深的。“沈先生来了！”我们就好高兴。他有的时候好像还变些什么小小的魔术啊什么的，那种逗着小孩玩的。

沈：对，一定是他！他会，他会干这些事，他很喜欢。

陈：他是学这个的？

沈：没有，他就是喜欢。这些不知他哪儿学的。

陈：头断掉啦，……

沈：嗯？噢，手指头藏掉，断掉呀，噢，呀！他会，他会！他也逗过我！

陈：手指头断掉了呀，大手指头断掉了，那种呀，你记得吗？

沈：我记得，他也逗过我，他会！他特别喜欢跟孩子玩。他有的时候，还会在鼻子上顶东西呀，肩膀上顶东西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玩过这些？

陈：但是为什么那回我们在尖沙咀那个渡轮，叫做Star Ferry，好像是叫做什么“天星小轮”吧。上次我写了个注的“天星小轮”，就是渡轮。但是到哪去我就记不清楚了。也许是上山顶去坐缆车啊，是不是？我就不敢那个了。（“那个”指代猜测之类的意思。）带我们上山去坐缆车啊，上山有一个电缆的车。但是我们上哪儿去呢？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坐渡轮。我很欣赏那张相片，所以还一直保留，文化大革命也没丢掉啊。

沈：（找出相片）嗯，很活，您的那双眼睛很活很活。

陈：但是我没有门牙，那个时候可能换牙吧。

沈：那才可爱呢。我知道小时候肯定不想露嘴巴，现在大了来看，一定觉得那时很可爱。太可爱了。

陈：小孩子好玩，任何小孩都好玩。只要不是太怪，就都是好玩。

沈：对对对，天真嘛，纯朴，就自然才好嘛。我猜想我父亲喜欢跟孩子玩。我正想问你们去哪儿呢。一般我父亲带你们出去，您妈妈也不一定去？

陈：大人也在的。那时候，不是说他一个人带我们两个人，我估计大概全家也去玩。上哪去玩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过海多数是去港岛那边，或者是上那个爬山——到山顶去的缆车，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我就记不清楚。这是说那张相片吧。

沈：嗯。那张相片。

陈寅恪的求援信

以上谈话，虽然日期是个巧合，内容倒不是讨论七十三年前同月同日的陈寅恪致沈仲章函。但可作为“举例”，说明收信人与发信人家庭之相熟。若想进一步了解两位故交的关系，可参见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传记文学》2015年2月号）。我还以为，发表这份节录，可以配合《陈寅恪致沈仲章1942年3月19日函》的公布。该函扫描件以及识读如下：

锡馨兄左右：日前奉复一片，想已达览。弟困居此间，开沪之船（指普通搭客之船）遥遥无期。亲友之留而未去者俱穷极，不能救济，恐不久即将断炊。至于旧病之复发，更无论矣。故必须筹措借拨，支持数月，或可待船至上海。否则为饿莩无疑。现在亲友居内地者，交通断绝，不能通音信。闻森老近在沪，不审其有熟人在港或转托友人可以稍事通融否？弟略有饰物存沪（非亲自不能取出），俟到上海必可照数奉还也。

专此奉恳，敬叩

旅安 弟寅恪拜启 三月十九日

森老处希代问候，不另函。

弟仍居 九龙太子道369号二楼。

对这封陈函的年代、格式和人名等，需要作些简单解释：

陈寅恪先生给我父亲沈仲章的这封亲笔函，落款日期是3月19日。我发现此函时，没看到实寄封，信纸套在一个白信封里，上有父亲手书“寅恪师函”。从信中内容可知，该函写于日军占领香港陈家受困之时。推算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寅恪先生于1942年5月逃离香港，7月从广西又给我父亲发过一封信。因此，这封3月19日函，年份无疑是1942年。

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授权发表此函，并校勘了识读。遵照她们的指点，依循旧时书信惯例及原函格式，“尊称”“敬称”以空格顶格表示，“谦称”采用小字，插入语加了括号。

函中有两个人名必须注解：一个是信首抬头“锡馨”，那是父亲本名，也是他上小学时用的学名。在我家这族沈氏里，父亲的排行是“锡”字辈。“仲章”可以说是他的字，他虚龄十三之后，基本以字行。抗战期间父亲因为抢救居延汉简，又参与其他保护文物的活动，在沦陷区用“沈仲章”不安全，便改用不为一般人熟悉的本名“沈锡馨”。

另一个是“森老”，出现了两次。那是徐森玉，又名徐鸿宝。按说陈寅恪生于1890年，徐森玉生于1881年，相差不过九岁，算同辈人。但寅恪先生尊森玉先生为“森老”，可见敬重之意。父亲与森玉先生关系极为密切，故信末有“不另函”之语。我有理由猜测，寅恪先生希望通过沈仲章，让森玉先生了解他的艰难处境，以便把求援呼叫传出去。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以及几乎逐词逐句的全信解读，请参见《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刊载的另一篇拙文。

（本文原题为《七十三年后：与陈小彭谈我的父亲沈仲章》，载于2016年8月28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