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

10月31日，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召开。论坛由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院和技术中心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主题展开。来自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上海科技馆的专家介绍了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绩和现状。来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化转型中劳动形态变化、劳动技术提升、劳动智能水平、劳动技术人文关怀、劳动异化克服等多方面深入讨论；围绕数字化转型带来人类交往方式变迁、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生活观念的变革、数字化转型对个体幸福感影响、数字化技术的伦理要求等提出了新的观点；针对数字化转型中城市发展，专家提出数字化转型中的城市形态更新、城市文化构建、城市地标象征、城市红色记忆传承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高奇琦教授、秘书长杨庆峰教授分别作开幕式致辞；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主任闫宏秀教授，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豫教授作闭幕式总结。

第一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理论研讨会暨第26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

定位城市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发展前景与技术实现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卢勇指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是扑面而来的数字化的潮流，以及数字经济发展和我们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需求。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将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四方面展开。作为十四五期间上海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有着较好的数字化基础，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业界正在努力探索如何构建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在数据流通交易领域，在浦东国际数据港建设的政策推动下，上海针对数据资产化进行了更多的先行先试的实践，围绕治理、经济和生活三个赛道，通过打造一个个鲜活的应用场景，从小切口、真实场景入手，实现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

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网络安全首席架构师严超指出，数据处理活动要求全生命周期的合规要求、要求承载数据的信息系统的保护合规、还要建立配套的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等方面内容。法律体系对数据合规的要求、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具有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数据合规背景下的数据安全治理框架和实施数据安全治理的流程，对安全治理各个环节至关重要，最终通过数据安全治理实现合规的数据防护体系建设。合规要求下的数据安全治理中还要求数据的分类分级、安全政策的制定、技术支撑平台的建设、对安全政策执行的监督，以及安全政策的改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潘霁教授从传播基础设施理论视角出发，探究上海社区空间对外开放度和对内沟通度如何影响“上海发布”等社交媒体官微矩阵对居民社区认同的效果。他从入户问卷调查发现社区空间对邻里交往的支持解释了居民与基层官微日常连接如何促进社区认同，发现社区空间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度对官微传播效果的中介作用微乎其微，故而必须揭示社区空间营造主要通过支持本地居民虚实多重异质叙事网络层间的融合影响城市基层官微的传播效果。他认为，城市空间“开合”不同的沟通属性纳入对数媒日常“连接”实践效果的研究视野，能够为理解微信基层官微融合线上线下的作用机理提供借鉴，更为研究范式转变指明可能。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明艳博士认为，在数字技术广为普及的都市生活实践中，人们的记忆与遗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红色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承出现弱化。技术既对记忆造成破坏，又是实现记忆增强的主要途径。特别是AR技术的应用，将都市红色文化记忆的非具身性与具身性融合，对其进行着增强：在个体层次上实现了认知结构和体验形式的改变，激活并生发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层次上，满足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双向动态循环；在文化层次上，实现了红色文化记忆的忠实保存与鲜活发展。同时，在AR技术的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呈现内容的选择、增强的边界、隐私的保护等问题。

上海科技馆高级工程师于峰在发言中谈到，随着2018年5月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成立，创新驱动、区域协同，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步入快车道。在新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2021-2035》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速大背景下，作为上海城市文化新地标，智慧科技馆以科学文化为引领、以科普联盟为纽带，将“三馆合一”的功能定位与长三角“全民科普”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萃取海派精华，重塑江南文化，共同破解当下中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科学理性的社会氛围不够浓厚、科普有效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文化张力、科学文化对新江南文化重构的影响以及当代科普工作者的作为。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计海庆副研究员认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目标”指出了要把握中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推进和实施取决于排解好实际中的堵点和痛点，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到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确保在虚拟货币等新兴技术挑战下的金融和经济安全，如何平衡大公司追求利润的冲动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如何监控技术泛滥的条件下落实隐私等个人人格权保护等，是这些堵点和痛点中的代表，解决好它们需要政府部分足够的决心和智慧。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文理学部讲师姜涛从“赛博朋克隐喻中的城市与生活”问题入手，认为“赛博朋克”风格科幻小说扭曲地映射出现代世界。如果局囿于小说家的具体设定，那么这一概念只是天方夜谭，但若是加以隐喻式解读，那么赛博朋克将揭示出数字化生存的某种真实处境。只有在准确理解和刻画这种处境的基础上，针对现代个体与城市的任何诊断方案才得以可能。

探索数字化转型中的生活变革与技术温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素梅提出，数字化转型导致了第四产业的兴起，形成了自适应的商业模式。随着人与机器双向赋智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对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制度体系与概念框架提出挑战，而且对我们人的城市生活观念带来了的变革，使我们从追求以消费与占有的社会转向以追求自我体验与健康成长的社会，使我们的提问方式从“我们应该做什么”转向“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当美好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成我们思考的重要目标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强调责任与义务转向社会担当与成就自我。这些转变是格式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能够为引导这种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高奇琦认为，我们需要深刻地思考数字化转型的来源和目标，即数字化从何处来，并到何处去。目前正在形成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共生，元宇宙的概念便基于此。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劳动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在数字世界中新出现的劳动形式。我们需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例如，机器的生产活动能否被算成是劳动？另外，我们还需要对数字系统与生活世界二者的紧张关系加以深刻认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闫宏秀认为，数字化转型旨在“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然而，数字化转型中的被技术拒绝、数字鸿沟、数字异化、数字人格等显示了数字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之间的错位或不不同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即技术缺乏温度。它反映了人类对技术应内秉有温度的期冀，倒逼关于数字技术的人文维度审视。这种审视需要从基于但又必须高于技术的视角展开，而对技术工具论有效性与局限性的审度、对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二者关系的解析以及技术伦理学的新近发展则为“技术有温度”提供了学理上的合理性。从实践需求的维度来看，需要让技术有温度的出场来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杨庆峰认为，上海数字化转型已经从产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及其治理数字化等多个方面逐步深入展开，与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正在完善。产业数字化主要是指向三大产业领域逐步实现数字化的过程。第一、二产业在数字化方面面临诸多挑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冲突梦魇并没有散去，如何结合依然是个挑战；数字化在第三产业已经表现出强劲势头。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数字化的乌托邦的指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产业数字化能够让常规的、重复的活动变得自动化；生活数字化可以让个体在各类公共空间获得新颖的交互和沉浸体验；治理数字化可以使得治理本身效率提升，变得智能化和精细化。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治东在发言中提出，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的交往关系演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内涵，在交往关系历史变迁中定位“普遍交往”， 在人的本质构架中考察“普遍交往”， 从世界历史角度把握“普遍交往”。在马克思“普遍交往”框架下结合时代特点分析数字化社会背景下交往关系的变革逻辑，对数字化时代交往关系普遍化进行可能性分析，以此探讨数字化时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具体现实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志丹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传统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挑战，需要从哲学高度给予必要的多维关切。从意识形态维度看，人工智能从其产生、发展乃至未来进一步的“创变”，都与人类意识形态的塑造力、想象力不可切割，意识形态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化”（“人格化”、“人性化”、“人化”）。唯有慎重对待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保持意识形态与人工智能之间必要的张力，才能在有助于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创变与功能发挥，引领新时代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的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与福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志宏表示，智能科技的初衷是“解放”人类于必然王国，使其有机会追求自由（即人的自然）。今日的智能科技在相当程度上可谓完成了这一使命，因为智能生活所呈现的两大突出特征即“快速”和“便捷”。从理论上看，人拥有了更多自由时间；但实际上，人的时间变少了，这是智能科技的特质所决定的：它使每个人的时间都可以被无孔不入地占据。于是，智能生活尚未助益于自然生活的完成，反而伤害了自然生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雁表示，数字化影像使人由时、空间存在，成为了情境中存在。影像情境借助一种内意识客体的变动倾向于越来越深刻，它的“通感后”影像，使人们不通过“劳动”而占据了生活资料，对于主体性是一种伤害；对于主体，也是某种层面的异化。带来了三种生活状况：回归旧有概念的情境和身体本身；完整进入新情境并在其中重构自身与行为；任由新情境不断“异化”自身，从而泯灭。第三种情况对身体与精神具有最大危害性，需要警示、面对与变易。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曹克亮从“数字健康与劝导技术的伦理问题”出发，认为数字健康是数字作为资本催生的健康管理实现形式，对于科学认识健康问题、科学进行健康管理以及科学锻炼都大有好处，但它与身心健康和有意义的生命伦理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虽然数字健康实现了健康管理的“有意思”和身体“可视化”，但它是数字资本和数字劝导技术的“善劝导”的建构观念，只是建构了数字健康观念和数字健康管理科学模式，缺少整体性健康管理的有效形态。细分的数字健康领域和设备容易引发一些畸形的甚至是过激的健康塑造行为，引发数字健康数字增强而身体退却的危险，引发理念科学而健康退化的窘境。因此必须深化对数字健康伦理思考，构建“有意义”的生命伦理观。

阐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与劳动异化问题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王国豫指出，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劳动”范畴有两个维度，第一层含义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注重个体劳动，强调“类本质”，“异化”是指“类”的异化。劳动是为了人的基本的生存的需要，所以劳动是为了生命的必须。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当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需求满足了以后的劳动。剩余劳动已经不是为了生命的劳动而是为了“活着”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只能从资本家那拿到一点工资。第二层含义就是“活着”的意思。在数字化资本背景下，劳动还有一次含义，就是生命本身必须有体验。生命和生活，它都是在体验中才能生存。如果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体验，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数字化已经变成我们一种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也应该聚焦到体验这个环节，必须重视和研究这一话题。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文指出，数字化转型加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特征。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人类劳动形态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改变了城市治理的模式。从宏观看，深入研究这些变革的规律，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微观看，对大学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研究数字化转型规律，而且要将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课、劳动教育课，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劳动者。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瑶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形成逻辑，指出劳动是诠释“类”意义上的人之本质属性的一个概念，马克思的劳动观对人的本质、劳动解放及人的解放等进行了探究，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与超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层次批判。新时代我们用劳动托起中国梦，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志坚从“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与劳动者”关系出发，提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劲推手，数字化文明新时代正在到来。当今时代，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升级换代，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交换与分配要素。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升级的竞赛，关键是形成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模式。每一位劳动者都要主动适应数字化文明的新要求，适应新的概念框架结构，主动调试自己的精神状态。就社会和国家而言，不断通过规范去保障劳动者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权利则是克服劳动异化的必须手段，这需要考量的是政治国家的历史性功能。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苏令银在发言中分析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被外包给全球的数字工人的“众包平台”。他认为，这些工人的劳动是人工智能生产、发展和支撑的关键组成部分。众包平台是劳动力自动化测量、管理和控制新形式的一个极端例子，创造出超弹性和高度可伸缩的劳动力。作为新兴数字泰勒主义的典型，众包平台聚集了一群深度异构的工人，同时绕过了在空间上和主观上均化他们的需要，利用了全球迄今几乎无法雇佣的劳动力资源。通过考察两种类型的工作者，他讨论这种新兴劳动形式的发展趋势：承担照顾责任的女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工作者。尽管数字众包平台工作有明确的细致要求，但它也是劳动领域更广泛变革的体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乐晓蓉分析了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对于劳动方式变革起到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和转换器的作用。劳动变革呈现三个趋向：劳动趋向创造性与复合化，劳动趋向选择性与个性化以及劳动者之间关系趋向扁平化。想要实现建设技能型、创新型社会的目标，对数智土著一代开展劳动教育，既要把握数智技术与劳动教育融合创新的实践观，要防止技术依赖、技术异化产生的“陷阱”，更加注重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培养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积极的劳动情感与态度，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培养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

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魏旭教授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提出基于数据、知识、信息以及其他互联网经济内容的生产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生产模式，并且正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体系，即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呈现出整体的新颖性。但这种判断为时过早，尽管基于ICT等的新技术浪潮正在各个方面重塑我们的经济生活，但主导这个世界体系的仍然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而这个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仍然是产业资本主义的维系和发展。那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在整体上将价值规律推向了历史垃圾箱的观点，是对马克思理论及其方法的误解。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樊熙奇指出，近年来，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想中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受到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普遍关注与使用，认为它是后福特制这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的劳动普遍形式，强调当今劳动所具有的主体创造性与交流合作的不断加强。鉴于当今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必须承认“非物质劳动”概念在理论上具有前瞻性与解释现实的力度，但仍需看到，这一概念中的价值内涵从劳动转变成了交流与智力的公共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境，模糊了劳动与非劳动的区别。

针对数字化转型中有可能出现的劳动异化，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友古表示，作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开发、生产、经营、消费或介入其劳动过程并由此显示出其劳动成果的活动，数字化活动可分为三大门类：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开发与生产、非专业性的数字技术的经营与消费与基于数字技术介入而有的其他活动。数字化劳动的异化是人同劳动工具的异化、人同劳动对象的异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而有的数字化劳动虽然存有其异化形式。这一异化的根源是数字化资本的出现。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徐俊峰认为，基于“异化劳动”批判，马克思明晰了共享“劳动成果”与共享“劳动过程”统一的“共享发展”思想，解读了劳动对象性的、感性的、实践性的活动本质属性；在批判“雇佣劳动”基础上设计了“劳动共享”的模型与“自由劳动”实现的设想。“数字化劳动”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强调劳动的免费性、数字性、情感表达性等。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认知劳动属性的原创理论，科学把握“数字化劳动”的“共享属性”，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功能。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章分析总结了劳动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尽管数字劳动的劳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但依然适用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范式。数据是人造物，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创造了数据的使用价值，数据以及数据产品是劳动力的消耗凝结，抽象劳动创造了数据的交换价值及价值。数字劳动平台化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率，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在平台数字资本积累过程中，数字劳动使得剥削、收入差距、垄断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平衡和不公平问题日益突显。在社会数字化转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用制度驾驭和导控资本，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将数字资本扩张纳入到 “以人为中心”“共同富裕”的数字化劳动的人间正道，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