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我的哲学归宿在“活得怎样”的美学境界中

11月3日，据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消息，哲学家李泽厚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在知识界极具影响力，代表作有《美的历程》等。

李泽厚生于1930年，湖南长沙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

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论语今读》《己卯五说》《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哲学纲要》《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伦理学纲要续篇》等；结集有《李泽厚十年集》《李泽厚论著集》《李泽厚集》《李泽厚对话集》等。

2020年，九十岁高寿的李泽厚先生在接受的访谈时，解释了自己近年常用自问自答表达方式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资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在访谈的最后，李泽厚先生说：“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人生情味，慷慨深挚。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李泽厚先生应邀《浩客厅》撰写的学术自传《课虚无以责有》。回溯李泽厚，回溯八十年代初思想曾萌动的时期。

课虚无以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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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泽厚 整理：刘悦笛

本文原刊于“浩客厅”大师花园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十二岁的那年，我走到了一个小山头上看见山花烂漫、春意盎然时，突然感到我是要死的，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性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

我从小兴趣广泛，一九五〇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前对历史、文字、心理学的兴趣很自然地汇集在美学上。大学毕业后，我正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遇上学术界关于美学……的哲学辩论……，便投入了。

我强调……“外在自然的人化”，主要指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根本变化，由敌对变为亲密，其中包括未经加工改造的日月星辰、森林沙漠等等。加工改造的山川田园果蔬禽畜等等则是狭义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的生理性的感官感知和情感具有社会性质。两个方面和两种含义的“人化”都是长久社会实践生活基础上的历史产物。与“自然的人化”相对应，我后来又提出“人的自然化”，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亲密相处、人与山水花鸟比拟性的符号或隐喻共存、人与宇宙节律的生理——心理的一致或同构三个层次。

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学人都必需放弃研究工作，我当然也不例外。我带了本小开本但很难读从而可以长期仔细读的书——康德的“第一批判”下乡，偷偷地……阅读和开始撰写我的“康德书”。这本“康德书”……在……一九七九年出版。我通过这本书表达了我的哲学。……我以“主体性实践哲学”又称“人类学本体论”（这个世纪初我简称之为“历史本体论”，意义未变）……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我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应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认为社会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就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本质和基础，认为认识论放入本体论……中才能有合理的解释。……我把康德的先验形式逐一解读为经由人类生活实践所历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我称之为“积淀”。……认识是“理性的内化”，表现为百万年积累形成似是先验的感性时空直观、知性逻辑形式和因果观念，伦理是“理性的凝聚”，表现为理性对感性欲求的压抑、控制和对感性行为的主宰、决定；审美则是“理性对感性的渗透融合”。“积淀”理论重视理性与感性、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历史与心理之间的紧张以及前者如何可能转换成后者，并着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以获取人的自由……

…………“人是什么”是康德提出的最后疑问，康德晚年走向人类学，未及完成的“第四（历史）批判”是康德哲学的终点，却正是我的历史本体论的主题。生活——历史的暂时性和积累性是我关注的要点。……根据我的积淀理论，人不应只是理性主宰感性，也不只是感性情欲动物，而是理性如何渗入、浴解在感性和情欲之中，以实现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因此，我设想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今日的文艺复兴是人需要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解放不是通过社会革命，而是通过寻找人生。

二十世纪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世纪（一九一一年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一九四九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读的神圣观念。我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我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我基本舍弃……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但仍然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

康德故居

……我…有两个研究领域：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之一便是革命。八十年代我在出版美学书，但同时也在继续进行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近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并且由近当代扩展到古代。……我这时把思想史和美学接连起来，一九八一年我出版了以粗线条描述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趣味过程的《美的历程》，我还出版了《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在此期间，我也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当时一位日本教授对我说，当他发现这些思想史著作和《美的历程》竟是同一个作者时，非常惊讶，简直不敢相信。因为领域差异如此之大，而且风格也迥然不同。其一抒情地谈论中国古典文艺，另一却激愤地评点中国现代政治。我通过中国近当代思想史说明几十年革命以集体名义扼杀了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当时有一定理由，例如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要求万众一心，但今天应予改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80年代的李泽厚

……因此，必需……在两个方面“作战”，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反对“中体西用”。我提出“西体中用”，我认为，所谓“体”只能是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方式和生活在今天已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过程是由西方引进的，但运用到中国将产生自己的新形式。

李泽厚、刘悦笛2014年摄于美国李泽厚家中

这新形式包括在哲学上对中国传统提出新概念，比较准确地概括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合物。我认为，经常被忽视、实际很重要的是，以长久积淀在亿万中国人性格中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正是我的“西体中用”的重要内容，即在输入西方现代化的科技——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的同时，要它们在中国很好运用和实现，还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或哲学精神。

什么是这种“哲学精神或性格”？我提出了两条：一是“实用理性”。……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它认为没有与“人道”分离的“天道”，“天道”与“人道”一致，而且是“人道”的提升……不是由天而人，而是由人而天。……

马远 松溪观鹿图 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另一概括是“乐感文化”……，即中国文化心理不以另一个超验世界为指归，它肯定人生为本体，以身——心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理想、为目的。……“乐感文化”重视灵肉不分离，肯定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和生活。即使在黑暗和灾难年代，也相信“否极泰来”，前途光明，这光明不在天国，而在这个世界。

晋-顾恺之-洛神赋 局部4

我的这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在八十年代里较少人注意，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却有更多的人引用和赞同。一九九八年我从历史积淀的哲学角度，提出“理性化的巫传统”……来解释“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中国哲学不讲Being，而重视生成、变易（becoming）？为什么中国不重视超越而重内在？……

皮影 女战士

我的“理性化的巫传统”对此做了回答。我以为，在长时期相当成熟的新石器农业文明基础上，巫的仪式活动在中国被理性化，变成为一套神圣礼仪体制，是根本原因。……周公……和……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实破，他们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它就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来由。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伦理秩序和政治体制具有宗教神圣性的根本原因。……

在国外教书的十年中，我的哲学思想并无重大改变，仍是沿着原来的线索发展。我仍然关注中国。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界已不同于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充满了启蒙情绪。九十年代则大量搬来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各种反理性主义。……我……主张中国在三十年内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反对亦步变趋地模仿西方，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文化上。……

为此，在伦理学，我提出对错与善恶应予分开的“两种道德”的理论，一是与政治哲学相关的社会性道德，它是建立在现代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以保障个人权益，规范社会生活。另一是与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宗教性道德，它有关终极关怀、人生寄托，是个体寻求生存价值、生活意义的情感、信仰、意愿的对象。前者是公德，是公共理性，应该普遍遵循；后者是私德，是个人意识，可以人自选择。

一九九四年我正式提出两种道德的理论后，不久高兴地读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感到他的“重叠共识”理论有近似处，要求“公德”从各种文化传统、宗教、主义中脱离出来，不同处在于我认为“社会性道德”之所以具有普世意义，有其经济根由。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1921－2002）

我一九八一年提出，一九九八年说明了“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概念，认为历史前进与伦理道德对人类生存即“人活着”都具有重要价值，但二者经常……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文明进步带来了生态环境、社会正义和精神生活中的各种严重的损害和灾难。……

就当前中国，我提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前后的次序和比例的轻重，处理好这个次序和轻重，并随时间和情况而做出不断的调整，便可能适当减轻痛苦，使无可避免的悲剧降到较低水平。

因为“历史本体论”强调的正是“度”。“历史本体论”以“度”，……作为哲学第一逻辑范畴（《历史本体论》，二〇〇二年）。“度”首先是人在物质生产的操作活动中所把握的尺度，它也即是技艺。正是生产操作中的技艺即对“恰到好处”的“度”的掌握，使人类得以维持生存和发展。

历史本体论 李泽厚 2002

中国哲学的重新发展可能消化海德格尔，也正好对应多元、动荡、偶然性巨大的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人生。这里不只是解构，重要的是重构，它使哲学从二十世纪西方主流中脱身出来，走出语言，迈向心理，个体独特性、命运偶然性和对它们的超出将成为主题。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缺少宗教的情——理结构传统，即使神秘经验，也可以落脚在“天人合一”的高级美感领悟之中。九十年代，我将“人活着”分为人“如何活”……、“为什么活”……和“活得怎样”……。……我认为，与感性充分实现相关的幸福问题，是关于人“活得怎样”的讨论，属于美学，不属于伦理学，它由个体非理性对理性规范的突破又补充以取得自由。

中国的灵魂、绝对、神总保留这个世界的特色，可由经验感触、体知，不是“纯粹的”思维对象。因为审美在中国远不只是指感官的愉悦，而且也可以是与神沟通的最高的精神享受。我曾把美感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层次。那最后一层便包括宗教经验和宗教情感。

古罗马壁画

总之，我的哲学不是超然世外的思辨也不是对某些专业题目的细致探求，而是在特定时代和宏观环境中与各种新旧观念、势力、问题相交错激荡的产物。我从“人活着”就要吃饭，就要使用——制造工作、产生语言和认识范畴开始，通过“为什么活”即人生意义和两种道德的伦理探求，归宿在“活得怎样”的美学境界中。美学、哲学、历史（思想史）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形成了另一个“三位一体”。……

我通过制造“内在自然的人化”、“积淀”、“文化心理结构”、“人的自然化”、“西体中用”、“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理性化的巫传统”、“情本体”、“度作为第一范畴”等等概念，为思考世界和中国从哲学上提供视角，并希望历史如此久远、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在“转换性的文化创造”中找到自己的现代性。

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

原标题：《李泽厚｜我的哲学归宿在“活得怎样”的美学境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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