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贡是如何成为“东方巴黎”的

今天的胡志明市人口超过800万，是越南和前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最大的都会区。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GDP占越南全国20%以上），曾被誉为“东方巴黎”的西贡，追根溯源，是华人开拓与建设的……

华人开拓东浦

胡志明市所在的湄公河三角洲为主体的湄公河下游冲积平原，面积约有六万多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十七世纪以前，这里被称为“下柬埔寨”或“水真腊”，曾是古国扶南的基本领土。

中南半岛北部的京人（越南人）对这块得天独厚的宝地觊觎已久。早在十七世纪初，当时占据越南中南部的阮主（中国和日本称为广南国）就开始朝下柬埔寨移民。1623年，阮主阮福源嫁公主给柬埔寨国王吉·哲塔二世为王后，诱使柬埔寨承认越南移民的合法地位和继续移居的权利。吉·哲塔二世接受了越南的要求，同意阮主首次在西贡设立征税所——这是西贡地方开发的历史转折点。

越南人在柬埔寨土地上的扩张，大体上采取了和他们侵占占城一样的形式：被放逐和逃亡的分子及其他流浪者渗透到这个国家里去。到一定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多到足够组成殖民点，这是进行兼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序曲。十七世纪后期东亚大陆的乱局，使得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快了。

1679年夏天，据越南史籍记载，“大明国广东省镇守龙门水陆等处地方总兵官杨彦迪、副将黄进，镇守高、雷、廉等处地方总兵官陈胜才（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弁门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进入距离阮氏政权统治中心顺化不远的沱瀼港（Đà Nang，即岘港），表示“明祚告终，不肯臣事大清，南来投诚，愿为臣仆”。当时正是大陆的“三藩之乱”时期，吴三桂已建号为“周”，因此这支反清武装实际来自仍沿用南明永历年号的台湾郑氏政权。郑经曾借“三藩之乱”的时机“反攻大陆”取得闽粤沿海七府之地，却在清军南下进攻时旋得旋失，这支“礼武镇”的部队在1678年秋天被清朝游击刘世贵等击败，只得亡命海外。

明郑残部不期而至，引起阮主当局的一阵慌乱，对于他们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如果接受投诚，势必与清政府造成对立（康熙帝平台后还谕令：“务尽根除，勿得仍留余党，致滋蔓延。”）；这批移民从遥远的中国而来，对其底细不太清楚，不敢轻易接收；况且他们风俗语言不通，怕难以驱使。但这支军队是势穷来投，属于忠义之士，如从道义上加以拒绝，势必惹人耻笑。恰逢“沃野千里”的下柬埔寨（东浦）早已让阮氏政权垂涎，此时正好因彼之力，“委之辟地，拓土效力”，把这批华人安排于此，充当拓殖侵略先锋。

虽然这里肥田沃土，但当这支华人部队相率而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这里仍属于“地虽广，人未众”，多数为“多数泽林莽”的荒蛮之地。而“其出力垦者，惟唐人为勤”，正是华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变成了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稻谷单产最高的地方，单位面积产量（一个单位的稻种可以获得的稻谷量）可达100到300倍。这是前近代时期的最高纪录。华人农民还因地制宜地根据地势高低创造了分层种植法，底下一层是水田，种水稻、养鱼；上面一层种旱稻和木薯；第三层种甘蔗芒果、第四层种椰子，最上面一层种槟榔。此外，华人商贩还把当地产品销往第三国。法国传教士普瓦弗尔曾提到：“中国人在当地经商，他们在邻近海岸的岛上捕鱼、掏燕窝、捞海参。晒咸鱼，并把它们销往中国和暹罗。”

明乡人经营越南嘉定

经过华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荆斩棘，东浦已从荒蛮之地成为了富庶之区。1698年，阮氏政权悍然夺去了华人的建设成果，命阮有镜为“真腊地经略”，“斥地千里，得户逾4万”，设立嘉定府，将东浦正式纳入越南的版图。明朝遗民的开发导致“阮主领属湄公河前江及后江全部沃土，并奠定了今日西贡堤及南圻各埠商业繁荣之基础，于南越华侨史上实占不朽地位”。尤其是经过华人经年累月投入人力物力，自18世纪末开始，地处嘉定府城以南十二里的柴棍（Sài Gòn，源自高棉语Prey Kor意为“王国的森林”）铺已是“商旅辐辏”，“清人及西洋、日本等国商船云集”，“货品百货都集中在此”。

公元1802年，阮氏政权的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统一全国，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阮朝的国土从北方的中越边界以至延伸到湄公河三角洲，越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狭长。为了控制这块狭长的领土，阮朝只好把全国分成3个地区：以河内中心的“北城”；以首都顺化为主的中部和以嘉定城为行政中心的南圻。其中，由华人开发和经营的嘉定仍是重镇，“其地山川险要，兵粮精足，以舟楫为长技。奴隶氐蛮，控制暹腊，诸国聚会。”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明末清初移居至此的华人（“唐人”）已历数代，生息繁衍，落地生根。早在1698年，阮氏政权就下令将这里的华人“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悉入编户”，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移民经过数代变迁，与越南妇女不断通婚，逐渐成为一个土生华人族群。到了1826年，越南当局又改“明香社”为“明乡社”，这些明末南迁的华人后裔被正式称为“明乡人”（意即 “明人同乡”或“明人乡村”）。“未婚的中国男移民进入印度支那后，常常是娶当地妇女为妻……安南人与柬埔寨人也极愿与中国人结婚。因为中国人具有稳重、俭朴、勤劳的声誉，同时在当地人中，他们也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较聪明的人”。

在明乡人的经营下，嘉定成为“皇越南藩之大雄镇”，以至京城顺化有黯然失色之感。这对效法明清中央集权的阮朝统治者反而成了威胁。阮朝第二代皇帝明命帝认为嘉定人口众多，在此因离京都遥远所以四处叛匪易于起乱，经常捣乱破坏社会安宁，使得朝廷费心处理；故以“重农抑商”政策来限制其发展，对外通商的口岸转移到了靠近顺化的会安等地，嘉定商港逐渐变得冷清。

另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则是重建嘉定城墙。嘉定原本的城墙规模比顺化大，明命帝认为，墙高壕深的这座城不是防御外侵而是为了防御朝廷军力而建立的。因此命令破除该城另建其城， 总面积为 429 丈（相当 1960m）、墙高 10 尺 3 寸（相当 4.7m）、壕 11 丈 4 尺高（相当 52.7m）、7 尺深（相当 3.19m），共有 4 门。因为怕城池太坚固太雄壮，比顺化京都城雄伟，因此嘉定城墙只有3米高。

法国殖民者的经营

这样做的后果不久就显示出来了。当法军 1859 年 2 月 17 日攻打嘉定城 20 天后，只用32发炮弹就轰炸破毁全部城墙。到1862年，法国侵略者终于迫使顺化朝廷签订“和平友谊条约”，越南将南圻东部三省（嘉定、边和、定祥）割让给了法国。法国人决定成立“Sai Gon”市，中文再据此译为大名鼎鼎的“西贡”，包括人口最多的西贡区和华人居住的堤岸区。到1887年，印度支那联邦成立（包括北圻、中圻、南圻、老挝、柬埔寨），法国总督是联邦的最高统治者。在联邦五个地区中，只有南圻没有与法国殖民机构并行的“土著”政权（阮朝皇帝及柬埔寨国王），因此，南圻的中心西贡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联邦首府和殖民地总督府的所在地。

法国侵略者认为“如果在越南建立了商业据点，它会成为欧洲与东方交往的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助于不仅是法国，而且整个欧洲商业界都将从这步棋中获得很多好处”。西贡正是这样一个据点，这个港口虽然整年迎接海洋大风但离海 89 公里所以对船舶停留问题毫无损害，后来可以往西贡河下游扩大，与其地的停泊位、避风处结合起来作为军事、商贸国际港口。法国人占领嘉定后，1860年2月签订了开放西贡的协定，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商船可以自由出入港口。这一年来到西贡的商船：欧洲111艘，中国140艘。在法国殖民占领期间，西贡港逐渐发展为整个法属印度支那的主要港口。1928年，整个印度支那的外贸总额（出入口）为54亿法郎，其中西贡港出入口总额独占40.21亿法郎。

法国当局对于西贡港的地位，早在1879年就已有了明确地认定：“西贡的重要作用是全面的，它不仅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安宁，而且关系到整个南沂甚至我们的祖国（法国）。它是联邦首府的所在地，是政府的心脏地区。在这里设有陆海军司令部，在这里集中了各种税收，在这里设立了法院高级审判机构。不仅南沂的案件在这里处理，还有暹罗、柬埔寨、中国沿海和日本的案件也都在这里处理。西贡港是兵舰和商轮停泊的唯一港口，各种航海和外贸活动都集中在这里。这里的造船厂是法国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唯一工厂，建立得很牢固……”

到20世纪初，西贡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西化的国际商港，足以与新加坡、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的旧称）相媲美，甚至有了“东方巴黎”的赞誉。它的繁华戏剧性地在硝烟弥漫的越南战争时期达到了巅峰。美国对南越的援助让其经济成为一种高度依赖外援的畸形经济主要是为美军服务的加工业，如食品、饮料、卷烟、啤酒等行业发展迅速；美国不断的商品援助计划，更令这个“越南共和国”首都欣欣向荣（“1955年至1960年，美国财政部承担了西贡政府的经常预算开支的52%”）。这种繁荣当然是虚假的，因为这种繁荣依赖于美援，它的威胁性不在于接受外援，而在于无止境地依赖外援的本性——随着1973年美军的撤离，“东方巴黎”随之黯然失色。

参考文献：

陈廷遵：《西贡从开发到繁荣的历史考察》，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屈凤梅：《17-18世纪华侨华人与越南阮氏政权》，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