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试水“基本收入保障”，一场全球运动蓄势待发？

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Basic Income Guarantee, 简称BIG）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构想，以至于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便是“天方夜谭”、“养懒人”或者“高福利等于高税收”等等。然而，在很多后工业国家看来，实现“基本收入”理想的“时辰已到”。

“基本收入”实验的推进与阻碍：从芬兰到瑞士到荷兰

芬兰政府日前宣布，将从2017年初开始进行“基本收入计划”的相关实验，以测试基本收入保障对促进就业的实际效果。该实验将选择当前接受政府失业救助的群体作为测试对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2000名年龄在25到58岁之间的失业人员，每人每月发放560欧元（约合人民币4100元）免税的收入补贴。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代表性和准确性，被抽中的失业人员必须无条件参与该计划。同时养老金受益人和学生等非就业群体将被排除在实验之外，因为该项目主要是为检定基本收入是否可以刺激就业，而非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养懒人”。

此外，该实验选定的560欧元发放水准只是“部分基本收入”，而非“全额基本收入”（full basic income），后者在芬兰的标准在1000欧元以上。也就是说，560欧元的补贴虽然让人饿不死，但其实不足以让受益人在芬兰获得足够自由体面的生活，这样可以激励失业人员去寻找工作，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随着计划的推行，相关补贴标准也将逐步提高，从而测算出哪个段位的补贴额既可以给失业者以最大帮助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就业。如果各项实验顺利，基本收入计划将覆盖全体国民，无论穷人富人，即实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对于芬兰政府来说，“基本收入保障”是一项重大的福利制度改革，步子不能一下迈得太大。这不是一场对与错、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而是小心谨慎、实实在在推行的一项社会实验。在全面推广之前，必须科学地检测新制度对各项社会问题的真实效果，如此政府一方面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和应对，同时让原有福利体制下的公众有逐步理解、信服和接受的过程。

相比较，今年6月在瑞士进行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公投却略显简单粗暴。该方案主张一步到位给每个成年公民每人每月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1.6万人民币，但瑞士的生活成本极高），仅此一项就将给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负担。同时公投这种非是即否的决策方式，让该计划陷入了对与错的意识形态争论。支持方无法拿出可以让公众信服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方案的有效性，而反对方以“增加税收”、“移民涌入”、“养懒人”等理由吓唬选民，最后该计划惨痛夭折。

在荷兰，基本收入制度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谋求上位”：地方政府先干。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也计划从2017年1月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保障”实验，其实验设计更为精细复杂，除了获得960欧元无条件基本收入的250名测试对象之外，另外还有五个对照组，每组成员获得不同数额的失业援助或补贴，也面对不同分量的工作义务、附加条件和惩罚措施，从而比对出“基本收入”政策的优劣。为了规避民众对“基本收入”就是政府无条件发钱的刻板印象，减少改革的阻力，市政厅在相关文件中甚至避免提及“基本收入”一词，最后该项目的名称被有趣地叫做“看谁行”（See What Works）。

以上可见，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创新和改革，如何进入政府的议程，并最终成为国家政策，需要在决策方式上倍加审慎。同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基本收入的标准以及与原有福利制度的嵌套方式不同，甚至一国之内区域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和荷兰的社会实验都带有明显的科学研究色彩，跟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密切合作，旨在消解公众的疑虑以及政客们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对。

为什么欧洲无论左派右派政党都支持“基本收入保障”？

有趣的是，“基本收入保障”越来越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在荷兰是左派政党发起，而在芬兰却是中右政府在推动。随着该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热议，西方各国的党派和候选人都纷纷在考虑是否将“基本收入”纳入自己的施政纲领，包括此前美国大选初选中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也多次提及“基本收入”。那么，“基本收入保障”为啥突然火了呢？

1.克服“福利官僚主义”

传统福利国家的一大弊病就是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而“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的优点就是“简单”，直接发钱，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虽然有批评指出，这种无差别无条件的收入分配制度会导致一些不应得的人获得国家补贴，例如富人和好吃懒做的人。但问题正在于在区分和鉴定“谁应得”和“谁不应得”时，原来的福利制度雇佣和供养了一大批的行政官僚。例如在荷兰的奈梅亨市，每年的福利支出约为8800万欧元，但单单福利部门的运转经费就需要1500万欧元。

在原来的制度下，申请人要花大量的时间确认自己的申请资格、了解申请程序、填写复杂的表格、经历繁琐的行政核查，最后拿到一张看不懂的计算公式和结果，还要被迫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义务工作。相应地，需要一个庞大专业的福利部门来监督、管理和执行此事。支持者认为如果实行基本收入制度，福利将定额定期发放，从而绕过大量复杂的行政程序，同时大大精简官僚队伍，减少行政管理成本、提升行政效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右派保守政党也开始支持此项改革的原因，这满足他们对“小政府”的期待。

芬兰中右政府之所以发起这项福利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到了“基本收入”不仅不会加重政府负担，而且有可能将缩减政府开支， 包括消减相关福利支出和减少行政管理成本。

2.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尊严

原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对穷人缺乏基本的信任，其预设是“穷人拿了国家钱就不会好好干活”，因此创设了各种复杂的监督惩罚机制和附加条件。例如必须完成每周固定小时的社区服务，必须参与政府组织的就业辅导和培训，必须定期汇报找工作的状况，如果没有按规定履行，福利将被收回。更有甚者，像荷兰鹿特丹市要求福利申请人先服务后拿钱，例如穿着橙色马甲指挥交通。结果“welfare state”变成了“workfare state”，管控不仅导致福利机构官僚化，而且让救助对象失去生活尊严，感觉不被政府和他人所信任。同时，强制的工作时间也限制了他们去寻找其他工作的机会。

基本收入保障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立竿见影，其支付的补贴将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免于匮乏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无条件的收入保障有助于维护穷人的尊严以及他们选择其他工作的自由。改革者们相信，获得基本收入的人不会窝在家里喝啤酒看电视，他们会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寻找更满意适合的工作，这也是芬兰和荷兰的社会实验试图要证明的。

可以说，基本收入制度试图打破原来福利国家的人性假设。

3.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个更具前瞻性的考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例如工业4.0和smart factory）将带来人类生产方式和就业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原来的福利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量开发和普及，原来制造业中的大量工作岗位（特别是机械性劳动）将被机器所替代。一方面，大量的产业工人可能将面临群体性失业，如果没有基本收入的兜底保障，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工作方式的升级需要更加灵活机动的就业方式，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可以解除大家一定的后顾之忧，从而投身到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当中，带动社会的活跃和创新。

此次瑞士公投中，倡议方组织的很多游行中让大家穿上机器人样式的服装，象征这些机器人将抢夺人类工作，人类需要新的福利制度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欧美各国支持极端右翼政党和候选人的选民很多都是“现代化的弃儿”（modernization losers），他们在上一波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淘汰，沦为社会边缘，从而把问题归咎于全球贸易和外来移民，加剧了一国政治的极端化。如果新一波被机器人抢占工作的“现代化弃儿”无法安顿好生活，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的政治极化。从长远来看，“基本收入保障”是关乎社会稳定、社会创新乃至政治发展的大计。

“基本收入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并非今天才有，早在18世纪美国国父托马斯∙潘恩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但直到近年来，随着经济和债务危机导致的国家财政紧缩、底层反建制运动的此起彼伏、传统左派政党缺乏新的话语和政策主张、新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西方各个国家的政府、党派、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乃至普通民众都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听起来“乌托邦”的想法，并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和创新。

从南美的巴西到北美的加拿大，从欧洲的芬兰荷兰到非洲的肯尼亚，从印度到中国澳门，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讨论、探索和推动这项福利制度改革和创新。诚然，它的未来肯定会面临很多来自政治、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障碍，但好在我们已经开始用一种科学严谨的方式去探索这种可能性，或许正如前人所言“胜过千军万马的是一个正当其时的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