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省立大名五女师往事

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五女师），是当时直隶省（河北省）6所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延续下来办学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但原址保存比较完好，是全国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女子师范校址之一。

————五女师遗址

据《河北省志•教育志》记载，1934年五女师有教职员工26名，7个班，254名学生，省政府每年拨付经费44600元。五女师从1924年1月1日创办，到1937年停办，前后共存续了13年时间。这座曾经与所处大名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校齐名的省立中等学校，是当时大名道所辖河北、河南、山东38县女子们求学的好地方，也是冀鲁豫三省妇女解放和革命的策源地。如今，随着它的停办一切都消失于人们的记忆里。近来笔者通过友人提供线索、多方查证有关史料和根据当事人回忆，终于厘清了五女师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以作为对五女师的怀念。

三次闹学潮

五女师成立后，为了防止学生受到外界社会思想、行动的影响，对学生管理的特别严格，制订有各种规章制度，学生活动范围只限于校园内，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才准于走亲访友，回家探亲，星期日下午必须返校。学生通信要经过学校的严格检查，如有亲友来访，须经训育主任批准，会见时不能进入校内，只能在校门口传达室谈活。校门过厅两旁挂有学生名字，写在红黑两面牌上，在校为红牌，出校为黑牌。那时，五女师学校的大门平时总是关闭的，学生一点自有也没有，如同监狱中的犯人。然而，学校毕竟不是世外桃园，学生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北伐战争、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发生，使五女师学生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很大变化。她们提出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学生范新兰、范新芝参加了由地方政府组织倡导的“天足会”，五女师学生们果断剪掉辫子，积极到社会上参加放脚活动，为大名妇女界早日解放、早日投入自食其力的劳动作出了贡献。随着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五女师学校的大门不再是紧闭的了，学校成立了“自治会”、“同学会”，带领学生到城隍庙拉神、砸毁城隍奶奶的小脚，表示妇女永远不再裹脚。

“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对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愤恨至极，高年级学生在大操场的黑板报上介绍日军侵占东北三省的经过，小一点的学生气得放声大哭。国土沦丧，政府不抵抗，广大学生忧国忧民，情绪一度低沉。音乐课教唱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离别》等忧伤歌曲。西安事变后，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传入学校，同学们争相学唱，抒发爱国之情，不少热血学生，奔出校门，走上抗日数亡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历来以“世外桃园”自居，被认为“死角”的五女师，像一潭死水投入颗石子，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在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影响下，从1929年至1935年，先后三次掀起了学生运动。五女师自成立之日起，就实行一系列的封建专制教育，校方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限制学生自由，禁止阅读进步书刊，经常向学生灌输“莫谈国事”的思想，学生对此产生极大不满情绪。为此，中共大名县委对五女师的情况非常重视，决定对五女师进行一次反封建落后的民主教育改革斗争，使全体师生经受一次反封建民主斗争性的洗礼，以此打开五女师局面，引导五女师学生参加到革命潮流中来，使五女师不仅是培养进步女师资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培养出能做妇女工作的人才。为了发动、组织好这次学潮斗争，大名县委做了周密部署。针对五女师学校封锁严密，校内只有刚从广宗县到五女师上学的党员牛秀玲同志一人，且行动不便，联系困难的情况，大名县委一是动员与五女师同学中有同乡、亲属、亲戚等直接、间接关系的七师学校的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以到五女师看望同乡亲属之名，在学生中分头进行工作，施加影响；二是于1929年冬，组织七师、十ー中、五女师成立了大名学生联合会，七师党员学生、共青团大名县委书记成润当选为学联主席。这样，大名五女师同学可以以合法的理由自由到学联开会，五女师派出的代表为王爱星、牛秀玲、刘廷兰3人，她们到学联开会时，往往还带其他同学一起来。由于学联是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有办公地点，有盖有印章的召集会议通知，这一下便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冲破了五女师当局的封锁，很快与中共大名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此，五女师学生开始接受革命道理，《向导》、《新青年》、《东方杂志》等革命书刊在学生中互相传阅，马列主义开始在五女师传播开来。在中共大名县委的领导下，经过一个月时间的酝酿，五女师几个班的同学大都得到动员，反封建、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五女师学生们，像一股强大的热流正在蕴蓄喷发。1929年10月10日，五女师300余名学生在“打倒封建专制”等口号中，爆发了第一次学潮，全校大罢课，贴标语、呼口号、上街游行。五女师的罢课游行得到大名七师、十一中和城内几处高小的支持，声势之大在大名是空前的，给社会上层人士以很大震动，同时也给五女师校方以沉重打击。于是，学校当局以“经费困难”为借口，停发饭费，中断伙食，追使学生离校。七师、十一中几处学校学生闻讯后，都纷纷捐款予以支持，广大五女师学生，不仅没被吓倒，斗争反而更加激烈。学生派出代表范新兰、赵凤英到天津省府请愿，经过3个多月的斗争，终于迫使成培资辞去校长职务，调河北省教育厅任职，第一次学潮取得了胜利。经过第一次学潮斗争的锻炼，五女师学生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中共大名县委及时从中发展学生刘月芹为共产党员，王爱星、李秀芬、董如玉、董佩玉、冯麟书、刘文树、朱亚仙等10余名学生为共青团员。从此，五女师建立了党、团组织。

1930年6月，因第二任校长黄淑范迫使进步教师符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的丈夫，党的地下工作者）弃职出校，接着又辞去两名教学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又有些进步思想的教师，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刘月芳、董如玉等几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一起质问校长，为什么要辞退老师，黄淑范恼羞成怒，不仅不予正面回答，反而开除了李秀芬、刘月芹、董如玉、牛秀玲、王爱星、李凤翔、赵凤英等十几名党团员学生的学籍，即日这些学生便离开学校不知去向。黄淑范的高压政策，强制手段，犹如火上浇油，使整个五女师沸腾了，“打倒黄淑范”的口号响彻全校。大名城内几名被开除的学生家长到学校向黄淑范要人，黄淑范十分狼狈的躲藏起来，当年10月被迫辞职而走。五女师经过两次学潮，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促进了教育改革，不仅健全了党、团组织，教师还秘密成立了“左翼教师联盟”。这一组织中的王守真、郭晓村、廉守竟等几位教师为了抗议学校不让读蒋光慈、巴金、茅盾的作品，暗中组织发动第三次学潮，以城内几名学生家作为碰头地点。但行动很快被校方发觉，学校当局立即以暗告的方式不声不响地辞退了王守真等几名进步教师。随后，又将重新进校复课的刘月芹、董样云、冯麟书等几名学生开除出校，第三次学潮便遂告流产。

三位将军夫人

在五女师学习的学生中，出了多少位名人，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三位将军夫人，我们是不能忘却的，那就是张鼎丞将军夫人路凯、李聚奎将军夫人王惠颖、杨得志将军夫人申戈军。

张鼎丞将军，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著名将领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1955年全军将领授衔时，以张鼎丞的资历，完全可以被授予大将军衔，因其已不在军队系统，张鼎丞主动辞去了大将军衔，所以未被授予军衔，但中央还是让张鼎丞享受了大将级别待遇。其原配夫人路凯（1915.7.21～1956.8.15），河南清丰县人，1930年至1934年在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37年入党，历任晋豫边区八路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延安女子大学总支委委员，中共淮安市委委员，华东民主妇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妇委书记，中组部一级巡视员。1940年在陕西延安与张鼎丞结婚后，生育了四个子女，可惜建国不久后便逝世，年仅42岁。

————李聚奎与夫人王惠颖及儿女

李聚奎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其夫人王惠颖（1914～1991），河北大名县人，毕业于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参加革命，1938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曾任山东冠县妇救会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民运工作团副团长，鲁西北妇救总会主任，太岳军区决死一纵队政治部直工科总支委，山西赵城县敌占区区委副书记，后勤学院保育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总后勤部、高等军事学院办公室秘书，后勤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41年10月由邓小平作为证婚人，在山东与李聚奎结婚，婚后生有五个子女。

————申戈军————杨得志上将与夫人申戈军

杨得志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其原配夫人申戈军（1918～1989），原名申淑文，河北魏县人，毕业于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鲁豫边区妇救会宣传部部长、华北军区第2纵队和第19兵团政治干事、秘书、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济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总参谋部某研究所顾问。1940年4月24日在河南清丰县县城西南的西王什村与杨得志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三女。

四任女校长

· 大名五女师自1924年创办讲习所至1937年停办，13年间先后有5任校长主持五女师工作，其中4任为女校长，她们是吕云章、黄淑范、周之廉、刘淑真，而这四位女校长，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是声名赫赫的人物,她们当中黄淑范、刘淑真两位校长，还是少有的长寿星，俩人都活到了一百多岁。

吕云章（1891～1974.6.19），女，字澐沁，山东烟台市福山县(今福山区)东留公村人。1912年，入北京私立女子法政学校初小班学习，两个月升入高小班学习。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初级师范预科。“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山东同乡中发起收回青岛运动，被推为学生代表。1919年毕业，任北京第一小学教师，同时任妇女联合会所办职业学校义务校长。1921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学系，受教于鲁迅先生，与许广平是同班同桌同学。1925年，经国民党左派元老王乐平先生介绍，吕云章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国

—————吕云章

民党，在“女师大风潮”（即192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后，推行封建家长式统治，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排挤进步教师，推行奴化教育，引起学生们的愤慨，导致北京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中,她同鲁迅接触频繁，从1924年9月至1933年9月，９年间先后与鲁迅书信往还达38次。其间,她同许广平、陆晶清曾多次拜渴过鲁迅，聆听鲁迅的教诲。1926年8月13日，吕云章在女师大毕业前夕,曾同许广平、陆晶清邀鲁迅共进午餐。同月16日,鲁迅先生回邀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共进午餐。同月25日,即鲁迅离京前夕,吕云章前往鲁迅寓所,当面向鲁迅先生赠送她著的《漫云》一书,请鲁迅先生赐教。次日,鲁迅离京,吕云章曾同石评梅、陆晶清等前往北京火车站为鲁迅送行，以上可见吕云章与鲁迅先生曾经的情谊。1926年，吕云章在女师大毕业后，留校任庶务课职员，同时在平民中学教国文，并任北京市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名震一时的北师大“妇女之友社”（共有500余人参加），主编《妇女之友》半月刊。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宁汉分裂后（指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合作。宁、汉分别指南京的蒋介石军事集团和武汉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妇女秘书，组织上海妇女联合会创办《革命的妇女》。192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员。1929年3月，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北平。不久，吕云章出任河北省教育厅督学（即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女督学”），这期间适逢成培资因五女师学潮被迫辞职，到大名短暂代任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之后，又转任北平女师大庶务课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发起成立了北平“妇女救国同盟会”、妇女救护训练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发行《华北新妇女》周刊。1934年，任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转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193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40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7月和1945年4月，连任第三届、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上，吕云章当选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中央委员之一，旋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抵达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与各界人士会面和谈话，其中，妇女界的代表就有吕云章。1946年，吕云章当选为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湾，任“立法委员”。1974年6月19日，吕云章病逝于台北，终年83岁。著有《妇女问题论文集》、《世界妇女运动史》等著作。

——————五女师遗址

黄淑范（1897.12.17～2004.12.21），女，湖南省沅陵县北溶乡杨家洞村人。1916年下半年，黄淑范考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年4月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全国女子最高学府，曾任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北大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火烧赵家楼，并于6月3日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到军警镇压、逮捕后，女高师的同学一时间群情激愤，于6月4日下午1点，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准备列队到总统府请愿，校方闻知后早早把学校大门锁上，行将排队出发时，后门也被舍监锁上，“大家正感束手无策，一位据说曾练过拳术的黄淑范同学，率先用她的肩膀去掮摇，大家立即上去帮忙，外边附小的女教员也参加推拉，就这样在内外合力之下，很快的两扇大门便被拖下来。”（据吕云章所撰《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女学生》）出校门后，队伍向总统府进发，总统秘书陈子厚接见了请愿代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上街示威游行，也充分显示出了黄淑范在关键时刻的果敢才能。1924年6月，黄淑范在女高师英文学系本科毕业后，又于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研究科，1927年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之后，黄淑范在北京担任教员，1928年11月，任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0年2月至10月，任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黄淑范到五女师任职后，“是年暑假，创办附小高、初两班。八月间，以校址狭小，经黄校长呈请省府，拨旧道署地址为本校校址，以现住之校址，为附小将来校址。”（据民国《大名县志》）。除了总理校务，黄淑范还担任任课老师，并到大名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校兼课。6月，五女师第二次闹学潮，黄淑范于10月被迫辞职。之后，黄淑范调任河北省教育厅督学及河北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黄淑范受聘于省立湖南大学，是该校最早的女职员之一。同时，黄淑范积极投身于社团活动，加入了妇女救国同盟会。1935年，黄淑范赴美国著名州立斯坦福大学深造，获得教育硕士学位，于1936年8月回国任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校长（后改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38年2月17日至1941年6月，黄淑范任湖南省中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前身）馆长。1941年8月，黄淑范受聘于设在重庆市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育学系教授，该院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国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1942年下半年，始兼任该院训导主任。1947年，黄淑范重返北平，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9月改称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黄淑范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退休。

黄淑范一生未婚，91岁时到山东东营市聊城路胜利石油管理局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侄儿黄石家中养老，2004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107岁。黄淑范女士的一生颇不平凡，亲历了20 世纪的巨大变革，遭受过战争的洗礼，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

————周之廉

周之廉（1902.2～1956.6）,女，河北南宫市城庄村人。幼时，周之廉家境贫苦，但她聪慧过人，读书刻苦，1917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周之廉是时代青年的先觉者，她为直隶女师学生总代表，与邓颖超、郭隆真、周恩来、马骏等一起满怀热情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并于9月16日参加了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２０名男女进步青年筹组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当时周之廉加入觉悟社时的代号是３，化名“珊”；邓颖超的觉悟社代号是1，化名“逸豪”；周恩来的觉悟社代号是5，化名“伍豪”；郭隆真的觉悟社代号是13，化名“石珊”；张若名的觉悟社代号是36，化名“衫陆”。觉悟社成立后，积极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组织之一。此外，周之廉还组织、参与出版刊物《觉悟》，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夏，觉悟社被军阀解散后，她曾三次对被捕入狱的郭隆真伸出援手，积极营救。

周之廉终身从事教育。她从直隶女师毕业后，到河北磁县任小学教员，后又与邓颖超一起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再通过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的关系到北平香山慈幼院任女校主任、北平五省灾童教养院教务主任，后考取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以半工半读方式完成学业，毕业后任河北女子中学校长，1931年2月到大名接任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7月，周之廉因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庚子赔款留学官费生，而辞去五女师校长一职，赴美深造，专攻儿童教育，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主动放弃在美国的优裕职位和物质生活，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甘愿献身战时儿童保育工作、难童教育事业，在重庆北碚创建北泉慈幼院并任院长，一生救助孤残儿童上千人，被陶行知誉为“中国的马卡连柯”。1946年，周之廉赴美国考察教育，在美国教育界任职直至1956年6月逝世。周之廉终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我国早期的儿童教育专家。——————刘淑真

刘淑真（1905.1.31～？），女，河北保定市人,2007年已高寿103岁。刘淑真的父亲是一位画家, 她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立志要自强自立。入学后, 刘淑真刻苦读书, 又能团结同学, 因此, 在上小学、师范时都一直是班里的班长。20世纪 20 年代初，她曾在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1928年改称河北省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更名为河北省省立保定女子师范学校）上学，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毕业后留校, 任女师附小教员一年。之后，由朋友周之廉介绍到北平香山慈幼院女校任教员, 但她不满足于初级的教育工作, 抱着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 1927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与周之廉成为同学，并住在一起。1933 年7月毕业时, 刘淑真因学习成绩优秀, 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和理学院院长推荐到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任职期间,刘淑真办学颇有成就, 使学校校舍扩大了一倍, 新建教学楼、办公及教职员工宿舍楼和礼堂，使学校焕然一新, 并扩大招生, 受到河北省教育厅嘉奖。至今，刘淑真校长于1935年立的“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校牌，完好保存在大名县文物保管所内；1937年正式落成的大礼堂四角基石刻的“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刘淑真奠基”字迹，依稀可辨。

刘淑真老人, 一辈子对工作勤勤恳恳, 廉洁奉公, 不管事情大小, 都能做到公私分明。她当校长的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七七事变”时还有4万元存在北平金城银行,抗战期间, 大名女师留在敌战区的教职员要求给大家分了，她坚决不同意, 说:“公款绝不能私分。”过了些时, 他们又要求先借用一下, 然后归还。她说:“千年的字会说话,校款入存日期若在‘七七事变’后, 将来如何向政府交代? ”她再次拒绝了教职员们的要求。教职员们深知她的廉洁、负责的个性,从此以后就再未提及此款。这笔款的存单, 她一直保存到解放,交给了河北省教育厅。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11月12日，大名沦陷，大名女子师范难存，刘淑真只好离开大名, 回到保定老家,几年后在保定莲池图书馆任编辑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刘淑真又以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资历, 到河北省教育厅任督学三年, 后又到河北省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淑真在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任技术员,不久, 调入北平有色研究所(今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前身)工作。1957年整风反右中刘淑真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到北苑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春，解除劳动教养，留场就业。1964年离场回家，1979年平反回原单位时，已过退休年龄，便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此在家颐养天年。

刘淑真老人一生性格开朗坚强，心胸豁达，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宽厚, 在事业和生活上都称得上是强者。事业上，无论是辉煌时, 还是坎坷时, 她都能从容面对，做到顺不骄逆不馁，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和处理一切事务, 所以她能长寿，成为屈指可数的百岁老人。

三名不同凡响的教师

在五女师教师中，大都来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名牌大学，他（她）们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与时任五女师的校长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所以一是师资水平较高，知识渊博，教学有方；二是任职时间短，变动频繁。但他（她）们当中也出了不少不同凡响的人物。

————许羡苏与丈夫余沛文

许羡苏(1901.1.24. ～1986)，女，浙江绍兴市东浦镇人，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的她，并为她特意写了“头发的故事”。她是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影响的作家、现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许钦文的四妹，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鲁迅不仅是同乡，还是学生，是和鲁迅通信最多的人，鲁迅给她写了155封信，她给鲁迅回了90多封信，超过鲁迅与其爱人许广平的两地书数量（鲁迅给许广平写信80封），一生中与鲁迅关系可谓情谊深厚，无人可比。

1920年，许羡苏从绍兴赴北京投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她原想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公寓，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公寓不能收未入学的女生，于是许羡苏找她以前的老师周建人帮忙，周建人就让她住进北京周家大宅（鲁迅三兄弟家）八道湾。这期间，许羡苏与周家的成员逐渐熟悉，特别受到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老太太的喜爱，因为许羡苏道地的绍兴话，又经常陪鲁老太太聊天、上街购物，使鲁老太太感到格外亲切。1921年，许羡苏考取女师大数理系，但女师大有规定，剪短发的学生不能入学，而许羡苏就是剪了短发，于是许羡苏就找鲁迅，求他帮忙通融。鲁迅以退还女师大聘书相威胁，校长毛邦伟只好应许许羡苏入学。从此以后，鲁迅与许羡苏就开始来往，关系密切。入学后，许羡苏搬入学生公寓，鲁老太太很舍不得许羡苏搬走。于是逢节假日，许羡苏经常来到八道湾鲁迅家中探望、居住。后来周建人到上海工作，鲁迅就成了许羡苏的“监护人”，以后许羡苏转学到北师大生物系，也是鲁迅当了她的保证人。许羡苏转到北师大后，功课跟不上，鲁迅又帮她转到女师大数理系。从此之后，许羡苏就经常到周家居住，并帮鲁迅管理账目，整理书籍，还为鲁迅编织毛衣、围巾、毛背心，就如鲁迅家庭中的一员。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北京去往南方后，许羡苏就住到鲁迅西三条21号原来的卧室兼书房“老虎尾巴”房子里，“每晚在鲁迅先生的写字台上批改学生作业”，并帮鲁迅照看北京家中的藏书、手稿、拓片，翻阅查找鲁迅写作所需资料；代领鲁迅欠薪，照顾鲁迅母亲鲁瑞和夫人朱安的生活，管理收支账目，代为写信与鲁迅联系，与鲁迅结下了亲如一家的师生之谊。

————许羡苏

许羡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私立翊教女中等校任数学教员，后来经鲁迅先生介绍，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1930年2月，许羡苏的同学、同事黄淑范要去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缺少教员,邀请许羡苏到五女师教学,许羡苏便辞别鲁太夫人、朱安夫人，离开北京到大名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这里，许羡苏结识了同事、生物教员四川成都人余沛文，他们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于当年年底便结为伉俪。两人结婚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此期间登门拜访了鲁迅，鲁迅托周建人赠给许羡苏一百元大洋。后来许羡苏在江北、浙江、上海辗转生活，几年后随丈夫回到成都，在成都先任中学数学教师，后到幼儿园工作，生有三男一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羡苏到北京工作，之后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当时尚在筹备阶段），负责整理和保管鲁迅先生手稿。1961年3月底至6月30日，她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刊于1979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为鲁迅博物馆和鲁迅故居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六十年代中期，许羡苏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退休，1986年病逝，享年85岁，一生为鲁迅先生、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鲁世英（1897～1976），男，字岫轩，河南清丰县高堡乡鲁家村人。他7岁读私塾，后在清丰县县立模范小学、高等小学读书，1912年考入大名府官立中学堂（1916年改名为大名省立中学校，1917年改称直隶省立第十一学校，1933年改称河北省立大名初级中学校），1917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2年又升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大学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新青年》杂志，思想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鲁世英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1924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毕业后，先后到沈阳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北京香山慈幼院、直隶省教育厅（1928年7月改名为河北省教育厅）、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等地从事中等教育工作多年。1931至1934年，鲁世英为探讨教育救国理论，赴美国留学，相继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教育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又去欧洲进行教育考察。1935年回国后，鲁世英应北京师范大学之聘，任教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鲁世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毅然只身离家，同广大爱国师生一起辗转于大西北，先后在西北临时大学、西北临时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西北大学等院校任教。1946年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进行斗争，反动当局强令解散该学院，勒令学生重新登记，对教职员工重新聘任。鲁世英对反动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深恶痛绝，遂不顾生活困窘与人身安危，愤然辞教离去。不久，鲁世英重返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北京解放前夕，学校当局动员他乘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携眷南下，鲁世英直言拒绝，决心留下来迎接人民的胜利。

———许羡苏、周之廉、俞藻左、俞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世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欣然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1950年，鲁世英虽已年过半百，但却高兴地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平原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委员。鲁世英以忘我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1951年，鲁世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被任命为第一分团副团长。1952年，鲁世英作为中央土改工作团成员，被派往江西省乐安县帮助土改工作，9月调回北京任国家教育部高师司专员，咨议国家教育事业，直至1966年因病退休。1976年，鲁世英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鲁世英不仅有丰富的从事中、高等师范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对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也有较深的造诣，著有《乡村教育》、《教学法基本原理》等著作，为发展我国师范教育事业，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作出了贡献。

符号（1906～1992），化名文，祖籍湖南益阳市，出生于湖北仙桃市。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汉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符号随叶挺独立团特务连参加北伐，1928年与后来成为中国文坛著名作家的谢冰莹于武昌斗级营结婚。1929年夫妇俩奉调去北平，谢冰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而符号因革命需要，去了天津。到天津火车站囤货仓库任栈务员，并在中共地下党员蒋小海领导下，办起宣传共产主义的两个刊物--《星星》半月刊、《夜鹰》月刊，不久便遭国民党查禁。后与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人毛泽民、薄一波、彭真等人在天津出版发行《好报》，负责报纸的编排工作。后来调到天津法租界24号路，以国际济难总会东方联络点华北商店小伙计的身份为掩护，在柳直荀直接领导下为党工作。以后又调党的情报机关、联络点--天津法租界天祥市场旁的北方书店工作。这期间，由于符号没有工资收入，再加上妻子谢冰莹一方面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上学，另一方面怀有身孕，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符号只好找到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吕云章，痛述其困境。1930年初，经吕云章介绍谢冰莹去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10月12日，改为河北省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教书，因谢冰莹正在女师大上学，加之怀有身孕，符号便向其直接领导人蒋小海说明情况，代妻子谢冰莹到五女师教学，并将党的关系转到大名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到五女师后，校长黄淑范见其写一手好字，又有武昌中华大学的毕业文凭，便对符号委以重任，让其教女师毕业班。以后，符号又在十一中学兼任初中班的英语课。这样，符号夫妇便从拮据的困境中走了出来。1930年6月，因符号委婉拒绝为校长黄淑范向学生当说客，被黄淑范辞退。无奈之下，又想从回天津北方书店工作，不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坐了4年牢狱。抗战时期，符号在战时文化城桂林，开办大千书店，编大型杂志《大千》，得到桂林才子陈迩冬、大诗人柳亚子的大力支持，有机会与许多当时中国文化名人接触。抗战胜利，已成为书商的符号，在汉口交通路再开书店，直到解放后才关闭书店，考入改造思想培养干部的“中原大学”学习。学习期满结业，被农工民主党党魁、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指名调往北京。不久，符号筹办人民交通出版社。1957年，符号被打成右派，押送草甸子劳改5年，后到商务印书馆做校对，仅2年多时间，又被遣送到湖北仙桃农村牧牛12载，先后住牛棚20年。平反后，从交通部办理离休手续，留居湖北仙桃市，被安排为仙桃市政协委员，为《新文学史料》、《团结报》、《新闻史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1992年秋天去世，享年86岁。

虽然五女师离今已经远逝，但这曾经发生在五女师一宗宗、一件件的事情和为大名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出贡献的人士，是我们不可忘却的，也是不应忘却的！（完）

转自：百里图传媒

作者：柴元魁

作者简介: 柴元魁，男，汉族，1961年4月20日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大名县商务局干部、河北省酒糖副食流通协会常务理事、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大名县魏州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大名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曾在河北日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商报、河北工人报、中原商报、邯郸日报、邯郸晚报、大名府、大名诗词、大名文史资料等报刊和大名县政协、今日头条、魏州书院、百里图传媒、大名县信息港、大名同城、大名县微生活等微信公众号发表《魏州的设立及变迁》、《千年大名府的历史变迁》、《 大运河与大名》、《寇准与大名府的不解之缘》、《永济渠在隋唐宋时代曾为河北航运发挥过重要作用》等文章数百篇，参与编写了《文化大名》、《大名县历史文化读本》两书，编写有《大名名胜古迹》、《大名风味名吃》、《大名历史民间传说》等书。

原标题：《追忆省立大名五女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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