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来｜一场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干预实验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北京是一个几乎没有制造业大工厂的超大都市。

相关调查表明，在北京，大多数流动人口供职于零售、搬运、装修、废品回收、家政、餐饮等低端服务业领域。

2005年以来，我们的研究团队开始关注北京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将田野调查点放在了位于北京海淀区东升乡（2011年升格为镇）的八家村。

这个村庄在民国期间就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田野研究点，位置介于清华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之间，毗邻五道口、中关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成为以电脑器材废品收购为主业的一个远近闻名的流动人口聚集区。从事废品收购行业的主要是来自河南固始的农民工。我们的研究课题就叫“八家村的拾荒者”。

那段时间，北京整顿外来人口，八家村的拾荒者因为“无荒不拾”而备受污名化。因此，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有一定困难。为更好地进入田野，团队成员每周都为生活在八家村的农民工子弟免费提供家教，接触到流动儿童这一群体。

随着2010年八家村进行拆迁，研究团队也追随农民工搬迁进入到新的田野调查点，并重点对分流到民工子弟学校及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开展了持续的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课题从“八家村的拾荒者”逐渐转到“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研究”，试图通过实地调研深入描述和理解北京流动儿童的群体文化，一些成果陆续发表。我们还参与到有关“反学校文化”的学术讨论中。

2017年，该研究进入到干预实验的新阶段。我们在中国农业大学（下称“农大”）成立了“周末成长营”（下称“成长营”），主要面向就读于农大东校区附近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开展一些活动，他们的家长主要是农大的外来后勤职工。

四年来，每个周日的下午，成长营的研究小组成员都与那些流动儿童在一起，既辅导他们功课，也带他们玩耍，尤其针对他们的社会性发展，精心设计活动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同伴群体、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陌生人关系、情绪管理、饮食健康、性别文化、游戏活动、短视频、影子教育、疫情生活……等等。

历经四个学年的互动交流，团队成员与流动儿童及家长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在成长营的系列活动中，孩子们在我们面前自如地展示他们的所思所想，成为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田野调查对象。

这期间，我们尝试客观地描述和理解农大后勤职工子女这个特别的流动儿童群体及其文化，用“成长档案袋”的方式对他们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记录，并通过主动设计社会性发展的主题活动适时加以干预，以帮助他们实现社会性成长。

截至2021年10月，参与过成长营的流动儿童数量达到130余人，涉及流动家庭100余个，开展专题项目共计31个。研究团队包含23名农大本科生与研究生，以及若干教授，参与过活动的志愿者人数逾120人。

我们希望，我们的实践能为政府方面和社会各界切实帮助城市流动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一些参考。

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性干预

成长营的研究课题是流动儿童的群体文化。

一方面，成长营为流动儿童创设了一个新的社会情境，使得他们中间不同的小团体文化可以相互碰撞。那些团体包括男孩群体与女孩群体、大孩子群体与小孩子群体、年级群体、朋辈群体、邻里群体、游戏群体等。他们在互动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群体文化。

另一方面，成长营的对象群体主要就读于北京的公立学校，相比于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他们的群体文化受到学校正式文化熏陶影响的程度较深，他们因此表现出更高的学业抱负。但与此同时，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因在与“本地人”的互动过程中遭遇“污名化”伤害，而成为心灵高度敏感的群体。在具体实践中，研究小组成员带领他们一起游戏、唱歌，鼓励他们交流自己的感受，播放自己的视频，通过“树洞沟通”等形式，深入理解他们的群体文化，记录他们的发展状况及困境。这为后续的干预实验奠定了基础。

当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群体文化中出现“反学校文化”等可能影响他们健康成长的因子时，研究小组采用干预实验的方式，对对象群体进行有效引导。例如，研究小组持续发现孩子们受到手机，尤其是短视频与网络游戏的干扰，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绩与家庭关系。为此，研究小组通过与孩子们展开深度交流，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真实需求，并通过小组工作等方式，促使他们相互监督、相互陪伴，助力彼此的健康成长。

2021年10月，“周末成长营”一孩子写下的性别印象。 作者供图

再如，研究发现孩子们对于性别和爱情的观念受到了自媒体及传统观念的双重影响，使得他们出现“放荡”与“畏惧”的两极分化表现。研究小组成员注意到此种现象后，通过播放性教育视频，分享研究人员恋爱经历等方式，与孩子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心灵交流。虽然一开始看到教育视频中出现的生殖器图像时，孩子们表现出强烈的不安与抵抗，但随着活动持续进行，他们逐步建立起一套更为科学的生理、性别和爱情观念，可以正确地认识自我的身体和情感。

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发现，作为研究对象的流动儿童群体诸多问题的真正改善，有赖于家长的参与。因而，家庭成为成长营干预实验的重要外延。通过开展家访、亲子活动等方式，研究小组了解到孩子们的家庭状况，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教育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这不仅增加了干预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更增进了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的深层认知。

研究小组发现，流动儿童的家庭也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一方面，身为高校的后勤服务人员，这些家长比一般流动儿童家庭对孩子成长表现出更高期待；另一方面，孩子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都与家庭紧密联系。后续，针对流动儿童群体家庭的干预研究也将成为成长营的重要环节。

干预研究实验的主要经验

首先，聚焦个案，关注需求。

研究小组始终坚持聚焦个案，关注真实需求。每一次干预研究都建立在每个个案的迫切需求基础上。作为成长营研究对象的流动儿童集中来源于农大附近的几所公立学校，他们的父母都是这所大学的后勤职工，他们在家庭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把握典型个案的需求，设计干预方案，以小群体的方式助力问题的解决，在成长营的干预实践中展现出显著成效。

比如，针对一名小男孩沉迷电子游戏，并盲目地想成为电竞职业选手的案例，成长营研究小组设计了干预方案，通过呈现现实的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生活景象，招募游戏志愿者帮助这名男孩进行游戏水平的定位，与他深入沟通，让他发现自身优势与切实需求，最终使得这名男孩对自己的游戏水平有了理性的认知，并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为科学的规划。

同样的案例经验也体现在对流动儿童经历的社交恐惧、沉迷小视频、语言暴力及校园欺凌问题和心理问题的干预方面。家长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通过参与成长营的集体活动，孩子们的社交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都有显著提升，在学校和家庭中的行为举止也更为得体。

更重要的是，成长营实现了流动儿童群体社会性成长的目标与流动儿童家庭迫切需求高度契合。相比于北京户籍的中产阶层家庭，流动儿童的父母存在对自己的孩子培养不足、教育观念落后等问题，最终表现在孩子的自我孤僻、拒绝沟通等行为上，在学校里则表现为一部分“反学校文化”行为。这不仅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关系，更使得家长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担忧。因此，家长对孩子的期待，首先表现在孩子的社会化程度上，而非学业表现上。也正因为这样，成长营的工作得到了流动儿童家庭的普遍支持，这极大促进了研究的进程以及干预的成效。

其次，研究者+志愿者模式创新。

随着对流动儿童研究的持续深入，自2020年开始，成长营研究小组通过创新模式，创设研究者+志愿者的环境，助力对象群体的社会性发展。

在实践中，一方面，为跟进研究，培育孩子们对成长营项目的粘性，研究小组成员作为研究者相对固定，孩子们及家长都与研究者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愿意与研究者交流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历以及遭遇的困惑。

另一方面，为给予孩子们更多与“陌生人”沟通的机会，让孩子们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的更多“他者”，研究小组周期性地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为孩子们提供功课辅导、经历分享、兴趣培养等服务。同时，志愿者的参与也使得成长营项目得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完善成长档案袋并制作推送，有力推动了项目的品牌化进程，使成长营项目的丰富性、科学性、有效性等都得到了提升。

第三，把握从个体到社会的连续统。

通过周末成长营的实践，研究小组发现了把握从个体到社会连续统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研究者初次接触流动儿童，并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建立“成长档案袋”时，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居住地、户籍等信息特别敏感。同时，他们对父母双方的态度展现出巨大的差别，很大一部分孩子表现为喜爱母亲却憎恶父亲。通过后续的家访，研究小组方发现，这一现象一方面取决于家庭角色的分工，因为流动儿童家庭中父亲往往有更长的工作时间，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孩子们往往对父亲比较生疏；另一方面，流动儿童的父亲在教育方式上相对粗暴，导致孩子们对父亲的态度偏向负面。

但从根本上讲，流动儿童家庭生活的拮据，流入地入学制度、就业环境、社会政策的不到位，是限制流动儿童社会性成长的深层原因。因此，把握从个体到社会的连续统，对流动儿童群体文化与干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干预研究实验的主要意义

因为年龄或学籍的原因，最早一批加入成长营的孩子已陆续从成长营“毕业”，走向更宽广、更多元的社会。通过与过去研究对象定期的交流沟通，研究小组成员发现，从成长营中走出的孩子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反映到学业上，这一批小朋友们也往往表现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成长营的工作也得到了曾经的研究对象的认可。具体而言，成长营的干预实验，通过组织流动儿童开展各项活动、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鼓励孩子们“遇见他者”，推动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善，帮助孩子们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自信地应对家庭、校园及社会生活，最终促进了孩子们的社会性成长。另一方面，当孩子们面临污名化的伤害时，研究小组成员即时地运用心理干预手段，力所能及地与家长和学校展开沟通，呵护流动儿童的敏感心灵，尽力帮助他们建设积极的心理能力。

我们认为，成长营工作的主要意义有以下三点。

其一，关注流动儿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目前的流动儿童研究，倾向于通过宏观的视角，以数据展现流动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及其解决的迫切性，与此同时，也将流动儿童群体标签化，忽视了流动儿童群体的内部多样性，使得许多研究无法在实践上服务于流动儿童的真实需求。事实上，身处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类型、不同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其群体文化都是不同的。为此，当前研究需要将宏观的视野与微观视角紧密结合，做出细致的、有价值的研究，有效服务于流动儿童群体的切实需求。

其二，以社会化导向调整传统仅以学业为目的的干预模式。流动儿童群体的迫切需求往往不直接表现在学业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即便他们在学业上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其社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故而在干预研究中，应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化问题有更高的关注度，从深层次更有效地寻求流动儿童问题的解决之道。

其三，应当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文化看起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观的东西，但一旦形成，会有非常客观、巨大的效力。流动儿童群体目前所遭遇的表达困境、社交恐惧、污名化、校园霸凌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全社会文化惯习。唯有在制度改革基础上，逐步营造更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各方健康成长。

最后，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在成长营的实验过程中，研究小组成员和志愿者也在“遇见他者”的过程中“成就美好”。研究者得以从另一视角解读和体会他们每天身处其中的“大学”这一机构乃至“北京”这一都市。孩子们天真的话语，也为研究者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美好。研究小组成员和志愿者普遍展现出对学校工作更多的包容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表现出对于他者的关切，通过干预研究的实验与实践，共同习得了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成就了一种“生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