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七十老翁何所求

杨焄

2016-09-19 15:0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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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家王重民。  东方IC 资料图
1975年4月16日深夜,年逾七旬的文献学家王重民在颐和园中愤然自尽,起因竟是他此前甄别了一部假托作者的伪书。这部署名为“明温陵卓吾李贽评纂,新都宁野吴从先参订,武林仙郎何伟然校阅”的《史纲评要》,早在十多年前的一次文物普查中就已被发现,可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到了“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却因书中对秦始皇、曹操等所谓法家人物多有褒扬而身价陡增。然而自晚明以来,假冒李贽的名义刊行的著作便屡见不鲜。对于后世学者而言,“李氏著作,如何辨伪,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从思想学术的内容来看,应着眼其最基本的著作;其他信者传信,疑者存疑;不甚重要者,暂存而勿论”(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二十四章,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当然是毋庸赘言的基本准则。《史纲评要》虽在清代方志中有过著录,但李贽本人及其亲友门生却从未言及,后世流传至稀,来历颇为不明。不少中外研究论著,如铃木虎雄《李卓吾年谱》(朱维之译,载1935年《福建文化》第三卷第十八期)、容肇祖《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等,对此都持多闻阙疑的态度。
李贽故居。  东方IC 资料图
不过世事的乖谬荒唐,总让人瞠目结舌。据说在1974年6月的一场“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江青公开宣称“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载《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俨然以学术权威自居,径直判定了著作权的归属。当然,在随后召集专家对这部略有残损脱漏的著作进行校订时,因其刊刻始末颇有蹊跷,难免招致一些质疑。兴许是迫于压力并准备推卸责任,主事者便邀请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王重民参与此事,本意无非是想倚重其声望来压制那些非议者。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初,王重民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过一部完好无损的《史纲评要》,但认为不尽可信:“余检阅其内容,疑为后人读《藏书》者,摘其所藏,而按年系之,改编为此本耳!故谓为真也可,谓为伪也亦可!”(《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可惜因时间仓促,未及深入研讨。这次受到邀约,正好对多年积疑再作考索。在其遗著《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收录了两篇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从内容推断,应该都撰写于参与此次整理期间。在第一篇《〈史纲评要〉与〈史纲要领〉》中,他将此书与先前付梓的姚舜牧所纂《史纲要领》相互比勘,发现双方“不但史文、注文相同,分卷亦相同”,且出版都已在李贽卒后十年左右,由此推断《史纲评要》系吴氏袭用姚著,并伪冒李贽所撰。另一篇《关于吴从先》则钩沉分析了吴氏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观念,着重指出“吴从先对于李贽也相当尊敬,但对于李贽的思想学问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解”,“他所以校刻出版《史纲评要》这部书,博得一个赚钱附名的目的,也就够了”。两篇行文略显散漫,前者条理尤为凌乱,似乎是随手摘录排比的札记,仅供整理者参考,尚未最终修订润饰。但《史纲评要》出于伪托而不可凭据,显然是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事实。
倘若重复早年模棱两可的判断,王重民大概也能够全身而退,但书呆气十足的他却丝毫不懂得逢迎上意,坚定地站到了反对者的阵营中。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主事者始料未及的,为了应付这个棘手的难题,也煞费了不少苦心。作为这部《史纲评要》的发现者,福建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合作撰写了《介绍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明刻本〈史纲评要〉》(载《文物》1974年第9期),一方面竭力鼓吹“《史纲评要》是《藏书》的姐妹篇,是研究李贽历史观的一本重要材料”,“充满了反对保守、倒退,颂扬变革、进步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添上几句:“《史纲评要》在李贽生前似未经定稿,有些地方或许是参订者添改的。……吴从先对《史纲评要》曾进行过一些增补,这就难免渗入己意。但究竟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中华书局则迅速在1974年底出版了《史纲评要》的整理本,不仅有一套三册的普通平装本,还有一套十册的特制大字本,甚至二函十七册的仿古线装本,可谓兴师动众,盛况空前——以致一年后,台湾就有一家大通书局惊为枕秘,不问青红皂白地盗版翻印——而在平装本《出版说明》中也提到:“本书在稿本流传和校订出版时都可能窜入别人的评语,甚至对李贽的评语有所删改。明人姚舜牧在李贽死后七八年编成和刊印了《史纲要领》一书,而本书个别评语或和《要领》的评语相近,或似针对《要领》的评语而发,这正是窜入他人评语的一种痕迹。”执笔时明显都参酌过王重民的意见,但对最关键的伪托一事却含糊其辞,试图避重就轻,以便掩盖真相。
《史纲评要》
不识时务的王重民则由此遭到忌恨,无端蒙冤,最终惟有以死抗争。为免拖累家人,他在遗书中特意关照不留骨灰,并在书桌上放了一本《李卓吾评传》。在王夫人看来,此举似具深意,“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中”(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李贽当年在狱中“持刀自割其喉”,慨叹“七十老翁何所求”(袁中道《李温陵传》)。以此自况的王重民,想来也问心无愧,别无所求了。只是据顾颉刚所述,王氏的自杀原本令人深感意外,但“后闻其在学习时,有人揭发其曾于某年受人礼物,羞而自杀”(《顾颉刚日记》1975年6月30日,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在饮恨之后居然还要承受一番侮辱与诽谤。
直至“评法批儒”偃旗息鼓,才有学者重议旧题,如崔文印《谈〈史纲评要〉的真伪问题》(载《文物》1977年第8期)、王利器《〈史纲评要〉是吴从先假李卓吾之名以行》(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都继续进行辨伪的工作。崔氏的考辨尤为学界重视,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介绍李贽著述时就提到:“《史纲评要》,也不是李贽作的。近年崔文印著文考证此书不是李贽的著作。”(三联书店1982年)郑良树在编著《续伪书通考》(学生书局1984年)时,更是大段摘引其论述。崔氏在北大曾受业于王重民,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毕业后至中华书局任职,担任过《史纲评要》的责任编辑,深悉此事的来龙去脉。其论述虽然更臻周详严密,但大体格局和基本史料不出上述王氏两篇论文的范围,想必从中得到过不少启发。只是在他撰文之时,“自绝于人民”的王重民尚未获得平反,自然不便表彰其洞见卓识,对此倒也不必过分苛责。然而时至今日,有学者仍将《史纲评要》视为李贽之作,以致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个中缘由就不免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本文原刊于9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责任编辑:钟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王重民,李贽,《史纲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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