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印象记︱包弼德：喜欢抬杠的宋史专家

包弼德教授（Prof. Peter K. Bol）是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发展的副教务长，他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宋史。记得初到哈佛拟定访谈计划时，我并没有考虑采访包老师，可是那时候恰好与他的访问学者相遇，她提出可以帮助引荐包老师给我做个访谈。因为杂志社约稿甚紧，同时也因为我约访的赛奇教授由于安排有变向后推了一段时间，所以思考了一下，我欣然接受了她的相助。

约访很顺利，可是包老师只给了30分钟的访谈时间，我准备的几个访谈问题都没能展开，回来后看着半成品的访谈文稿我有些发愁——这样的稿子给杂志社肯定是通不过的。思前想后，我于是决定先读读包老师的书、听听他的课后再重新和他做个访谈。

哈佛教授普遍不怎么高产（这一点和中国教授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约瑟夫•奈教授就以几乎每年一本专著的速度在写作），包老师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历史上的理学》。《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这本书是从“文”的角度切入研究唐宋士人价值选择的演变轨迹，在这本书里，他分别讨论了初唐朝廷以传承“斯文”为核心的学术和写作风气，中唐韩愈等强调价值独立思考的古文思想与实践，宋初文治政策与文学文化，范仲淹、欧阳修等古文作家注重人事的价值思考，王安石、司马光以建立完善的政治秩序为核心的价值观，苏轼深通物理、寓统一于多样之中的价值取向，以及程颐如何使价值观的基础转向伦理原则等。而《历史上的理学》这本书通常被视为《斯文》的续篇，因为很多读者认为这本书与《斯文》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问题，在这本书中包老师将宋明理学视为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回应。

读完包老师的两本专著和相关论文已近深秋，又听完包老师和我的合作导师宋怡明教授合讲的《中国历史》课已经是圣诞节了，我向包老师再次约访，他却去了中国，奔走于CBDB和CGIS数据库的建设和推广。后来我们约定了新年后的一周，我捧着事先准备好的一打玫瑰——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因为我喜欢玫瑰，所以我给被访谈的教授们准备的都是鲜艳的玫瑰花——敲开了包老师办公室的房门。那天他的助理不在，他正在里间办公室忙着，看到我进来立刻走了出来，眼神落到我手里捧着的玫瑰花上，一瞬间有些不太自然，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拿出他事先打印好的访谈提纲，我们开门见山进入主题。

包老师告诉我，他最初对中国感兴趣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因为他生活在颇为左翼的家庭环境中。可是因为那时候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觉得这样的政策行不通，于是开始学习中国语言，试图多了解中国。高中毕业后，他去了荷兰的莱顿大学读书，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恰好那时有位教授开设了有关12-13世纪南宋杭州的课程，这让他对宋史产生了兴趣。他说，一般人都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不如汉唐盛世研究起来有意思，可是他认为，发达不发达、发展不发展，不是评价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最好做法。对于宋代也是一样，它有积贫积弱的一面，可是它也有强盛的地方，因此要加以认真研究。

在包老师看来，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根植于社会生活的事实，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史的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力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尽管这样做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仍然致力于推动这一新的学术研究方向，这让他后来写作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和《历史上的理学》两本著作，在世界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研究，他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宋朝的史料非常丰富。他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宋代出现了理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唐代而是出现在宋代呢？他考虑思想的变迁是与社会的变迁相关联的，这应该和宋代士大夫社会特别是地方士人社会的发展有关系。在宋代，很多地方士人未能通过科举考试，但是他们仍然希望自己是士人/精英，而理学给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考不考得上进士与个人的道德价值无关，做不做官与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没有关系，如果想做一个有责任感的、道德高尚的人，那么通过学习理学你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国内尤其是东南一带的地方士人逐渐接受了这一思想，开始喜欢理学。而政府实行新政策时需要得到地方士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承认理学的地位。

因其在宋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包老师被提拔为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创新的副教务长，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X）就是由包老师建设与推广的。而在ChinaX的课上，包老师和柯伟林教授以《两只老虎》的朝代歌引起中国学生关注，给大家留下了外表严肃而内里幽默的印象。可是在我心里，让我感佩的是他对中国学子的拳拳之心。

他是一个非常重礼节的老师。访谈结束后的两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邮件，在信中他对我说：“你送来的玫瑰花这两天开的很好，这让我感到了一些春天和夏天的气息。谢谢你！”读完邮件我有些失笑，恍然忆起那天访谈我进他办公室时他的表情，我想：对中国文化了解如此之深的包老师一定是觉得他那天有些失礼了。我将整理好的访谈文稿发给他，他仔仔细细看了并逐字逐句修改，连小细节也不肯放过，这让我有些感动——因为我知道包老师工作繁忙，可是与哈佛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仍然对每个学生来件必复（且他的邮件基本上都是当天回），这在哈佛教授中是非常难得的，当然我知道他工作效率极高，而且他担任副教务长有些年头了，各项行政事务早已经驾轻就熟。在哈佛的几位副教务长中，我想，他是能力较强的。

因为研究生读的教育学专业，所以到哈佛后我对教育问题也甚为关注，访谈时我提了几个这方面的问题，包老师详解了哈佛的学院构成和教学研究状况。听着他的解读，想到按照他所说的评价体系，我想宋老师这样专心于教学研究的学者会不会有些吃亏，而像文安立教授这样著作翻译成18国文字的学者又会不会占了先机？我刚提出问题，他像是已经洞悉了我的心理，他说：“我们不谈具体的人或事，但是你说的我们都会有考虑，最终的结果对谁都是比较公平的。”

哈佛大学现任领导除包老师外，校长福斯特女士 (Drew Faust) 、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 (Mark C. Elliott) 以及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皆是历史专业出生，哈佛人文气息非常浓厚。福斯特校长因为时间关系未能面谈，可是与欧老师和宋老师我们接触比较多。包老师与宋老师合开有《中国历史》课程，每周大部分是宋老师主讲，包老师偶尔启发学生并补充讲解。这门课分为四个部分：学生预习并阅读相关书目和资料、老师讲解和引导、小组讨论、观看视频。记得宋老师讲到“中国梦”这一章节时，他准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照片和资料让同学们阅读，为了了解同学们对中国领导人的熟悉程度，他指着照片现场提问，我和其他两位中国学生当然回答得很正确，可是当问到美国学生时，他／她们绝大多数只认识习主席，偶有几位同学还认识李总理，包老师一时兴起，也参与进来，结果没想到他却说错了，现场爆笑，包老师也自我解嘲。

宋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他们一同上课时，宋老师不喜欢有人打断他，可是包老师听到宋老师讲的观点与他不一致时会忍不住纠正，宋老师脱口而出：“I do not like you always say no!”包老师立刻无声，我看着他的眼睛望向屋顶，只看到了他的白眼球。这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宋老师和欧老师合开的课上，一同上课时也是宋老师主讲，听到宋老师的观点与自己不同，欧老师有时也忍不住要去纠正，宋老师毫不客气的用这句话回复他，欧老师立刻也现出白眼球。还有一次在《史学研究方法》课上，他们对照民间文献谈到中国古代官官相卫——上一任地方官的判下的冤案下一任地方官不敢翻案，因为古文献佶屈聱牙，课上很多学生读了不懂，欧老师以自己为例说：“就像我之前在费正清中心主任任上做了什么坏事情宋老师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宋老师立刻笑着接口：“我可不会官官相护，你小心，我要查你的经济账！”两人言谈轻笑间就讲清楚了复杂的古文问题。

不仅任课教师相互之间交锋，在他们主讲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锋也是蛮有趣的场景。听包老师的访问学者说，在包老师给研究生主讲的《当代中国思想论争》课上，有好几次，包老师的一位学生发表评论与包老师都大相径庭，每次包老师说出一个观点，该同学总有自己的解读，刚开始包老师还能容忍，可是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问：“XX同学，你为什么总与我不一样？”该同学理直气壮地回答：“您不是教育我们要有质疑精神吗？况且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包老师的脸瞬间黑线，无语了。

不过尽管教授们以及师生之见课上交锋，但私下里仍然是极好的朋友。记得去年拜访欧老师时，欧老师向与我同去的另一位教授用中文介绍说：“新任费正清中心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宋怡明教授”，并立刻从书架上抽出《明清福建五帝汇编》给我们，那位教授却转身对我说：“他说的宋老师是你的合作导师吧。”中文极好的欧老师立刻听进去了，并记住了我是宋老师的学生，以后再和我说宋老师都变成了“你们宋老师”而不再用词为“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