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被用来解释个体自杀的心理学工具

网络舆论对于意外死亡的关注，其实从未超越传统熟人社会的“八卦心态”，就好像前几天，某男明星意外死亡的消息从“娱乐化”到官方消息的“客观中肯”但又语焉不详（名人的死亡是否可以“语焉不详”本也是值得讨论的），接着开始铺天盖地地证明他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这类反复翻转、印证，总似乎是“真相迟来”，但又好像永远没有真相。但是，对于“死亡”的话题，有时候真相已经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死者的名誉及家属的心情。这时候，“死亡”理由的选择就很重要，比如“抑郁症”。

在对“自杀”原因的描述中，“抑郁症”是如今较为常用的一个标签，它既清晰又模糊，既无可辩驳又让人充满想象。“自杀”始终是被忌讳的一种死亡方式，它是不吉的，比意外或被害更负面的是，带有“对人生不积极”的评价。但“自杀”也不仅仅具有个体化意义，当它开始被赋予社会学意义的时候，也就有了政治意涵。

一个社会“自杀”的概率、特征和现象有时被认为是某种社会秩序、结构存在不合理的表征，一个人“自杀”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同这个社会产生某种政治联系的表现，或反抗，或压迫，类似行为艺术，等等。

而心理科学将“自杀”归于具有特殊心理意义的行为，因为个体差异实在很重要。同样面对困境，不是每个人都会自寻死路，比如人们在探讨“文革”中的自杀者时，有一种轻率的说法是：“那别人也挨斗，为什么没寻死？”虽然心理科学竭力将“自杀”归因为个体行为，但因为无法在社会结构问题和个体问题之间找到第三条解释路径，也就并不能减少“自杀”的负面意义，而个体本身，也非常容易与社会相连接，最常见的就是“被逼死的”。

这其中，“抑郁症”是用于解释“自杀”的最有用的心理学工具，它几乎可以消解相当多的“自杀”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将这一行为的解释用病理化的方式追求某种“合理”的向度。但是，当“抑郁症”等诸多“心理病”被病理化普及时——“西方患有抑郁症的比例高达××”，“中国有大量（高达百分之××）的抑郁症患者只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病理化”话语普及不仅仅是消解政治意义，背后联结的是更深一层的政治意涵：“抑郁症”的低发并不代表这个社会和谐，而只是缺少发现（因为发达国家都是高发的），所以反而是体现这个社会落后”的指标之一。

所以，“抑郁症”这个常用来简单化解释个体自杀的指针，一方面建构了一套将自杀合理化的个体主义话语，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套以“心理病”为指标的“文明——落后”的政治体系。几乎从来不去追问，怎样的进程中的现代性社会和文明国家，生发了那么多“抑郁”？以“抑郁”为代表的一整套科学心理疾病话语，在整个文明规训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放任某些古老、传统而又自然的生死观开始逐步不被这个社会所容，似乎只有捡拾什么“安乐死”才能找回我们对待生命的温度。“好死不如赖活着”究竟是生命的积极还是消极？——这是一个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死悖论。

某些时候，“抑郁症”这个指标是会失灵的，比如，前一阵甘肃母亲杀儿自杀事件的发酵中，“抑郁症”这样的标签就不能被人所信服。这不仅是因为用“心理病”来对一个农妇的家庭悲剧进行指摘，显得过于轻描淡写和冷酷无情；更重要的，“抑郁症”这种现代病，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现实的农耕社会土壤里长出来的苗，在具体事实中，这样的指标是失焦的。

现代心理诊断的一整套标准所基于的人群样本，及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因素，与我们的现实相去甚远。当这套标准失灵的时候，民间精英自动启动的就是一套“社会政治”说，因为相较于要将具体的事件安放在具体的文化社会环境中，用具体复杂的方式阐述，宏大的社会政治说如同标签论一样，都无疑是方便、好用的工具。追问是残酷的，因为它会具体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追问的过程不仅可能伤到具体的当事人，也可能会在网络舆论的共鸣中触痛到所有有着相似的或者自以为相似经历及情节的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实际上是缺少追问的勇气，以及探究自己社会的能力和工具的，无论是标签还是理论，都难以定义具体的个体生命，他们生活的愁苦，到底如何被看见、被衡量、被认识、被阐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解释了，用某些政治的、社会的、结构性的惺惺相惜，来呼唤“正义”。但是我们真正看到了吗？这还很难说。

在“抑郁症”的标签政治中，有很多维度都是社会性的，比如性别、阶级、种族、经济……有研究认为，中国女性自杀的概率始终很高，这似乎是一个性别问题？但也曾经有心理学家认为，那是因为两性之间“天然”的生理差异。而这一解释，女性主义者一定不会同意，因为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又紧密不可分，你如何得出“专业化”的结论，主要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位置上。

今天，当一位生活在符合“抑郁症”这个现代病的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出现，他死了，“排除他杀”的时候，“死亡”又简单起来。“抑郁症”开始很好用，它可以用来掩饰很多可能性，有时候可以用来去政治化，有时候可以用来安抚死者家属，更重要的，它可以用来去污名。因为毕竟，相较于“政治化”，死亡最难面对的就是“死得不光彩”的污名了。而“抑郁”是一种病，生病而死才能被人合理接受。但吊诡的是，和过去诸如“同性恋是病”的路径一样，当用疾病去洗刷一种污名的时候，“病”本身也就染上了污名。“同性恋是病不是罪”并没有消解同性恋的污名，而是强化了“同性恋”的异常、变态，甚至诞生了“同性恋疗法”。

同样的，当“抑郁症”通向死亡的“规律”成为一种病理知识被普及，“抑郁”本身也就染上了死神的污名。“抑郁”是“病”，“必须得到有效的治疗”，因为人们迫切地希望远离死亡，似乎每个得了“抑郁症”的人都掉入某种死亡的黑洞——他死了，就一定是抑郁症导致的，他自杀了也一定是抑郁症导致的。我们几乎不去探究“抑郁症”本身和死亡有怎样复杂的关联，更无需探究这个概念本身与我们现实社会的距离，以及致“病”的社会机理。

从个体角度出发，无需探究的，是“抑郁”之外的，各种不合乎“抑郁”的快乐的、无奈的、无所谓的、坦然的、非抗争的…..自杀机理，及其底色——死亡观。从社会角度出发，我们又很少将“抑郁症”与上述社会性维度所连接，一旦连接，又是简单化的批判社会黑暗而已。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自我焦虑所导致的单一归因取向的证明。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却需要无尽地探究“死亡”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开始越来越简单，除了“抑郁”和“抗争”这些符号，生死欲望间的丰厚、情感和极致快乐，与“自寻死路”越来越相去甚远。尽管寿终正寝、无疾而终成为现代人难以企及的生命圆满，但我们宁可相信死者是极致绝望的郁郁而终，也不愿意看到他可能是和人类最伟大的诸多冒险运动家一样，是“向死而生”。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