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基尼系数不断下降，“共同富裕”了么？

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内的经济翘楚，境内居住着不少电影《摘星奇缘》（Crazy Rich Asians）里那样的超级富豪，同时也有大量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外籍劳工。根据新加坡统计局今年的统计数据，其国内的“基尼系数”不断下降，2020年达到近十年来的新低，仅为0.375[1]。从数据上看，新加坡的国民收入分配相当合理，那么实际生活中新加坡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到底如何？算是实现“共同富裕”了么？

图 1 政府对小面积组屋业主的财政补贴降低基尼系数，来源：新加坡统计局2021年数据

新加坡目前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人均GDP接近6万美元，是与其接壤的马来西亚的五倍，全球平均水平的六倍。新加坡经济的高度发达为国民的生活富足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极具战略眼光，选择积极投资工业4.0,将自身的产业定位置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位置。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在先进制造、芯片和电子业、能源化工、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精密工程等行业均拥有全球领先的公司，还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出口国[2]。在全球高科技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中，新加坡就占了59%[3]。这些高科技产业和公司的聚集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大量高收入的工作职位，为高学历国民的物质富足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图 2 亚太主要经济体人均GDP，来源：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网站

新加坡在保障国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可谓是不予余力，实施了不少全球知名的模范政策，对国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各方面都有具体措施进行保障，在这个发达的城市国家中很难出现绝对贫困的情况。但随着新加坡融入全球市场和圈层社交的强化，以超级富豪和政府高官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基本固化成型，普通民众很难突破这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社会资源分配的相对平等与超富阶层的固化成为新加坡“共同富裕”的一个特点。

一、组屋制度

“组屋”（Flat）是指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统一承建的国民房屋，组屋制度可以说是新加坡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新加坡独立之初，国家经济落后且民众对国家认同感低。李光耀于七十年代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希望通过国家统一建房来让绝大部分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提高了对国家的认同感。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建屋局已经拥有超过75%的新加坡土地资源，目前新加坡85%的国民都住在政府组屋中，其中93%的人拥有房屋产权。另外15%的高收入家庭则直接从市场上购入高价的商品房[4]。新建组屋的购买只限于新加坡公民，市场上二手转卖的组屋则可以由新加坡永久居民购买。新组屋的类型和购买资格认定比较复杂，但主要的原则是家庭收入越高，可购买的户型就越大，但家庭平均月收入一旦超过14,000新元（约合70,000人民币），就无法购买组屋而只能购买市场上的商品房了。换句话说，家庭年收入在84万人民币以下的新加坡居民都可以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这也就涵盖了大部分的新加坡居民。

新加坡的组屋虽然初衷是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但和我们印象中“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定位有极大差别，绝不是低质量和节省成本的同义词。笔者2018年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考察时参观过当期开放的组屋样板间，从社区的景观规划到房内的高级厨浴电器，再到用心细致的装修设计，可以说超过了国内很多豪宅的水准，充分保障了入住居民的幸福感和自尊心。组屋的地段很多也占据了非常核心的黄金位置，比如新加坡即将于11月推出的梧槽组屋项目，就位于非常核心的“惹兰勿刹”地铁站旁。建屋局也为这类组屋推出了“黄金地段组屋模式”（Prime Location Public Housing Model,简称PLH），对转售期限和购买津贴都做出了额外规定来确保公平度。对于一般的组屋，建屋局也在其转售和出租方面做出了多种严格的要求，原则就是不会让组屋业主通过炒卖房屋获得高额利润，引起组屋市场的价格动荡。

图 3 新加坡建屋局悬挂的书法“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来源：作者自摄

组屋制度在新加坡的实施是非常成功的，新加坡的年轻人生活压力不算大，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这项先“安居”而后“乐业”的政策。但是，组屋住宅面积严格按照收入划分，在保障居住的同时完全抑制了国民的个性化居住需求。非市场化运作的组屋制度也消减了国民努力向上的竞争动力，在城市中人为地创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居住体系，使得普通国民与豪宅阶层的隔阂更加遥远。

二、食阁文化

新加坡的食阁（food court）就是售卖不同餐食的摊位市场，有点类似中国的美食街或大排档。每一家摊位都有自己主打的招牌菜，绝无重复。食阁里的饭菜通常价格低廉，用一包纸巾就可以占个座位，三五块新币就可以享受一顿美食。组屋中很多无人照顾的退休老人（新加坡称“乐龄人士”）不用自己开火，也不需要学习使用手机点餐，下楼就可以享受到自己喜欢的美食。忙碌通勤的年轻“干饭人”们也可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既降低了生活成本，也减轻了生活压力。应该说食阁文化在增强普通民众生活便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近观食阁中的员工，就会发现其中不少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中不少人是因为年轻时采用了自雇方式而没有为自己交退休金，或者是退休金不足以维持生活水准才必须每天坚持工作。食阁因为雇佣了这些低成本的老人才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低价格水平，这些老人也因为食阁的低价格水平才保证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互相依靠，共存共生，也算是新加坡底层社会的一种独特生态。遍布组屋周边的食阁和乌节路上林立的米其林餐厅仿佛处在两个平行世界，近在咫尺却永不交叉。

三、公共交通和“拥车证”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狭小，“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交通”很早就成为政府的共识，新加坡交通部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高峰时段公共交通出行份额提升至75%。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主要包括列车（MTR和LRT）和巴士，班次频繁且费用低廉，早晚高峰出行时间有保障。公共交通已经成为了新加坡人日常出行的主流。

对于私人交通，新加坡从1990年开始实施“拥车证”（COE）制度，购买私人汽车需要向政府申请一张有效期为10年的拥车证，十年后需要根据当时的价格另外付费续期。政府每年出让约合全部车辆数3%左右的拥车证，价格由市场拍卖价决定。价格高时一张A型（1.6以下排量）的拥车证接近10万新币。这样一来，除了非常富裕的少数人会付出巨大代价购买私家车，绝大部分人都不得不接受公共交通作为出行工具了。这种人为抬高私人交通成本的政策效果虽然明显，但是“拥车证”制度的实质仍是通过个人经济实力来确定车辆归属权，这种制度进一步放大了社会阶级间的差距，从事实上固化了不同阶层的可得权益，可以说对于社会融合并无太多益处。

四、医疗和教育

新加坡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没有实行免费医疗制度。国内全民医保分为政府补贴、医疗储蓄（MediSave）、医疗保险（MediShield）、医疗基金（MediFund）等几个不同层次。其中政府医疗保险的住院赔偿标准是政府医院的六人间标准病房，可以为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但如想获得更高级别的医疗服务，仍然需要自行购买相对昂贵的商业医疗保险。

在教育方面，新加坡重点保护国民的权益。政府学校对于新加坡公民的子女小学学费每月仅6.5-13新元（约合32-65元人民币），初中学费为每月5-25新元（约合25-125元人民币），高中学费为每月6-33新元（约合30-165元人民币）。对于能力出众的孩子，新加坡教育部还会从小学开始就颁发教育储蓄奖（Edusave）以及各类奖学金，国民的基本教育权利获得了极大的保障。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新加坡通过国家考试对学生进行早期分流，并且大力改善技术教育的水平和就业前景，目前制造、建筑业工人获得了较高的福利待遇。这些事实正开始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人才观产生影响，也为教育多样化和社会平衡发展打下基础。

作为华人占比达到80%的国家，“望子成龙”仍是不少新加坡家长的期待。政府公立学校通常半天上课，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或者在课余时间大量为孩子补习。这种情况对普通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极大地抑制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成为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高收入阶层通常选择收费较高的国际学校和私立学校，提早进行外语和国际教育以对接海外名校，可以说孩子们的圈层划分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总的来看，新加坡版本的“共同富裕”可圈可点，但正面临巨大挑战。今年新加坡国庆大会上，李显龙在群众讲话中多次提及社会种族和谐和外籍劳工和社会底层人士的扶助问题。财政部长黄循财也表示，“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要让民众在人生的各阶段都能获得支持”。可见新加坡的领导层将底层民生和社会平等摆在了执政目标的重要位置。新加坡通过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政策，确实保证了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尊严。但是通过资产状况划分资源级别的做法也使得上下阶级间横亘了一道“玻璃天花板”。普通国民服从纪律安于现状，顶层阶级则通过社交圈子不断巩固和拓展自己的领地。在国家经济向好的情况下尚可相安无事，一旦出现危机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爆发。当下新加坡的和谐局面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情持续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国内劳动力和外籍劳工的利益矛盾凸显；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因为形势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冲突日益加剧。在可见的将来，新加坡对外面临着中美竞争的全新地缘政治政治局面，对内很快要迎来领导人接班和内阁洗牌。如何把握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间的平衡，也许是新加坡继续向前迈进的关键因素。

（作者：刘嵩，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资料：

[1]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通常以0.5作为分界线，其上为收入分配差距大，其下为收入分配平均。

[2]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数据：www.edb.gov.sg/cn/our-industries/advanced-manufacturing.html

[3]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数据：www.edb.gov.sg/cn/our-industries/headquarters.html

[4]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官网数据 www.hdb.gov.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