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战争中的鹤见俊辅与丸山真男

“反叛”或“抵抗”是自我有意识地远离既有集团或原理，以及持续与之保持距离的行为，它所扮演的历史和社会角色并非是一义的，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会带有形形色色的方向性。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

1942年6月25日，瑞典客轮“格里普斯霍尔姆”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一个礼拜前，她从纽约出发，此刻的目的地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船上共载有一千零六十六名日本乘客，他们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美国的日本人。根据日美两国通过中立国渠道进行的协商，双方将在中立的第三国控制区域交换双方滞留人员。“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上既有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为代表的众多外交官，也有留学生、学者、商务人员及访美游客等民间人士。被誉为战后日本思想界旗帜的鹤见俊辅也在这艘交换船上，恰好在25日这一天迎来了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回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群体，鹤见俊辅无疑是一个耀眼的标志性人物。而他长期主导的杂志《思想的科学》也成为战后日本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坐标，不仅对专业研究者，也对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1942年夏天的鹤见，还只是一个从美国被遣返的留学生。

1937年12月，他随父亲鹤见佑辅来到美国并在两年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专业。不同于当时日本大部分留美的官派学生，鹤见俊辅留学生涯的起点其实是非常灰暗的。作为原外务大臣、内务大臣、东京市长、“满铁”总裁、铁道院总裁、帝都复兴院总裁后藤新平的外孙，鹤见俊辅从小便被视为“名门少爷”，“小少爷做派”的摩登照片甚至经常会登上旧时各类少年、妇女杂志。而他的父亲鹤见佑辅则是一位拥有远大政治抱负、热衷选举和公共外交的知名政客。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显赫的家庭背景，鹤见俊辅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叛逆的性格，并将这种叛逆付诸行动——“总是不上学、跟女人发生关系、自杀未遂，所以还进过精神病院”。正是由于儿子言行过于反叛，以至于在日本学校待不下去，鹤见佑辅只好利用赴美推进“公共外交”的机会，把这个“不良”的儿子带到美国。

《鹤见俊辅传》，黑川创著，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592页，88.00元

1937年随父亲鹤见佑辅（中）前往国外的鹤见俊辅（右）与姐姐鹤见和子（左）

赴美期间，由于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推荐，鹤见俊辅有幸入读哈佛大学。在哈佛，他见到了罗素、卡尔纳普、皮尔士、詹姆斯、蒯因、杜威等当时欧美哲学界的领军人物，进而激发了自己的学习潜力。待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时，作为“不良少年”的鹤见俊辅的成绩已飞速进步到年级前列。战争爆发后，因为并没有官方身份，也不是外交人员，鹤见俊辅起初并没有被拘留，只是被要求定期登记与接受问话。

1942年4月，在接受调查并被问及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鹤见俊辅如此回答：“我自己心里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种帝国主义战争中哪个国家都不支持。”或许因为这个不合时宜的表态，他随即被送去了移民局拘留所。遭拘留期间，他还是坚持在马桶上写完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并提交给学校。6月12日，鹤见俊辅在哈佛的前辈及友人、日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都留重人在登上交换船“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后，告诉他：“你确实毕业了哦。”因为都留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毕业生名单上看到了鹤见俊辅的大名。他趴在拘留所马桶上写的毕业论文通过了，题目是《论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

在大西洋的交换船上，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确实是极为独特的人生经验。可能是出于纪念，也可能是出于骨子里的玩世不恭与叛逆个性，鹤见俊辅决定写一封信塞进漂流瓶，然后扔下船。与他一起在甲板上如此打发时间的还有他的姐姐和子。1939年，她先是在瓦萨学院攻读哲学，之后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业。起初，鹤见和子并不打算回日本。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打心底里反感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坐上“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主要是因为感觉“父亲很可怜”：如果他们这对姐弟不回国，留在日本国内的父亲肯定会被当作“非国民”的亲属而受迫害。鹤见俊辅则完全没有想过“父亲可能会受迫害”，而只是产生了非理性的“模模糊糊的想法”：“战败的时候，我要待在战败的一方。”与这对姐弟在船上作伴的，除了都留重人外，还有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思想史的武田清子。这四位同船旅伴日后都成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杂志《思想的科学》的创刊核心成员。

7月2日晚上，“格里普斯霍尔姆”号抵达里约热内卢。在这儿，还会有三百八十三名日本人上船，然后再驶向此次交换船的最终目的地——葡萄牙的东非殖民地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不到一个月前，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挫败，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交换船上的乘客当然对此一无所知。8月19日，当他们屡经辗转，终于抵达东京时，才体验到了日本国内肃杀的战争气氛。宪兵、警察组成的队伍，严厉地审问了这群来自敌对国的同胞，并警告他们，不得跟人提及在外国的见闻，否则将予以惩处。在鹤见俊辅看来，“日本的社会是比美国的监狱更可怕的监狱”。他们返抵日本不到一个月，便有不少船上的乘客陆续被特高课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包括鹤见俊辅在美国拘留所结识的好友、出身华族却浪迹美国的大河内光孝。这群牺牲者也都成了所谓“横滨事件”的一部分。

当鹤见俊辅回到日本这座“监狱”的同时，日后同样成为《思想的科学》的创刊核心成员之一的丸山真男正在为即将接手的东京大学法学部课程“东洋政治思想史讲座”认真备课。丸山真男比鹤见俊辅大八岁，这一年刚二十八岁，却已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作为时政记者的儿子，丸山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甚至连“母亲也得辛苦地工作”。这也让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认识从小就显得非常早熟，也会隐约流露出“反叛”的性格底色。中学时代的丸山真男经常会翘课跑去四谷或新宿的电影院看电影。可能是碍于家庭背景的原因，当时他的“反叛”和“不良”程度也就仅止于此。若跟小少爷鹤见俊辅比起来，还是差得远。尽管略有波折，但最终丸山也考入了日本旧制精英教育的象征——“一高”。虽然在一高就读期间，曾因偶然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演讲会而被特高课短暂拘留，但丸山之后还是考入了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并在就读期间通过助手论文的形式，在东大法学部走上了学术道路。

1940年在东大研究室工作的丸山真男

谈到战后日本如何延续战前的国家体制时，鹤见俊辅曾有一个非常犀利的评价：“战败是产生了一些裂缝，但麦克阿瑟的对日占领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又把裂缝给补起来了。麦克阿瑟很聪明，把天皇、文部省、东大这明治国家的三大根基原样保留下来，没有改变培养领导者的方法。这在统治和经济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对此丸山真男应算是有些切身的感性认识。1940年10月8日，为祝贺所谓“皇纪2600周年”，昭和天皇亲自出席了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当时已成为副教授的丸山真男也必须身着礼服，成为“列立拜谒”队伍中的一员。目睹身边似乎都显得慷慨激昂的同僚，丸山也不得不承认：“我并未有如同僚般的激动之情，但确实感到了一种从容不迫的威严感，这也是事实。”而在此之前，文部省则通过《国体之本义》这类充斥军国主义气息的文本，将类似的“威严感”施加于学校的每个角落。日美开战后，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无论是鹤见俊辅还是丸山真男，凡是试图与战争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都难逃被裹挟的命运。

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著，《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留美期间，鹤见俊辅已患上较严重的肺结核，甚至有咳血症状。他原本料想这种身体状况，一定无法通过征兵时的身体检查，却低估了当时日本国内对他们这批自费去享受“欧风美雨”的城市有钱人的反感情绪，最后发现，检查时“管你什么病啊什么的，就都合格了”。既然难免会被军队征召，那与其等着被陆军征召，不如主动选择去海军，那里的环境大概会稍微“文明”些：“想着海军比陆军多少文明一点吧，就报名去当海军的文职。”抱着这种微妙的心理，鹤见俊辅利用自己在哈佛大学掌握的德语，申请去海军做文职工作，当了德语翻译。1942年3月，他被派去了日军占领的雅加达，主要负责监听“敌台”，并写成信息简报。相较于沦为炮灰的一线士兵，在后方从事文职工作的鹤见俊辅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少，甚至可以在当地的旧书店买到原版的叔本华全集、康德全集，并读得津津有味。

在被征召服役过程中，鹤见俊辅显赫的家庭背景是否发挥了作用虽不好说，但有外语专长的知识分子却未必都能有像他这样选择的机会，如当时已经在东大当上副教授的丸山真男。另一个可参考的例子是，当鹤见俊辅因结核病手术住院后，他的叔叔鹤见宪曾经特意来探望过这个病弱且神经质的侄子。鹤见宪当时是日本当局驻马六甲州的军政长官，还有陆军中将的军衔。据说因为这次探望，鹤见俊辅在医院的待遇好了不少。出院后，他也在第一时间被送去了新加坡，并于1944年底回到了日本，在军令部负责翻译的工作。

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丸山真男也从朝鲜的军队生涯中暂时解脱出来，因严重的脚气病回东京养病。相较于鹤见俊辅，丸山的军中生涯则要辛苦得多，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1944年7月，刚结婚的丸山收到了“赤纸”，被日本陆军征为二等兵。身为东京大学教授或副教授被征兵，且仅为一名普通的二等兵，在整场战争期间，也就丸山这么一例。在当时的日本，只要拥有大学文凭，便可申报成为所谓“预备军官”，进而在军中获得更好些的待遇。然而，丸山却非常“不识趣”地声明“当兵本就非我所愿”，自动放弃这一待遇，宁愿去当一名二等兵，并被送去朝鲜服役。在朝鲜服役时，丸山的学历和大学教师身份非但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让他成为被嘲笑和歧视的对象，不得不忍受士官和老兵的欺负。由于健康原因，丸山真男在朝鲜军营里吃了几个月苦后，侥幸回到了东京养病。正是在1944年底，鹤见俊辅与丸山真男开始产生了交集，而俊辅的姐姐和子起到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

苅部直著：《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归国后，鹤见和子去了父亲佑辅创立的“太平洋协会”，在其美国分室从事所谓“敌情研究”的工作。利用这个身份，和子可以经常前往各大学拜访社科人文领域的学者。“因为听说有个叫丸山的没有追随法西斯主义”， 鹤见和子主动结识了丸山真男。之后，她就经常在丸山的研究室里谈论学问与时局。1944年底，养病期间的丸山真男还从鹤见和子那儿了解到，美国方面可能正在讨论对日战后处理问题，他开始意识到，日本彻底战败已近在眼前。他在某次与鹤见和子聊天时，直白地表示：“日本已束手无策，战争到此已尘埃落定。”同时，和子则把丸山真男在1941年发表的成名作《近世日本思想史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拿给刚从爪哇回来的鹤见俊辅。这篇探讨江户时代儒学传统的论文，着重分析了所谓“政治秩序”作为被制造之物的生成机理，以及这种“政治秩序”又如何被伪装成“自然之物”。鹤见俊辅明白，姐姐之所以给他看这篇论文，乃是因为当时能看懂丸山此文真义者屈指可数，甚至大部分人只是把它当作另一篇论述所谓“国体”的学究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子也是理解了丸山的意图才拿给我看的”。从这个意义上，《思想的科学》之所以能在战后的萧条与混乱中顺利创刊，鹤见和子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重要性不亚于日后主持杂志日常编辑工作的鹤见俊辅本人。

丸山真男发表于1941年的著名论文《近世日本思想史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近世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自然」と「作為」－制度観の対立としての），刊于《国家学会杂志》

丸山真男著《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

1946年2月6日，《思想的科学》举行了创刊前的第一次编辑会议，出席者有鹤见姐弟、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武田清子以及丸山真男。此外，创刊团体中的物理学家渡边慧、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因故缺席。鹤见俊辅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异端交流的同人会”。也是在这时，鹤见俊辅才第一次见到了丸山真男本人。起初，由于年纪轻轻，且尚无像样的学术成果，鹤见俊辅每次开会时都会略显紧张。以至于丸山真男曾对他说：“鹤见君，你从一开始跟我讲话就‘端着’，一点也不自然。”而鹤见俊辅之所以会这么“不自然”，除了紧张外，还因为他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下，已然习惯这样的“伪装”：“基本上从战时开始，我跟日本人说话就始终‘端着’。因为一直都在想会不会被说是‘非国民’、会不会被打死什么的。”

与表面看上去冷静的学究模样不同，鹤见俊辅认为丸山真男骨子里是“一个内心有狂逸之气的人”，与他一样有着反叛的性格。此外，根据鹤见俊辅的回忆，《思想的科学》跳出学院高墙，开始走大众路线，完全是丸山真男的主意。1950年某天，俊辅在去京都大学路上的中途下车，拜访了当时正好在热海的丸山真男。谈话间，丸山建议说：“多建一些支部，在每个支部里寻找作者，这样不是很好吗？”之后，《思想的科学》就在大阪建了支部，并拓展至日本全国，从知性角度来推动社会启蒙亦成为这本刊物的根本宗旨。“丸山可是一个会说一些跟他平时所做之事皆然不同的话的人哦”，鹤见对此曾这样评论道。

事后来看，《思想的科学》这批初创者的专业背景都不一样，彼此能够顺利交流，堪称“奇迹”。实际上，在第一次编辑会议上，丸山真男就完全听不懂鹤见俊辅有关符号学、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的论述，毕竟他在日本的思想养分基本来自于康德、黑格尔这类传统欧陆哲学。但之后，丸山马上就去东大图书馆找书“补课”，试着去理解鹤见俊辅所讲的东西。另一方面，丸山从战中到战后一直维持的、带有时代性的批判态度，也深深影响了鹤见的研究视角，鹤见自己就说，“丸山的影响是深入我心的”。

两者之所以能够彼此共通，乃至产生一见如故般的默契，或许正如鹤见俊辅本人所说的那样：“根基由‘在战争期间是如何度过’而生的信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