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许我忘年为气类 风义平生师友间: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郑伟

2021-11-18 11: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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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王国维(1877-1927)的学术史资料及考证研究都有诸多成果刊布。就王国维书信而言,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以下简称《未刊》),作者马奔腾先生在该书“辑注说明”里说道:“这批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为王国维先生去世前有选择保留下来的,现存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王国维手稿之中。”《未刊》共收录约四百五十封书信。除了有九十八封是王国维写给长子王潜明的家信以外,其余都是他人写给王国维的,共涉及六十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学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以中国学者为主,另外亦涉及藤田丰八、铃木虎雄、狩野直喜等日本学者及明义士、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欧美学者。2015年出版的有房鑫亮先生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书信日记》”),祖艳馥和达西娅·维埃奇-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史与物》),以及《唐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书信日记》是在《王国维全集·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史与物》《唐兰全集》分别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函二封和唐兰致王国维函五封(另收有王致唐函八封)。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12页)所作的说明,这五封唐致王函均从《未刊》一书中照抄。2017年也有两种王国维书信集出版,一是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往来书信》),该书收入王、马两位先生的往还书信共八十余通(马致王函四十七通,王致马函四十通),原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和鲁迅博物馆。原件影印本也尽录于该书,对于读者重新阅读《未刊》《书信日记》等无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二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以下简称《国图》),材料更是丰富。洋洋六大册,且所有函件均为存真的彩色影印件,拿它来校读已刊的各种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十分方便。
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有“许我忘年为气类”“风义平生师友间”两句(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17页),是陈、王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学术上互相启发、相互影响的生动写照。下文我们将选择沈兼士(1887-1947)、容庚(1894-1983)、马衡(1881-1955)、唐兰(1901-1979)几位与王国维先生之间研擘学问的往还信函为例,对近来几种出版的王国维书信集在系年、内容、文字等方面提出一些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以此观照王国维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陈寅恪集·诗集》,15页)的学术魅力。限于学力,如有理解失当或以不误为误之处,祈请指正。

《未刊》(131-133页)共收录容庚致王国维函四封(均未标年份)。其中列在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39-2440页)的容致王函提及“查封泥中皆云‘☐☐里坿城’”“则十七简志掌(尹)官威臧里附城(爵)訢(名),盖无可疑。推之十六简,则掌大尹(官)播威德子(爵)……”等,皆是容庚先生《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刊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第1期)中讨论的内容,而容氏在此函中所谓“奉手示订正拙稿之误,至谢”即应指该篇。容庚致王国维信函影本

容庚致王国维信函影本

《书信日记》(709页)一封日期标作“1925年1月下旬”的王致容函,开头便说“手教并漆器铭考敬读悉,译文误处谨志于纸侧”,可见此封王致容函一定和上述容致王函相承接。《书信日记》的编者在这封王致容函下加注说:“此札所释十六、十七两简,与容庚正月四日来函内容承接,当书于稍后;又容、王考释类书札集中于甲子、乙丑年,姑系于乙丑年正月上旬。”这里信函的往还顺序恐怕正好相反。按理应先有王氏给容氏《漆器铭文考》初稿作“译文误处”之订正,然后再有容氏回函说“奉手示订正拙稿之误”才对。《容庚北平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77页)于1926年2月16日记:“九时赵万里来,携回《乐浪郡漆器铭文》稿。王静安于译稿颇有改正。覆静安信。”可见,《书信日记》将王致容函的日期定于1925年1月下旬可商。
《未刊》(131-132页)容致王函(该组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41页),日期署作“11月廿九日”。该函所谈主要是容氏给王氏转致新莽嘉量影本,并且准备到沪访王雪丞等事。容氏该函中说“庚下月底南归,道经上海,欲访王雪丞先生……”。而顾颉刚于1924年8月4日致容氏函尚有“归家后想必安好。……何日来京?西湖要去否?下半年要挈眷到京否?”等文字(《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165页),容庚于是年年底已经回到北平,因此《容庚北平日记》自1925年1月1日开始。可见,此函落款11月29日显然当在1924年,若换作公历日期则为12月25日。
《未刊》(132-133页)容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48-2450页),日期署作“二月初六日”。容氏此函末段有“《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欲出一考古学专号,罗(叔蕴)先生已有题跋数篇,命庚趋谒台端,欲得大作,以为光宠”云云。据顾颉刚于1924年2月25日致容庚函云:“二卷一号(引者按:指《国学季刊》)如兄能更作一文,并邀(商)锡永、(马)叔平先生亦作一文,使此期带些考古学专号的色采,最好。(罗)叔蕴、(王)静庵两先生处,兄能觅得文字否?”(《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162页)又容氏此函谈及“金文中‘迺’‘乃’二字绝不相混”,而王国维于1924年3月12日的回函云“金文‘迺’‘乃’二字有别,诚如来教”(《书信日记》,706页),可见容函日期应定于2月28日。

《未刊》(208-213页)收录唐兰致王国维函共五封。其中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85页)未标写信日期。唐先生在此函中说道:“兰于专修馆已卒业,顷在无锡羊腰湾无锡中学任教务。”唐兰先生于1921年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攻治小学,渐及群经”(唐复年、唐益年编《唐兰年表》,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文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528页)。“1923年末,唐兰在毕业考试中获第一,时称‘国专三杰’之首”(《嘉兴文杰》,485页),其他两位则是王蘧常和吴其昌。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书信日记》(684页)录王国维致唐兰函(此函日期为1924年4月21日)说:“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五月中有京师之游,尤所欢迎相见,畅谈一切。”可见,此函应作于1924年5月之前、唐先生尚未北上之时。更进一步说,应作于是年4月上旬之前。理由之一是下文将论及的《未刊》(213页)所录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有“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第二点是这列在第四封的函件中(《未刊》,210-211页),唐兰先生对王国维的“五声说”表示质疑,“惟谓《声类》《韵集》当为阳一阴四,则窃有二疑焉。……”王氏则于上述复函中做了如下的回应,“前拙撰《五声论》疑《声类》《韵集》之‘五声’即阳声一、阴声四,亦不过拟议之词,尊意在反证此事,亦未得确证。……”(《书信日记》,683-684页)所以说,唐致王函第一封必作于1924年4月7日之前。
《未刊》(208-209页)唐致王函(该组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90-2493页),写信日期只标作“十一日”,未见年月。据此函所提到的下面三点,可推断其应作于1922年年底。第一,此函开头说“承惠借《文存》(引者按:即邹安编《周金文存》),感激之至”,此处所涉为是年8月《观堂集林》印就事。第二,函末说“岁将单矣,十九或二十当返里,便过上海”,为唐氏当时就学于国学馆期间。第三,又说“雪堂先生顷闻在申,未审何日首北?”据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壬戌年(1922年)所记罗振玉先生行止,“十月三日,沈子培(引者按:即沈曾植先生)卒于沪,年七十三。翌月,乡人赴沪吊之”(罗振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430页)
《未刊》(209-213页)唐致王函(该组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497-2499页),未标写信时间。从此函末署“回示请寄天津英界……唐立庵”来看,应写于1925年唐兰先生寓居天津之后。其次,此函开头说“昨闻主讲清华,衷怀勃勃”,即指王国维先生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据储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乙丑夏,先生由京师黄瓦门移居清华门”,同年9月,“时先生为研究院经史小学导师,每周为诸生讲《古史新证》一小时,《尚书》二小时,《说文》练习一小时”(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32、436-437页,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再次,唐氏此函还提及,“同学有王蘧常者,……夙日仰慕先生学术至深,本欲报名与试,以人事罣误,竟至愆期,而明岁又以种种关系万难求学。乃以兰曾辱一日之知,嘱代转询左右,可否设法通融,许其补考入学?” 而《书信日记》(684页)王国维致唐兰函(编者所署写信日期为1925年8月1日)说“贵友□君□□事昨已与当局者商,云‘现已考毕,所取学生名单亦于今日发表,碍难再行补考。’自系实情,望转致□君为荷”。显然是王氏就上述唐函的回复。据此推断,唐先生此函应写于1925年夏。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未刊》(210-213页)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00-2509页),写信日期署作“三月四夕”。此函篇幅极长(上文在讨论列于唐致王函第一封时已涉及此函),内容主要围绕陆法言《切韵》等中古韵书展开。唐氏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汉魏以来韵书的种种看法。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396页,1924年4月11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83-684页),王国维致唐兰函论及李登《声类》、吕静《韵集》、王仁昫《切韵》等韵书(《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页)之“五声”,也涉及明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所收孙愐《唐韵》,以及王氏自撰《五声论》等内容,都是王国维先生针对唐兰先生此函的具体答复。另外,根据唐函“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和王氏复函“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等证据,说明此封唐致王函的写信时间应为1924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四)。
《未刊》(213页)唐致王函第五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10页),也没有署写信时间。该函提及,唐兰当时正“颇留意小学”,并请教王氏唐写本《切韵》、蒋斧《唐韵》等韵书问题。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26-327页,1922年8月15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79页),据王国维先生对于唐氏“先治小学,甚佩甚佩”及“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可知此函即为对唐致王函的回复。说明此函应作于1922年8月下旬前后。

《未刊》(59-61页)收沈兼士致王国维信函共三封,只有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其中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0页)说“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又说“北京教育经费风潮现在已将告一段落,阳十月初当可开学”。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再据提及“阳十月初”云云,说明写信时间必在公历1922年10月之前。再据《往来书信》(86-93页)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函(此函末所署日期为农历七月二日)云:“《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寄奉。”而1922年9月27日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监本考》及赐书扇面均拜领。”可见,沈兼士先生得读马衡先生转去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文,应在9月27日之后,进而沈致王函的写作日期也当在此之后,很可能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间。
《未刊》(59-60页)沈致王函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1-2393页),从其内容推断,应置于第二封之后。理由至少有以下数端:第一,函中有“《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云云,按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23年4月,可见此函的时间应在4月上旬。第二,有“沈子培先生遗稿前问孟劬兄言已由先生担任整理”云云,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428-429页)所记:“十月三日,沈子培卒于沪,……静安书言其遗著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成数卷,其成书亦有数卷,诗文大致已有清本,合之可得二十卷。此事维当任之……”可见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先生过世之后。第三,沈氏函又提及“昨叔平兄由沪回京”,指的是马衡先生在农历新年后由沪返京事。若此函确实作于1923年4月,那么马衡先生“由沪返京”的时间也应在该月。但是,《往来书信》(100页)1923年3月12日马衡致王国维函说“在沪晤教,甚快”,说明马衡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回京,至晚应在3月上旬。两种资料的日期出现了矛盾,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沈致王函所说《国学季刊》第2期的实际出版日期比马氏在信中提到的时间晚了一个月,亦即预计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此函也作于当月;要么是《往来书信》的这封马致王函的时间3月12日为农历,公历时间则为4月27日。一时难以遽定,姑记于此。
《未刊》(60页)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5页),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谨订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二时在后门内汉花园本校第一院开会欢迎先生”。按王国维先生于“五月廿五日,由上海乘船北上,廿八日至天津,卅一日到达北京,出任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在此之前,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先生任国学门主任。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96页的附录之一“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记载“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学者则已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为函授导师”(孙敬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08、120页,以下简称《年谱新编》)。对照1923年6月以后的日期,可知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星期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则此函写作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
《年谱长编》(348页)记:“(1922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要求王国维为研究生提出研究的问题,先生遂为之提出研究题四目。”所指即为以下一封王致马函,内容有:“研究科研究题目已拟就四条,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转交。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按《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563-567页)刊登了“研究所国学门关于学术之通信”之王国维致沈兼士函,并附王国维撰“研究发题”四种,即“《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连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写信日期署作“十一·十·十八”,即民国十一年农历十月十八,公历为1922年12月8日。而《书信日记》(650页)此函日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编者出注所持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署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故系于该月”,看来是把“十月二十日”误当作公历日期,所以才定此函日期为10月14日。
如此,则上述王致马函的写作日期必在12月8日之后,《年谱新编》(114页)、《年谱长编》(353页)及《往来书信》(94页)均将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应当与事实相符。近阅刘梦溪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王国维先生学术年表”部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版,432页)也指出“12月,建言北大开满蒙藏文讲座”,日期不误;只是该书第二章“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83页)却说“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拟出‘研究发题’四项……”,显然也是把农历十月当作公历了,才有了“季秋”之说。
《史与物》(144-156页)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细勘原件,可知《书信日记》(496-497页)在编校时亦间有错漏,如496页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497页第2行“二国”误作“两国”,第4行“敬祈”误作“敬乞”。另外,《史与物》(151-156页)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日期似有误。函中有“富冈君于去岁逝世”云云,该书(146页,附注13)已明确指出日本考古学家富冈谦藏的卒年为1918年,而仍将该信日期误定为1920年8月13日。《书信日记》(495页)所定王致伯函的日期为1919年10月6日,则是正确的。

《未刊》一书内容非常丰富,而信函原件又因书写、字迹等辨认不易,难免会有一些问题。此处不能一一胪列,为了方便读者鉴别,兹举若干如下。
一、文字方面
129页4行,“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写应作“Tuen”。
131页倒1行至页132第1行,“古《西清古鉴》”衍“古”字。核《国图》(2441页)原函影印件,“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错写,并已划去。《未刊》未细审原件,直接照抄了衍字。
132页17行,“称蔡”为“陈蔡”之误,且二字(皆为国名)之间应用顿号相隔开。
164页倒10、倒7行,“句镬”均为“句鑃”之误。
171页3行,“末”字当作“未”。
208页4行,“蔽”当作“敝”。
209页2行,“《说文》”二字后原函尚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见若呼下” 夹注两行(《国图》,2490页)
209页4行,“军器考”后漏夹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国图》,2490页)
210页18行,“裴务斋”当作“裴务齐”。
211页2行,“法□”当作“法言”,即《切韵》作者陆法言。
211页10行,“何者为是”,“是”为“食”之误字。
211页15行,“《与兄机书》”,漏一“书”字。
211页倒8行,在“此为一类”后漏录原函夹注“即八音也。本出于乐,即后世之双声也”(《国图》,2504页)
二、标点方面
如150页16行,“书于其上一面”,当在“上”“一”二字之间断开。
209页2行,“说文类考,拟分三门”,应断为“《说文》,《类考》拟分三门”(《类考》为唐兰先生拟编著的专书之一种)
210页20行,“夏侯,该等”,此处无需顿号。夏侯该为人名。
210页倒6行,“唐升在江下”与“又只一百九”之间应断开。“一百九”实际指的是该韵书韵目的数量。
210页倒2行,“《韵学》余论”应作“《韵学余论》”,且更准确的名称应为王国维先生所著《韵学余说》。此书曾作为《学术丛编》第四册于1916年出版。然王先生于1923年3月2日致唐兰函说:“弟于有唐一代韵书均有考订,初为《音韵余说》《唐韵别考》二种,后改为《续声韵考》一书……”(《书信日记》,680页)此处提及的《音韵余说》,当为《韵学余说》。
211页1行,“声类韵集”,应作“《声类》《韵集》”。156页倒11行,“西清古鉴”;211页17行,“四声切韵”;212页19、20行,“声类”“释文”;212页23行,“均集”,也均当加书名号。《未刊》整理本在应加书名号而未加处甚多,这里只能略举几例。读者应时时留心,注意辨别。
211页8-9行,“梁武帝”之“梁”字前应加前双引号,“天子圣哲也”一句应改用单引号,并应在“也”字后另加后双引号。同页18行,“宫”字前漏一逗号。
212页倒1-2行,“《经典释文分类》”,“分类”二字误入书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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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王国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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