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左翼诗人和现代主义运动（一）

两个月前的奥运开幕式捧红了一首卡洛斯·德鲁蒙德的《花与恶心》。这首诗的出现，让我们惊叹于我们对巴西的认知除了足球沙滩美女外知之甚少。我们在关注拉丁美洲文学和诗歌的同时，不出意外几乎都指向西语文学，而巴西作为那片土地上唯一一个葡语国家，虽然占据一半领土，其文化传承却往往被遮蔽在人们对拉丁美洲西语文学的想象之中了。随着《花与恶心》的走红，启皓北京的活动现场请来了该诗的译者胡续冬，以巴西近代的左翼诗人切入，详尽地讲述了二十世纪在巴西文化界发生的现代主义运动——一段摆脱殖民、寻求身份认同、反抗霸权的历史。本文根据活动录音经过原作者整理而成。

巴西有着丰厚的诗歌传承，有着难以想象的诗歌创造力，而且它的代际承传脉络和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拉丁美洲诗歌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国内知识界认知的一个巨大的误区。当我们说到拉丁美洲的时候，我们其实大部分是被西语美洲国家给覆盖掉了，不论从北边的墨西哥还是到最南边的阿根廷，包括中间加勒比海部分的像古巴，还有包括南美大陆部分的像秘鲁、哥伦比亚、智利。你现在反省一下，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拉丁美洲知识，当你稍微在脑子里做一个澄清，会发现几乎99%都是西语美洲，但是占据这个大陆一半的面积和一半人口的巴西，因为使用葡萄牙语，跟它的西语邻居们都没有一个语言上的连通效应。再加上其他的很多很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对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的差异，那么导致巴西基本上被拉丁美洲这个词内部的西班牙语的部分完全遮蔽了。对于一个有2亿人口的，而且它的文学承传的脉络和它的丰厚性，丝毫不输于西语美洲国家的诗歌传承，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除了奥运会上突然冒出这么一首之外。

还有一个文化现象，“诗人”被作为巴西民间的一种敬称。当你到乡下去时，会经常摸不着头脑，你会发现被人们称为上校的一个人，他可能根本不是军人。因为上校是一种尊称，对于大家比较尊敬的庄园主什么的，大家可赐予他上校这个称谓。然后你见到被叫做医生的人可能不是医生，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热心，对大家比较好，他们就赐予他“医生”这个敬称。你碰到很多人大家都会介绍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其实不写诗，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是他们那个村语言能力比较发达的一个人，而且也受到大家广泛尊敬的人。“上校不是军人，医生不会看病，诗人不写东西”，而是三个在巴西民间常用的敬称。

一次肺结核引发的巴西现代诗歌的开端

我们要讲的巴西的现代诗歌，我们要从巴西现代诗歌开拓者曼努埃尔·班德拉 （1886-1968）开始讲起，班德拉相当于巴西的胡适，是最早破局、不再用那种欧洲葡语腔调写一些非常巴纳斯派格律严谨、松垮无物的东西。他让巴西诗歌进入到现代状况，其实得益于他的肺结核。他是巴西东北部望族的孩子，当他十几岁的时候得了一次肺结核时，整个家族就送他去瑞士的一个疗养院。当时世界各国的土豪，一得了肺结核都去瑞士疗养。在瑞士这个肺结核疗养院里，他认识了一个刚好在那里治疗肺结核的病友，这位病友对他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了解法国文学的可能知道法国超现实主义流派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叫保罗•艾吕雅。艾吕雅当时和一个著名的女性一起去接受肺结核治疗，他们仨经常在一块，这个著名的女性当时的名字还叫加拉•艾吕雅，几年以后就变成加拉•达利。艾吕雅和加拉当年在瑞士治病的时候就认识了巴西来的十几岁的忧郁的小青年班德拉。

他们非常聊得来，因为这个肺结核疗养院没有很多书可以看。巴西是这样一个社会——今天依然是——精英阶层和它的民众阶层不但经济上差别非常大，最要命的是他们知识层面上和精神世界的差距非常大。精英家庭里面的很多人，像班德拉，20世纪初那个年代，他们的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甚至古典的拉丁语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出去以后跟艾吕雅沟通毫无障碍。在1914年左右，他们在这个疗养院的时候，艾吕雅把当时欧洲最新的很多想法，包括自己很多对诗歌革新性的观念全都向这个巴西小哥们讲，这个哥们像掉进一个深坑，一个武林高手给他输入了真气一样。

艾吕雅似乎还暗示了十几岁的班德拉可以试试上一下加拉，他想尝试一种奇特的关系。但是班德拉当时有一些惊恐，说我们巴西虽然非常随便，但好像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回来专门写了一篇吐槽的日记——欧洲人放纵到这个地步，居然还埋怨我们巴西人放纵。他回来后就开始用欧洲当时的晚期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的，包括早期达达主义的很多想法来写诗，是巴西的第一人。他的第一首破局的诗，就像胡适写的《蝴蝶》（新诗的第一首），叫《蛤蟆》。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类似于巴西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在这个现代艺术周上展示了第一首巴西的现代诗，就是这首《蛤蟆》。这个诗写了很多蛤蟆在那里争执不休，用一种非常喜感的笔调，就把以前过往的文学体式全嘲弄了一番。

和西语美洲非常不一样的是，巴西的营养谱系有另外一套，它不像西语美洲和它的宗主国西班牙有很深的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这种互相映照。而巴西更大意义上，比如说到今天你会在很多巴西作家，包括艺术家的访谈里看到，他们其实很不愿意被放置到拉丁美洲艺术或者拉丁美洲文学这个框架里去讨论，他们更多的认同于他们和欧洲本土直接的关联（而且并非和宗主国葡萄牙，可能更多的是和法国）。

这是班德拉在巴西传得比较广的一首诗，叫《最后的诗》。

最后的诗

我想把我最后的诗写成这样：

它和煦，讲述着最简单、最不经意的事情；

它刚烈，像没有眼泪的呜咽；

它有花朵之美，那些花朵几乎没有香味；

它是洁净的火舌，火中燃烧着最明澈的钻石；

它是自杀者的激情，他们二话不说就干掉了自己。

（胡续冬 译）

在这首诗之前巴西的葡语诗歌都是欧洲花哨范儿，在这里有了一个大的转向。这是要求他自己的一首诗要有这种自杀者的激情，但是这自杀者是怎样的自杀者？二话不说干掉了自己，一言不合就自杀，一言不合就写诗。总之，这是巴西现代诗歌的开端。

巴西现代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

真正的巴西现代主义是包括文学，包括诗歌，包括建筑，都是因为一个事件而开启的。这有点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无论文学还是其他的领域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1922年的时候，巴西一帮画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摄影师和雕塑家、作曲家、建筑师合起来在今天的圣保罗市中心的圣保罗市立剧院以摆摊的方式搞了一个圣保罗现代艺术周。1922年刚好是巴西独立100周年，这帮人都是不被当时已有的文化建制认可，包括巴西文学院、巴西各个刚成立的大学。于是，他们以一种摆摊的方式展示他们跟原有艺术形式的决裂。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巴西跟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像美国这样的美洲国家独立都是不一样的，其他国家都是经历很长时间的战争、流血，而巴西则完全不同。葡萄牙国王在躲拿破仑逃到巴西以后，因为要定都里约热内卢，就不好意思再说这是殖民地，于是就在19世纪初把葡萄牙的国名改成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把巴西从殖民地位置升格成为王国主体。拿破仑入侵期间，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器、宫廷的全部成员，全都跑到了巴西，后来拿破仑被打跑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葡萄牙国王都觉得巴西不错，不想回欧洲。最后国王好容易回去了，他留在巴西摄政的儿子佩德罗王储死活叫不回里斯本。1822年9月7日，这个佩德罗王储在圣保罗周围一个叫伊比兰卡的地方打猎的时候，父王的信使又来催他回里斯本。佩德罗就把剑挥了一下，嚷嚷了一声“不独立，毋宁死”。于是巴西就独立了，而且独立之后，迅速宣布巴西成为“巴西帝国”，葡国的佩德罗王储加冕成了巴西帝国的皇帝唐佩德罗一世。你想想美洲其他地方的独立，人家都是打了好多年仗，死伤无数，最后独立以后的形态都是共和国，巴西不但不流血，独立以后还是帝国。

由于巴西不是经过断裂性的流血、革命的方式取得独立，于是这样的独立让人怀疑“巴西”的身份认同是怎么获取的。比如，虽然阿根廷人也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但是我通过大撕一场，死了很多人后独立了，憎恨、冤仇可以建构出一种新的身份。但是巴西帝国就是葡萄牙他们家的，而且成立新的巴西帝国以后，所有的官员还是原来殖民地葡萄牙的官员。所以从独立之初，要是细究的话，“巴西性”由何而来，都一直很困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当然后来情况更复杂了，独立后的巴西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通过了各种移民的手段，大量移入德国人、意大利人，然后大量的日本人。本来想跟中国签移民协议，李鸿章没跟慈禧说，自己觉得可能开不了口，因为堂堂天朝岂容子民流离失所，康有为当时还畅想在巴西建立新中国。而且巴西也是阿拉伯半岛之外阿拉伯人非常多的地方，很多阿拉伯人住在巴西。它也是西半球黑人居民最多的地方，因为它在奴隶贸易期间，运往巴西的黑人奴隶是最多的，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现代主义第一阶段：找寻“巴西”的身份认同

巴西版鲁迅：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

回到这帮艺术家，他们就在独立了100年之后，说我们要通过现代主义创新的方式来重新为我们的文化根源寻找一个说法。1922年的圣保罗现代艺术周，有一堆核心的人物，其中有两个叫安德拉德的。

另外还有一个女画家叫做塔尔西拉·杜·阿玛拉尔。这两个人在巴西现代主义阶段是著名的一个组合，一开始他俩各有其他伴侣，但是他俩以一种非常文艺青年的方式搞在一起最后也结婚了。他们当时发起了一些现代艺术的宗旨，大的宗旨是用巴西的日常口语，用巴西最基本的一些本土的视觉要素或者叙事要素去缔造新的巴西文学艺术。其中他们有两个子运动，在巴西现代主义运动下面的两个子运动，一个叫做巴西木运动。巴西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根据巴西木来的，所以他们重新寻找巴西木，就意味着寻找巴西之根。另外还有一个更搞笑的叫做“食人主义”，就是吃人。这个食人主义的由来，是这个女画家阿玛拉尔，她在1928年给她老公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画了一幅画作为生日礼物。当时这幅画的名字她用图皮瓜拉尼语（葡萄牙人到达巴西以前的原住民语言），这个词就是葡萄牙语antropofagia，就是食人，人吃人。这幅画她其实主要为了凸显，她跟随法国的立体主义大师莱热学习的艺术（她实际上是莱热最满意的弟子），她用一部分立体主义的方式，再加上原始主义的方式，重新阐述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以仙人掌为代表的热带国家的一个空间感，脑袋画得很小，意在畅想回到原始时代放弃思考崇尚天地间生长本能的生活。

而且他对“食人”还有一番解释。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里写到，食人部落在巴西确实有之，然而他们却并不是从食物食材的角度把人肉当作美味，而是某种意义上一种仪式的表现。本部落勇猛的人战死或自然死亡后尸体被分享，因为可以把勇气灌注到食人者身体中，或者在和敌对部落作战的时候，最勇猛的敌人战死在你手下时，就会把他吃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同时他的勇气也会灌输到吃人者的体内。这种吃人的仪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对自我能力的建构的过程。所以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用食人主义来冠名他的现代主义运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鲁迅说的拿来主义，但是比他还要猛——我不是学习你，我整个就吃了你，我以我的方式把你吞进去，你的能量就是我的了。

然后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专门写了一篇模仿法国兰波散文诗体的宣言，叫做《食人主义宣言》，里头有一句著名的话，这句是用英语+葡语混杂写的。这句到今天都是巴西的名言之一，叫 “Tupi or not Tupi, that is the question.” “Tupi”用葡萄牙语就是图皮人，指的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食人的印第安原始部落。这个巧妙利用语音相似性的文字游戏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巴西人面前，你是认同图皮人还是不认同图皮人？你怎么样想象你巴西人的身份？你想做一个欧化葡萄牙式的，还是想做一个北美式的，还是真正回到你的根源去认同一个“图皮”，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如果说巴西现代文学能概括成几个简短有力的句子，这就是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句子，“图皮人或者不是图皮人，这是问题所在”。所以这对夫妇当时非常著名。

传奇的二三十年代，他们俩先从炮友到结婚，后来分手了，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和另一个女人好了。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家是靠咖啡起家的大家族，破产了。他的画家夫人也是靠咖啡起家的望族，也破产了。他在破产心情极度消沉的情况下，和他们俩共同的朋友——也是这个女画家的闺蜜——绰号叫芭姑（Pagu）的女诗人搞上了。他俩分手后就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去了。

城市

鞭炮时不时噼啪着天空

一个瘦女孩走进电影院

穿着最新一部电影里的衣服

花园里有谈话声

那里生长着椅子

蛤蟆

看

灯光是瀑布发的电

妈妈们在呼唤

一支弦声浸没在树林里的乐队

（胡续冬 译）

比如说《城市》这首诗，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他在描述二三十年代巴西早期的现代化都市面貌，他依然不忘了把它放置到一个比较丛林化、比较自然化的一个背景当中。巴西今年奥运说它是生态主题，一点也不矫情，这是一个骨子里头热爱生态的国家。

关于代词

给一根烟与我

语法书上这么说

老师和学生

有学问的混血人也这么说

但是在巴西

一个好的黑人和一个好的白人

每天都在说

哥们儿别得瑟了

给我一根烟

（胡续冬 译）

这首诗叫《关于代词》，名义上是关于代词的一首诗，实际上是从语言折射出来的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这里面最大的梗就是巴西口语里的“给我一根烟”（Me dá um cigarro）在葡萄牙葡语里是个错误的表达，以往是不能入诗的。从巴西现代主义这帮人开始起，大家大量使用被葡萄牙人认为是语法错误的巴西口语来写诗，强化了巴西葡萄牙语（巴葡）作为文学语言的合法性。

女画家、革命者塔尔西拉·杜·阿玛拉尔（1886-1973）

最开始画食人主义画的这个女画家，她的经历也很奇怪，破产以后，也经历过很长一段萧条，她和奥斯瓦尔德是姐弟恋，这一辈子她都是个御姐，她的男人都比她小，后来她找了一个特别迷列宁的精神病医生，受精神病医生的蛊惑要去莫斯科朝圣。因为她家破产了，这个姐们就把她在欧洲期间学画收藏的很多，包括毕加索，包括当时很多牛人的画卖了，就为了攒路费，带着这个精神病医生弟弟一起去莫斯科，也是接受共产主义洗礼，在那儿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后来返回巴西的时候没钱了，只能暂居在她曾经学画的巴黎。以前是一个阔小姐的身份住在巴黎，根本不在意怎么过活，现在是以一个没钱回去巴西的国际苦逼共运分子的身份留在巴黎，就和她的左派精神病医生小弟弟两个人在街上真的当劳工，去到工地上当泥水匠，给人家刷墙什么的，最后挣到了路费，然后回了巴西。所以回去以后，她的绘画风格就大不一样了。

她回去以后就开始画劳工，画大量的工人，因为她这时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在劳动现场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她早期画的原始主义的元素比较多，她中晚期就画工人。但是这幅画后来除了放在左翼的语境下，也被用来描述巴西的移民。

巴西版“暴力萧红”：芭姑

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和女画家分手后就很快地就和新老婆芭姑一起加入了巴西共产党，而且成为巴西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角色，当然后来他又退党，退党的原因是因为他认同托洛茨基，拒绝接受斯大林式的路线。后来他和芭姑也分手了，因为巴菇是坚定的暴动主义者，是一个女革命家，她是巴西现代整个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武装斗争的政治原因被捕的女性。她第一次被捕时20多岁，因为在巴西最大的港口圣保罗的桑托斯港煽动工人罢工，组织工人游击队。从她第一次被捕起，她一生当中有23次入狱，都是因为身为共产党员。她逃亡到法国加入法共，在法国还是被捕。

芭姑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女性。她在巴西的农业史上还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巴西30年代有叫瓦加斯的独裁政府，在这个独裁政府统治期间，共产党基本上完全像蚂蚁一样被碾死。她家也是望族（不是靠咖啡发家的所以没破产），她基本上靠着把他们家的地卖了，攒了很多钱，然后去世界各地考察共运，美国、日本、中国、苏联、波兰、德国、法国，兜了一大圈。当她1934年来到中国，作为一个女共产党人，她来中国接触的人非常奇怪——溥仪。1934年溥仪满洲国皇帝加冕仪式她作为贵宾出现在现场，她跟溥仪是聊友，溥仪曾经请她一起骑着自行车绕着长春的伪满洲国皇宫遛弯聊天。她搭上溥仪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她认识一个法国女人，后者嫁给了南满铁路的日本高层，这听起来还是蛮有逻辑的。她做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和巴西农业关系非常巨大，东北当时是中国重要的大豆产地，她通过溥仪要到了一批大豆种子，然后带回巴西国内。从此巴西开始种植大豆，现在巴西是全球第二大大豆生产国和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到今天，作为传统大豆生产国的中国还得大量依赖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其源头来源于1934年一个不安的无产阶级革命美少女莫名其妙的和溥仪的交往。当然这只是巴西大豆起源的一种说法，似乎只有芭姑的密友、当年巴西驻日本的外交官劳尔·波比证实了这种说法。

她这一生太离奇了，后来她在巴西国内也组织了很多暴动，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子，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监狱里。在80年代后期巴西再民主化之后，共产党地位合法了，左派的故事也可以重新梳理了。她的故事可能是被改编最多的，类似于巴西版的箫红，但是是一个暴力版的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