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20世纪集体主义的归来

2013年，我在温哥华访学，冬天，常喜欢去一个社区图书馆看书。某天上午，突然漫天大雪，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几个穿红衣服，带着黄色丝绸折扇的大妈，开始在远处的广场上跳舞。琉璃世界，红衣黄扇，不用说，便是一幅画。

近年来，广场舞如同“病毒”般，蔓延到了全国城乡每一个角落，进而延展到全世界每一个有中国大妈的华人社区。2014年，有媒体称“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慢慢占领地球”。广场舞何德何能，竟有这样的魅力，获得数以亿计的追随者？中国大妈，是什么样的精神与动力，支撑起她们如此的执着？这里面一定有着更为深层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病毒”般进入公共视野的广场舞

有不少文章在追溯广场舞起源于何时，何地，均无明确结果。大略来说，当代意义上的广场舞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大概在2009年前后，我的母亲就迷上广场舞，时年62岁的她让我上网寻找可学之舞，当时广场舞的网络资源并不是太多，几乎没有高清版的视频。于是我用摄像机记录，并为她们制作了高清的光盘，这几个老太太特别高兴。2013年，其中一位因病去世，她的舞伴们说，有这个光盘传下来，也不枉她跳舞这几年了。

正是2013年，广场舞一下子“热”起来，风靡全国。更为准确地说，是广场舞在公共媒体上“热”起来，成为热点事件。不是说在这一年，跳广场舞的人数激增，而是说，此前广场舞是被公共话语所遗忘和忽略的，原因在于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新闻价值，换言之，底层民众发起的广场舞在社会精英那里，是被漠视的。

正因为此，广场舞及其舞者，是以极为负面的形象进入2013年的。且看当时的几个极端新闻报道：

2013年4月，成都一小区楼上住户因难忍广场舞音乐的困扰，一气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弹；6月，苏州某小区内，一位业主不满楼下跳广场舞的声音，下楼与跳舞的阿姨发生冲突,打伤跳舞者，随后，业主还在楼下广场铺满碎玻璃和砖石；6月底和7月底，纽约日落公园跳广场舞的领队，先后两次被当地警方戴上手铐并被开出传票；8月，北京昌平某小区，业主甚至放出藏獒驱赶，还开枪恐吓；10月，家住武汉某小区的陈女士和朋友们在小区楼下的广场上跳广场舞，突然从旁边楼房飞来了一大堆粪便，一群跳舞的人被浑身弄脏……

一边是“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一边是“天哪！天都还没亮啊！你们这帮跳广场舞的还让不让人活啊！”在泼水的帖子后面，网友纷纷表示，“要是我，我觉得我会用墨水”，也有人表示“用开水”；在“泼粪”的帖子后面，网友留言“解气”……

在这一系列新闻中，广场舞及其舞者，成为“扰民”的代名词，被描述为现代社会的“他者”与“另类”，“是一种缺乏美感的噪音，跳广场舞的大妈是不文明的、低素质的、不具有现代公民精神的群体。”

从2013年开始，广场舞，作为社会事件，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地方晚报、都市报的头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这时候，学者们迟钝的神经被撩拨了，广场舞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在中国知网上，检索以“广场舞”为主题的学术论文，2015年有953篇，2014年有713篇，2013年242篇，而2012年才58篇，2010年仅10篇。亦可见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

呈井喷之势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

广场舞背后的历史视野与社会结构

研究广场舞，有一个无法绕开、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的人参与到跳广场舞的活动中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013年以降，以量化方法进行数据调查，成为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一脉。

试举几例，王红涛的《芜湖市广场舞的开展现状与推广研究》、邸晓伟的《陕西省中老年妇女广场舞现状与研究》、李蕊的《豫南地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研究》、马裕文的《常熟市区广场舞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代敏的《武汉市主城区中老年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研究》、孙敏等的《曲阜市广场舞开展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汪聚伟的《西安、咸阳两地城市广场舞的现状研究》、王兆征等《南昌市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与分析》……在中国知网以“广场舞 现状调查”为主题可检索得195篇文章。

分析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基本上使用的是相同的研究框架，通过量化问卷，研究者们希望知道参加广场舞的人的性别构成、年龄结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参加目的、参与方式、参与频次、消费能力、场地情况、专业程度、培训情况、对健康的认知……通过这些调查，建立了包括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在内的数据库，得出的结论基本雷同，即参与者以中老年为主，性别失衡，多为女性；参与者学历不高，多为退休人员，月收入水平不高，但相对稳定；参与者以自发组织为主，参与人数逐年上升，某些地方也出现政府辅助组织管理，举办比赛，有专业教练指导等；参与动机多为身体上起到锻炼的效果，预防或减少疾病，心理上也使人乐观开朗；场地多为城市小区或小城镇广场为主，因而存在扰民的情况……其政策建议，无外乎，加强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介入规范化管理，完善政策减少扰民，同时多派专业指导，增加骨干培训，引进比赛机制……

这一类的量化研究同质化程度非常高，但不能说它们便没有意义，其价值在于通过大量的调查，完成了全国的大起底，摸清楚了广场舞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另外两大支研究路径。

其中一支，是站在政府宣传的角度，认为广场舞是贯彻落实党“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具有新闻效应和宣传价值。在中国知网，以“广场舞 群众文化”为主题可以得到1134篇文章，其文章标题基本相似，比如《广场舞对群众文化建设的作用探讨》《浅谈广场舞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其中引用率位居前三的期刊论文是，王芳的《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金园园的《探讨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张海英的《论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那么，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究竟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呢？王芳认为，广场舞有助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能促进和谐群众文化的建构，是检验群众文化成效的重要手段；金园园认为，广场舞增强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及生活品味，能够推动社区文化建设，为群众的文化提供平台载体，帮助民众增强身体素质……张海英的观点与前两者基本相似，不再赘述。

另外一支，是学者站在广场舞者的角度，用一些学术的概念来对广场舞进行理论包装。在中国知网，以“广场舞 理论”和“广场舞 视角”为主题检索，可得247篇文章。比如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研究广场舞，认为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也越来越注重娱乐休闲，广场舞应运而生；比如科塞冲突理论来分析广场舞带来的社区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对社会系统稳定发展亦有一定程度的益处；再比如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展开研究，认为“广场舞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实践。空间实践是人们对空间的利用、控制和创造。主体的社会行动是连接空间的意义和物质形态的桥梁,主体发生社会行动,空间就开始获得社会意义”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共时性层面对当下的广场舞展开研究，但从上述分析中可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广场舞为什么那么火？原因呈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问卷及个案口述中，参与者的回答是，跳广场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心情愉快，有利于身心健康；其次，从群众文化的相关文章1000多篇，这个绝对比重可以看出，政府支持广场舞，并将之作为政绩进行宣传推广，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相关学术研究的主流，尚且停留在用广场舞的本土实践对西方理论进行在地化的验证，单是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广场舞”为标题的文章就有4篇。但是，这至少说明，由底层民众发起的广场舞，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认可，而且被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这与2013年广场舞滑稽、低俗、愚昧的媒介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这里政府的宣传和学者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广场舞正名，去污名化、去妖魔化的过程。

在这些学术文章中，有一些文章已经触及到超越共时性层面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层面。比如王婕用“同期群效应”的概念研究广场舞，分析出其中的集体主义特质，并认为“当代的广场舞现象是一种50年代出生的人借助广场舞这一形式框架重构其集体主义理念的过程。”再比如李园从自我建构和社会互动的角度切入，认为“广场舞作为传统思维与现代行为方式的缓冲地带，使得广场舞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系统进行调适”等等。

这些研究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但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广场舞的关注已经具有了历史的视野，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剖析。

广场舞的污名化

事实上，对广场舞的污名化与妖魔化并未结束，只是从简单直接的“扰民”升格到更为隐秘并高级的方式。

2014年4月，从某专栏作家的博客中传出一篇文章《从“广场大妈舞”看“文革流毒”》，迅速在各大贴吧传播，并带动一批从反思“文革”的角度否定广场舞的文章。比如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到“在这些一张张自我感觉愉悦的老脸上，他们表现的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文革’情结……这些只顾自己高兴，不顾别人休息，扰民的老人们，其实我不想说你们从根儿上就坏，也不想说你们是现在才学坏，我觉得都是‘文革’那个罪恶的年代把你们教坏了。……你们的这个‘文革’情结该收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可千万别带着他们去见阎王爷啊！”

关于广场舞的网络讨论迅速政治化，表面上看是在追问广场舞为何这么火，根源在哪里，当追溯到“忠字舞”时，便得出结论，广场舞既然是“流毒”，是“余孽”，那么就应该被否定，被泼粪、被放狗、被泼水、被逮捕，一切合情合理，不值得同情。

什么是忠字舞？这是1966至1968年间，民众在广场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的集体舞蹈，并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等经典歌曲。政治性是忠字舞的生命，但广场舞不是。因此，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忠字舞与广场舞具有一定的比较价值，借此可以梳理中国群众舞蹈的变迁与脉络。但如果在大众媒介上，将广场舞与忠字舞画等号，进行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则是别有用心的。

事实上，相比于忠字舞，广场舞与秧歌舞似乎更为接近。周星认为，秧歌舞是群众自主发起的，民间喜闻乐见的，以追求热闹、红火为目标的，节奏感强，气氛热烈的一种大众舞蹈、民俗舞蹈，他还将之与“文人士大夫、贵族阶层所欣赏的轻曼、领导和飘逸的特点的舞蹈”进行了比较。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场舞与秧歌舞何其相似？只是它们各自诞生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与时代功能。

在文人士大夫那里，秧歌是异类，丑态百出，或许他们根本不认可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形态，一如今天关于广场舞的冲突。当年处理冲突的办法是，划定各自的生活空间，除非特殊邀请，秧歌大多只能在农村里面跳。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人口流动，以及20世纪革命对阶级关系的重组，当代城乡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冲突不可避免，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与贵族阶层所不曾遇到的。

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张慧瑜将之界定为一场“争夺广场”的运动，表面上看，一方面是喜欢热闹和红火的跳广场舞的大妈要占领城市广场，高分贝的舞蹈与娱乐，进行身体的表达；另一方面是喜欢安静的、追求个体空间自由的城市中产。两者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广场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

但往更深处说，张慧瑜认为，前者是群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下，常常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群众路线是党的重要方针，广场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是免费的、参与的、集体的。而广场舞所发生的场地——广场——从五四以来，在中国也具有了政治属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广场从此具有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表征。因此，广场舞的出现，是重新赋予广场以人民性和群众性。但对于后者，广场是购物广场、消费广场、美食广场的代名词，整个城市商场化，变成了消费空间，那么其行为规则需要遵循另一套话语体系了，在这套新话语中，私领域是被捍卫的，强调个体的自由，任何喧嚣扰民的行为都必须被禁止，并被描述为“素质差”“傻X”和“有毛病”的人。并以这套素质话语去对抗和否定汹涌澎湃的群众文化。所以，城市中产在“公共场合”，更愿意举着手机上上网，看看微信，很少和陌生人交谈，没有任何广场式的集体的社会生活，也正是他们让公共场合“去公共化”。因此，这场冲突，可以视为是小资文化与群众文化的正面碰撞。

但是，也不能说广场舞与“文革”毫无关系。第一批跳广场舞的妇女大多是50后、60后，在其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70后、80后，甚至90后纷纷加入。因此，赵月枝认为“农村广场舞可以看成是获得社会主义现代主体性的一代女性带动年轻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实践。”换言之，广场舞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集体化、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妇女，凭借生活的经验，将集体主义重新以文艺的方式带回到日常生活维度的一种主体性实践。

她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她们不再如1980年代、1990年代那样如同“沙发里的土豆”，一个人躺在家里看爱情肥皂剧？

王芊霓2015年在《文化纵横》上发表的《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意识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多重断裂，并将广场舞置于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消弭社会结构性危机，塑造多元包容文化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沿着该路径，黄勇军和米莉出版的《喧嚣的个体与静默的大众：广场舞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考察》一书。这本书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诸如理想主义的破灭、集体时代的残留记忆、城市化进程、商品房小区、人口高度流动、陌生人社会、空巢家庭、原子化家庭、老龄化社会、公共设施缺乏”等社会问题，并认为广场舞“有效地填补了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是“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

集体主义归来

人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妇女，为什么选择了广场舞作为弥合社会断裂的方式？为什么偏偏是广场舞——发生在广场上的群众的集体性舞蹈？这有着什么样的深刻的历史根源？这是黄勇军、米莉等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的。或者说，作为“办法”的广场舞能够调动怎样的历史与现实的资源？站在广场舞的视角，如何看待未曾远去的20世纪历史与当代实践？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广场舞的未来，还关系到能否解决小资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内在矛盾。

对于这个问题，在黄勇军的这本书中，他有过明确的表态，“至此，我对广场舞的基本态度，已然明了”。即，一方面，他对广场群体“充满同情并理解”，另一方面，他用西方的“个体自由”否定了广场舞所表达的“群体自由”。更为有趣的是，否定广场舞之后，如何解决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精神焦虑呢？他提出可以借鉴欧洲“现代农夫”的方式，即在城市中寻找空地种菜，或者到城市周边种菜。

底层民众无法和知识精英、政界要员和商业大腕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地分享话语权，但他们总是要表达的，更何况是经历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获得文化主体性的工民群体和普通市民。于是，他们选择在实践中，用行动来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广场舞是当代底层民众的一种“史诗般的表达”，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表达了与知识分子迥异的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态度，以及在当代对社会主义、对集体主义的精神文化的诉求。相比于知识分子，他们显得更为冷静、客观与宽容。因此，广场舞是“蕴藏在亿万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细腻的力量”（张炼红）。

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是要把人原子化、个体化、陌生化，个人没有力量抵御资本的剥削与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但团结就是力量，社会底层的工农惟有以集体之名，建立新的社会联结与主体想象，才能在当代断裂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经济上的联结，表现为各种合作社和联盟；而广场舞，便是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表征之一，是一种对压迫型社会结构的文化反抗与救赎。

广场舞是当代中国底层民众自发的文化选择，一种告别个体娱乐、重返集体主义的文化与表达形式。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又是如何通过这种选择不断调动他们仅有的历史与当下的资源，试图对断裂的社会结构进行自我救赎？对些问题的不断追问，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底层人民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也才能发掘出如张炼红所说的那种“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和价值重建……开显出中国之道，真正体现吾土吾民的历练与担当。”

结语

2016年中秋节，我和我的岳父岳母一起度过。月上中天，清凉如水，喧嚣的小镇终于安静下来，连国道上的大货车都不见了。我们全家人陪着岳母去跳广场舞，在一个中药店的门口，约40多个妇女，在音乐中起舞。年纪最大的有80多岁，她已经不能跳舞，只是动动胳膊，动动腿，也算是锻炼了；年纪最小的是十几岁的中学生，放假回来，跟着妈妈来跳舞；旁边还有10来个两三岁的孩子一个土坡，挖石子儿；更有卖小玩具、小零食的“货郎担”……

在翩翩起舞中，一个世纪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