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家庭主妇拍的小文艺片，姜文也觉得很有趣

10月14日，有部不起眼的小片《黑处有什么》登陆全国院线。片子师出FIRST青年影展，第一次当导演的王一淳拿了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她连续六年在家做着为老公孩子而活的全职家庭主妇。当时评委会主席姜文给出的评价是：“少有的那么沉着，那么坏，那么荒诞的作品。” 除了FIRST青年电影展，该片还入围过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影片在过去一年的不少电影节上展映，也在诸如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一些高校做过点对点的放映，收获的口碑都不错。刚刚在北京结束的首映礼上，香港导演陈德森赞誉其“将少女成长和凶杀案这两个完全不搭的题材放在一起，有点任性，有点惊喜”。而擅长女性叙事的李玉导演看完之后“非常意外，也非常释然”，“以为是敏感脆弱的少女视角，但没想到很有趣。市场上有趣的电影太少了。”

王一淳一头短发，给人古灵精怪的感觉。面对她的时候，很难把她和四十岁的家庭妇女联系起来。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她在家“纯带娃”六年，闲暇之余写写剧本。剧本的想法始于2002年初父亲去世。电影中女主角父亲迂腐、自命不凡又有种种小心思的不得志小知识分子形象正是父亲生动的写照。

王一淳大学的专业是法语，毕业后做过记者、广告、文化公司的工作，“都没有做很久，水瓶座，比较任性，随遇而安。”

她甚至自诩并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写《黑处有什么》的剧本之前，并没有什么写东西的经验，过去的十多年也就是断断续续打磨这么一个剧本，未做他想。她没学过电影，有时候映后交流中，观众问她拍这部电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说就是“拍电影本身”，因为对最基本的流程和规则都要重头学习。唯一的经验只不过是她喜欢看电影，喜欢科恩兄弟和大卫·林奇。

独立完成剧本后，王一淳试图找过投资，但都失败了，还被讽刺嘲笑。后来她拿了自己多年积蓄的300万，咬着牙先把电影拍了出来。当然她嫁得不错，虽然是个家庭主妇，不过算得上是个“阔太太”。

招募演员的时候，她在公告上写“院线电影”，事实上那时候电影没有龙标，她自己也只把那句话“当成一个笑话”。王一淳说：“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是脑子热，但我反复掂量过，也为这个事努力了很长时间，不试试可能一辈子后悔。投了，我认，愿赌服输。”

拍完后，王一淳没钱做后期，《黑处有什么》一放就是一年多，她笑：“搁家里好久，也不知道能拿到哪去放映。家里人也说‘这一盘碟挺贵的’。”后来机缘巧合参加了FIRST青年电影展，居然就拿了最佳导演奖，这让王一淳至今想来还觉得神奇。

对于从6年全职家庭主妇到成了独当一面的导演，王一淳开玩笑说，这是她“报复平庸”的“逆袭”，眼下她还在写一部新的剧本，同样是关于小孩子的成长。“现在我给自己定位就是做一个专业导演，也会是编剧型导演，我觉得就是在家绞尽脑汁，但是也还是能兼顾家庭，真正拍摄的时间也没有很多。我也没有硬性指标，不想拍也不会去强求。”

改了无数版，自我审查出心理阴影了

《黑处有什么》从一个正值青春懵懂发育期的少女的视角，展开讲述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闭塞国营飞机厂大院里的连环奸尸案。女生面对身边亲人、朋友、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带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和茫然。少女心事青涩细腻又尖锐不羁。而身边学校教育和人际关系充满荒诞色彩，随着案情进展，警察办案的方式则展现出孩子眼中成人世界的不可理喻。结果案子一直没破，而围绕在破案经过中种种人的反应，以及自始至终笼罩的悬念，也让一些影迷看出了《杀人回忆》的味道。

不少早前看过电影的观众，对于这部电影能上映都感到挺神奇。而事实上，为了上映，这部电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删改。王一淳的硬盘里，“有《黑处1》《黑处2》《黑处国际版》等等很多版本，最长的就是这次要上映的版本。”目前上映的109分钟版本，反而比之前参加FIRST影展和在北京上海国际电影放映的版本都要长，是因为按照原来的版本删减，影片只剩下80多分钟，连90分钟都凑不满了，所以只好重新从原始素材里面挑了一些素材填充进去。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对比影展版本和公映版本后发现，片中许多调侃社会现实而又充满讽刺的段落都不见踪影。最让王一淳感到遗憾的是，目前结尾改成了字幕解说嫌疑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十四年后案件侦破，凶手落网。而之前影片中的赵飞在逃跑中坠楼身亡的戏份完全被剪掉。

但为了上映，王一淳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版本。“如果主动选择我肯定不想选择这种牺牲，尤其剪掉的还都是自己喜欢的部分。但拍一个片子，主要还是一个想法，肯定希望更多的人能接收到这个想法，所以这个片子就要被更多人看到，那不妥协又能怎么样呢？”

这种“去精华而取糟粕”的无奈，王一淳说，“都留下心理阴影了。”

“对于一个其实并没有太多经验的创作者，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在以后的创作中当然会有意识地加强自我审查这一关。没办法，我跟其他几个大导演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说到，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自我阉割。他们会跟我说，你再写的时候，不能先意识阉割，一定要先写你最想写的，最想表达的，最后哪出问题了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深入骨髓了，很难做到不考虑这些，因为想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是很费脑子的，如果不考虑的话，一开始立意可能就偏了，到后面改都改不过来，那功夫不就全白费了吗，所以大导他们说的话，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怎么才能做到无视？我可能还没到那个修行境界。”

不想像男性导演做有框架的悬疑片

写作剧本的十多年里，王一淳感受到，随着自身年龄的变化，她对青春审视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关于初恋的叙述占据大分量比重，到如今的版本中，仅仅是几个模糊暧昧的小举动，王一淳把视角更多的转向对成人世界的审视，“我们是怎么一步步长成我们原来所不理解的大人的？”这是她想要表达的初衷。

“有的人说，女作者的第一部电影总是少不了写自己，我觉得可能是自恋吧，一开始写了很多初恋的元素，和现在的青春片也差不多，但是越来越觉得那些东西挺没劲的，现在经历了越来越多，包括有了孩子，就有了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

到了电影开拍之际，社会新闻中陆续出现各种冤案平反的消息，又让王一淳思考，从今日的结果回溯当年时间发生时的种种社会成因，其中也有着深层的关联。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紧缩，国家的经济滑入低谷，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正是那时候发生，一时社会人心惶惶。严打以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抓捕“犯罪嫌疑人”，声势浩大。虽然打击了很多犯罪分子，但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落后，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抓错人”的情况。王一淳为了写这个故事，查了很多资料，发现了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开始我写的时候就是个人的表达比较多，写着写着就扩到更大的层面，或者老师或者警察，然后继续扩大，因为写的是那个时代，就看看那个年代有什么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关联，又是从什么土壤里产生的，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

作为一部穿了悬疑外衣的“伪类型片”，也有部分观众在观影后纠结凶手究竟是谁的问题，而王一淳的初衷，压根就想拍一个“和通常男性导演习惯的那种重结构有严格框架的悬疑片不一样的悬疑电影”。她说：“悬疑只是一种气氛，我就想讲一个凶手是谁并不重要的故事。因为在更广义的维度上，凶手可以是每一个人：来自家庭、学校每个角落的冷暴力、浮夸、对个体尊严的漠视，都在助长着黑暗中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