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力量：跨越地球对径点的中拉科幻文学

想象的力量：跨越地球对径点的中拉科幻文学 原创 范轶伦 中拉智讯 收录于话题 #书评 54个内容

2019年，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意见明确，要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创造更多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性成果，为高质量文化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幻是科学与文学融合的结晶，是最具有代表性和感染力的科学文化表现形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科幻在中国已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之一。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斩获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粉丝。2019年国产幻大片《流浪地球》以46.88亿元的票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第四位。海内外的认可和市场的积极反馈，催生了“科幻产业”的概念，并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和资本投入。在国家层面上，科幻产业也获得了高度关注和扶持，2020年8月，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发布了新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倡发展完整的科幻产业体系，促进科幻文学、动画、游戏等资源的转化。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调整，拉美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习近平主席指出，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截至2020年，“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已扩展到19个拉美国家，占34个拉美国家的56%。当中国与拉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纵深推进，加强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愈发具有战略意义。随着“三体”系列畅销世界，作为近年来海外文化输出中最亮眼的名片，科幻是否也可开启中拉两地的文化交流新机遇呢？笔者将从传播与研究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学界对于中国和拉美主流文学的比较研究，已经有相当丰赡的成果。而科幻文学领域，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于科幻究竟是什么，英国学者安迪·索耶（Andy Sawyer）曾提出过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大多数研究，都倾向于在早期文本中寻找出特定的“起源”，然后追溯其发展和变形，从而概括描述出“科幻”作品所需要具备的特征。索耶则建议换个角度，把科幻作为一种“回应”：在任何时候、任何文化是否都会对以下想法做出“回应”，即，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猜测共同促成了一系列实际的变化。

以此反观中国和拉美，科幻在两地皆诞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萌芽期，深刻地参与了两地的现代化进程。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曾将科幻视为开启民智、进行科学教育的手段，而在相似的殖民危机之下，科幻也履行着谋划未来、针砭时弊的职责。中国科幻诞生于晚清，百年间经历了了多次起落，在今日终于迎来了蓄力发展的黄金时期。与之相似，科幻在拉美也常为政治时局所左右，在高潮与低谷间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态。18世纪开始，原型科幻作品在拉美出现，而在19世纪的拉美现代主义文学中，也能觅得一些科幻的踪影。到了20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大爆炸，幻想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盛行，科幻小说迎来了在这片南方大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古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然而进入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出版业保守之风大行。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迫下，本土科幻创作在夹缝中艰难图存。差不多又过了十年，整个拉美社会时局逐渐缓和，科幻小说才在198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以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各国都出现了固定的科幻小说作者群和粉丝，题材也日渐多元化。进入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不仅为科幻作者提供了更多元的发表平台，也将拉美科幻迷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而全球化的今日，科幻也在南半球追赶着流行文化的步伐。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的“科普型”科幻，还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科幻，都并不仅仅是贡献了一种文类多样性，或展示了这一文类从“起源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被“本土化”的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共同参与”了这一文类的构建，汇入了科幻作为一个世界性文类的发展历程。

中国和拉美地区的文学交流并不平衡。截至2020年，中国作品翻译至西语作品数量只有148部，而拉美作品翻译成汉语的作品数量达到1015部。中国对拉美文学的接收，始于上世纪“第三世界”运动的鼎盛时期。1950年代至70年代，作为“亚非拉”阵营中的一员，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拉美文学作品，以服务国家政治需求。巴勃罗·聂鲁达、若热·亚马多、尼古拉斯·纪廉等都被当作“革命作家”被译介，文学成为了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开放和思想解禁，拉美文学随着外国文学大潮再次涌入国人视野，以其迥异于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受到追捧和讨论。“去政治化”和“去革命化”是这一时期不言自明的共识，国人熟悉的那些拉美作家，纷纷被褪去“革命”的外衣，从宏大叙事中剥离，成为微观化、个人化表达的模仿对象，直接启发了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格非等都曾直言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作者的影响。进入90年代，主流文学热潮减退，流行文化蓬勃发展，图书引进的版权操作也日趋规范化。在众声喧哗的文化市场中，没有任何一个语种的文学能带来现象级的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也不例外。不过，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博尔赫斯成为了独树一帜的风景，与村上春树、伊塔洛·卡尔维诺一齐，常年霸占文艺畅销书榜单，成为教科书级的“小资”“文青”必读书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国以来引进的上千部拉美文学作品中，科幻小说几乎处于“不可见“的状态。这不仅是中国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科幻在拉美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提及拉美科幻小说，中国读者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依然是博尔赫斯——那些讨论时间、梦境、无限、混沌等母题的作品，确实与科幻的时空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若论真正意义上的拉美科幻小说，中国读者比较熟知的，当属阿根廷作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的《莫雷尔的发明》，尽管目前的两个版本都并未将其放在“科幻小说”名下。近几年来，国内也陆续引进了诸如哥伦比亚作家V.M. 拉博卢的《大力神星球，或曰红色星球》（2004），古巴作家何塞·米格尔·桑切斯·戈麦斯的《星际追踪》（2020），阿根廷作家萨曼塔·施维伯林的《侦图机》（2021）等作品，但反响皆微乎其微。除此以外，詹姆斯•冈恩的《科幻之路》（2009）、范德米尔夫妇主编的《100：科幻之书》（2018）等引进的选集中，也对拉美科幻有一定篇目的介绍和展示，《科幻世界》杂志亦有零星的篇目译介。总体而言，拉美科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存在，与英美科幻的主导地位自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同为“小语种”的俄语、德语、法语科幻相比，中国读者的熟悉程度都弗如远甚。

萨曼塔·施维伯林的科幻小说《侦图机》中文版封面

而得益于引进的大量拉美文学作品，中国的科幻作家对拉美并不陌生，也许同属“第三世界”阵营的“革命友谊”也在潜移默化中拉近了其与拉美的心理距离。尽管两地的科幻创作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但并不影响中国的科幻作者在笔下想象这片大陆的历史与未来。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拉美的形象就频频出现于中国科幻创作中。老一辈作者曾亲历红色年代，对“第三世界”怀抱着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这在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1979）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而将拉美描绘为神秘、充满异国情调（exotic）的土地，亦是常见的笔法。周隆潇首发于1991年的短篇小说《南美密林遇险》就是个中典型；到了刘慈欣、韩松这一代作者那里，这种想象依然在延续，但作品本身已更向内聚焦于中国自身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诉求。尽管如此，他们的视野中依然包含了广阔的第三世界版图，例如韩松的《在未来世界的日子里》（1998）和刘慈欣的《地球大炮》（2003）。当然，并非每个时代的中国科幻作品都对拉美形成了某种统一的、共识性的想象。2000年以后，随着不同代际作者的涌入，对拉美的刻画也日益多样化。马伯庸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2007）虚构了殷商遗民“殖民”玛雅的历史，却表达了作者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思。相较其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网络作家笔下的拉美故事，多为“穿越爽文”套路，例如孤独麦客的《穿越1630之崛起南美》（2013-2020）、巡山小老鼠的《重生南美做国王》（2017-）等。除此以外，典型例子还有宝树以玛雅天文学为背景的《天象祭司》（2019），索何夫讨论哥斯达黎加的古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之种》（2018）等等。刘慈欣在《三体：黑暗森林》（2008）中，还以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为原型了塑造了面壁者雷迪亚兹，其铁腕作风令人胆寒，悲剧结局也让人扼腕。可以说，从70年代立场鲜明的“第三世界主义”，到当代作品中的殖民主义迷思，中国科幻作者笔下的拉美，或者说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呈现出愈发复杂的样貌。而也许如此多元的碎片侧写，才能共同拼凑出通过“科幻”的棱镜所观测到的，全球化时代的拉美最“魔幻”的面目。

冷战硝烟退去后的今天，“亚非拉”的称谓已变得颇为陌生，第三世界似乎正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去，这在新一代作者那里得到了印证。学者滕威曾这样评价中国对拉美文学的接受：“那些文学作品不仅唤起他们对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他们将对本民族的自我想象投射其中。同样拥有古老的文明、富饶的土地、勤劳的人民，但却同样遭受侵略与掠夺，于是拉美的历史与现实同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某种镜像关系。”而在当代这些想象拉美的中国科幻小说中，我们仿佛看到这种镜像关系的“反射”：如果说中国通过拉美文学看到了自身的镜像，那么这些科幻作品又将自身投射到了对拉美的想象中。随着中国日益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那种红色年代的“同盟”情谊已日渐淡化，而曾经的战斗与反抗精神，似乎也消弭于无形。更多的时候，作者是将拉美进行“他者化”的表述，也许因为“我们已自觉地将中国的自我想象投射到西方的发达国家之上”？而这，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呢？

中国文学在拉美地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如今，中国当代文学在拉美地区已有一定发展，比如拉丁美洲的出版机构开始设立中国丛书，如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古巴南方出版社等；墨西哥、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作品。2014年，麦家的《解密》在阿根廷上市不到一个月就跃居文学类销售排行榜第一名，其本人也在访问墨西哥和阿根廷时受到了热烈追捧，不仅各大书店将该书摆放在显著位置，甚至公交车站也印满了他和《解密》的宣传画。据学者楼宇表示，《解密》的畅销并非偶然，因为“没有哪种文学体裁能像侦探小说这般深深扎根于20世纪阿根廷叙事文学”。《解密》的成功，可谓当代中国文学在拉美的一次“逆袭”。

中拉两地都拥有历史悠久的幻想文学传统，与《解密》所代表的侦探小说相比，同为类型文学的科幻，也许更具有“出海”拉美的潜力。中国科幻小说在拉美的译介始于《三体》。2016年，《三体》西班牙语版出版，次年获得了有西语“雨果奖”之称的伊格诺特斯奖（PremioIgnotus）最佳国外长篇小说奖 ，在西语世界引发了阅读热潮，受到拉美读者和主流媒体的关注。该系列（包括宝树所作的同人外传《三体X·观想之宙》）截止到2018年全部引进至拉美。其后，刘宇昆主编的两本英文中国科幻选集《看不见的星球》《碎星星》，陈楸帆的《荒潮》以及刘慈欣的小说集《流浪地球》、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也陆续登陆拉美。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拉美地区的书店基本处于歇业中，因此很难评估近期这些书籍的销售状况。但拉美文学界普遍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反馈。2018年，郝景芳、陈楸帆相继受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的邀请，前往智利、乌拉圭访问，开启了中拉科幻交流的新篇章。智利文学协会主席迭戈·穆尼奥斯·瓦伦苏埃拉（Diego Muñoz Valenzuela）对陈楸帆赠予的《看不见的星球》高度赞扬，并撰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他在书评中称“阅读它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debo declarar que su lectura me ha producido una honda conmoción），并用“多样性、挑战性、批判性、革新性、活力性、惊异性”（múltiple, desafiante, crítica, renovadora, dinámica, sorprendente）来形容这些作品，认为上个世纪的文学属于美国，这个世纪的文学则属于中国。

《三体》西班牙语版封面

前文已提到，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有重要的影响，反之则不然。中国先后经历了三波 “拉美文学热 ”，而在拉美地区，引进中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十分有限。但整体而言，目前中国作品在拉美地区传播依然面临着挑战，其一是数量和质量方面，无法和德文译著相比；其二是影响力不足，限于单向传播，未形成广泛对话；其三是译者的培养不足。纵观这些进入拉美市场的中国科幻作品，“出海”方式十分一致：英文版在先，继而有西班牙语版，这也是中国文学进入西班牙语市场的一种常态。对于出版商而言，选择已接受英文市场检验的优秀作品，经英文转译到西文，要比直接从浩如烟海的中文作品中挑选适合西文市场的更稳妥，也更便捷高效。当然，这种操作也是一把“双刃剑”。通过英文转译，文本的还原度存疑，而英文读者的口味也未必完全适合西文读者。因此，打通中国科幻在拉美的流通途径，依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加强西语译者与中国科幻学者、作者的合作，也需要官方层面支持更多中国科幻作者与拉美科幻界、文学界实地互动。

2016年，《拉美科幻的起源》一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引进到中国，以“拉美科幻文学史”的书名出版。尽管原书被视为拉美科幻研究的重磅之作，但中文书名的误导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在拉美研究和科幻研究领域激起水花。吴岩曾在《科幻文学论纲》的“落伍者作家簇”一章中呼吁，有关后发达国家科幻小说的发展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科幻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笔者相信，引入拉美科幻的研究视角，会给我们带来迥异于英美科幻的沉思与启示。科幻文学在全球不同区域的出现与繁荣是否有一个普遍的模式？相似的历史遭遇，会怎样左右科幻的发展走向？评价这些作品时，如何在普世标准和地域特色间寻得平衡？这些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东西方的学者。关注拉美科幻，能为我们反观中国科幻提供“镜像”视角，也会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地域性提供新的思路。

以笔者粗略的认知，有志于探索中拉科幻的学友，可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科幻小说在两地产生的共同机制；其二，科幻与两地本土文类，如志怪、幻想文学（la literatura fantástica）的关系，以及孵化出的独特样貌，如“科普型”科幻；其三，以科幻为透镜，中国和拉美如何相互想象。前文粗略梳理了中国科幻作品中的拉美想象，而拉美作者是否也在科幻中想象中国呢？众所周知，博尔赫斯痴迷于中国文化，在作品中也多有想象与指涉，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家。更多的作者与文本需要挖掘，若博尔赫斯之后再无作者“想象”中国，则更证明了中国文化在拉美接受的滞后与不足。最后，科幻在中拉两地的“城乡”属性。科幻在拉美被视为一种“都市文学”，从18世纪到当下，科幻创作最兴盛的地方都是大都会，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而在今日的墨西哥，科幻创作正悄然从“都市”扩展到“边境”：近几年颇有话题性的“美墨边境科幻”（borderline SF），将尖锐的触角延伸到了移民、劳工、身份认同等议题。而科幻在当代中国，走的似乎是相反的“城镇”包围“都市”路线，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作者群，很多并非栖身大都会者，但近几年来，科幻创作资源已愈发向全国几个重点城市集聚。

中国和拉美科幻的比较研究潜力巨大，也颇有难度。无论从上述哪一个问题入手，都需要深入挖掘两地的科幻原始文本。而横亘在眼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文本的“稀缺”。目前，从中文图书馆里找到一部早期拉美科幻小说文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反之亦然。此外，从中文翻译成西文的作品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同样数量极其有限，少到无法支撑起足够的样本库。由此引申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对于没有目的语言阅读能力的研究者来说，便只能借助英语作为中介语言，但这样一来，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文本范围就便会大大缩小。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显现在海外的中国科幻研究上。由于语言局限，许多研究者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已有翻译版本的作品，而这些经过人为选择，被编者、译者等价值观所过滤后的文本，很难还原出中国科幻的完整生态。第三，尽管“拉美”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拉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制度差异可以被忽视，而对于没有拉美区域研究背景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历史上，很多大国崛起的过程都伴随有大规模的科幻兴盛现象，映射将超现实的想象蓝图变为改造现实的科技与社会变革的实践过程，例如超级英雄电影之于美国，科幻动漫之于日本。作为反映科技时代变革的一种艺术文化形式，科幻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最初的文学范畴，而成为了一种激发想象、引领创新的文化现象和思维范式。站在科技兴国与文化强国的交叉点上，中国的科幻事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对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非英语国家地区的科幻也已成为新的关注点，中国和拉美就是个中典型。两地的科幻诞生于相似的历史社会语境，却有着迥异的当代发展。引入拉美的视角，将会为中国科幻的创作、传播和研究带来新的启示，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科幻与世界未来的关系。随着“一带一路”不断纵深推进，科幻将有助于对于推动中拉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而重溯／重塑中国与拉美科幻的关系，或许会成为从另一条路径打破英美科幻的“垄断”、创造科幻新世界的契机。

当魔幻现实主义已成为现实，代表未来的，正是科幻。

作者简介：

范轶伦，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推想小说与科学文化”项目博士生，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曾任成都八光分文化品牌传播及公关总监，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SFRA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亦有小说、随笔见于《科幻世界》、Loc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等平台，并获“未来科幻大师奖”；合译有《乌托邦之概念》。研究方向为中国、拉美科幻，文化产业和创意写作。

原标题：《想象的力量：跨越地球对径点的中拉科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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