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检讨个性，自认为“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而颇重视地域民性默化潜移之用，“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雨天的书》自序二）。此处举作“浙东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认可自己为“法家”，不过一则“眼高一世，目无余子”，一则“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他们持论苛刻、惯于骂人的习气，确也合乎“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铭（1830-1894）与章学诚都是绍兴会稽人，同府同县，他很早读过乡先生著作的抄本，却无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谭献（1832-1901）主持浙江书局，补刻印行《章氏遗书》，也赠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记》中有关的“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讥议，多为人知（详拙文《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记尚有另一评论：

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并参《越缦堂读书记》“实斋杂著”条）

章学诚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风会，发明“浙东学术”一说，为其特识。李慈铭此处总结“浙儒之学”取径，归章氏入“浙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将前者讥评他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这八个字掷了回去，旨在批驳其人之“妄”。虽然同一地所产之人，他显然并不以乡前辈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后来钱锺书为《复堂日记》作序，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不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也注意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此处“先贤”，指同出“浙东”的章学诚，“浙西乡先生”，即谭献。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舜徽多次读过《越缦堂日记》。二十岁左右，全书五十一册（起咸丰癸亥[1846]，讫光绪戊子[1888]）便已“粗涉一过”；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宁乡陶家湾北平民国学院，阅毕《补编》十三册（起咸丰四年甲寅[1854]，讫同治二年癸亥[1863]）；1947年1月3-6日重读之，“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无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实，故思于此五十一册之书再寻温之”。他说“李氏幼习诗词，性喜讥弹，观日记中评骘人物，语多轻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0页）。李慈铭诋章学诚“读书卤莽”，张舜徽曲为辩护，而谓“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那么，对于同出浙产的“荀学斋主人”作何观感呢？

二

李慈铭本人撰有《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一类有关清学成绩的总结叙述，站在“汉学”立场，将乾隆朝开修四库全书作为一个振兴的转折点，日记中极力表彰清儒，“诸君子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绌，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记）。张舜徽视此为“不情之言”，并且反唇相稽，直谓乾隆开四库馆，戴震以校书入翰林，史林荣之，乃群趋于贪繁务博，以辑佚考订为事，所谓“汉学”实始于斯，此为“干禄弋名”；乾嘉学术极盛时，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汉宋门户终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终不能息，此为“操戈树帜”。

李慈铭承乾嘉汉学之余绪，博治经、史。咸丰十一年（1861）告友人书有曰：“近惟日治经史，遍考近儒撰述。盖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最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缪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见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记，其“遍考近儒撰述”，或与次年着手撰写、至同治三、四年间成书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有关。）张舜徽读书至此，有感于乾嘉风气束缚士林，近世流变，每下愈况，忿然而言：

夫为学奉乾嘉大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数部，览不及数卷，辄欲谈经说字，有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识学人不为少，每察其架上图书，无不庋置清人经疏札记，号称博雅。尝谓清儒之病在于佞汉，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观莼客所记，则知士林斯病自道咸以来然矣。百年痼疾，其谁起之！

此段议论可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时代思潮”一节参观，虽然两人对于“汉学”的评价并非一致，但思潮流转例分数期，不外生、住、异、灭，学风变迁，多循斯轨。张舜徽论清儒学术，“别为三期”，1942年10月5日记：

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规分离，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库全书》实为清代学术一大转捩点。此前诸儒治学“气象博大”，亦未标榜“汉学”之名，与后来专门名家者异趣。他引章学诚《丙辰札记》，指出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途一变，“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汉学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铭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诸老家法”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实在大不合时宜。

徐世昌主纂《清儒学案》

李慈铭论国朝“说经之学”，以“桐城姚郎中鼐”“著书满家而无当古义”，“大兴翁学士方纲”“虽名古学，出入无主”，皆在“所屏”之列（《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记》除攻击章学诚而外，词连姚鼐、翁方纲，诋为“愚而无用”“往往谬妄”(见《越缦堂读书记》“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复初斋文集”诸条)。张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学诚为“乾嘉三通儒”，前说正中其大忌。1944年3月30日记：

（李慈铭）日记中诋斥姚姬传、翁覃溪过甚，至目为不学妄人，而不知两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学术极盛时实足为中流之砥柱，不随风气转移，且能持正论以转移风气，非豪杰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窥两家深处，又从而鄙夷之，宜其学不能大也。

《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条亦谓“李氏于乾嘉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为最厉”，“此皆评贬太过，不足以服三家也”，进而辩护：“乾嘉士子自髫龄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虑，疲老于补苴襞绩之役，其积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实消积之良药。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李慈铭的人物月旦评，“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较王子寿为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此句重话，最触到湘人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清人笔记条辨》，342页）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有“诛心”之嫌。最后，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轻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偏狭亦已甚矣。

此处发明“湖湘先正之学”，确见其大，不过，品衡李慈铭的学问仅有“吟诗品古伎俩”，未必合乎事实，更有意思的是，张舜徽端视李氏为乾嘉汉学余绪，似完全忽视了（或也可说接纳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义理”的另一面。这就仿佛李慈铭责难章学诚，全在“考证粗疏”“读书卤莽”处着眼，而对后者《易教》《经解》《原道》《原学》诸篇以及“官师治教合一”之说，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卫道”观点，不置一词。

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其第一条便是“钞上谕”，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年）。确实，读李慈铭的东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学”气味。民初学人为作“学案”，已指出“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他的平常言论多肯定宋儒卫道治心的“发明义理之功”，屡谓“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欲学汉儒之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参看卢敦基：《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惟就“学术”一层而言，谓“兼遵宋学”则可，谓“汉宋兼采”稍过，李慈铭于两者去取之间终有分际，他说“晚世说经，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后世有述者，或汉或宋，皆所不祧，而与其为宋，不若为汉”（《越缦堂读书记》“易守”条）。

三

张舜徽看待李慈铭，一面窄化其学问范围，铆定在“汉学”门墙内，一面拷问其学问程度，疑其“佞清”近似叶公好龙，无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记一则曰：

莼客持论虽张汉学，亦但追慕时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致力者，终身寄在乾嘉诸儒篱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则曰：

李莼客于经学、小学所造甚浅，而极力表扬汉学。

按李慈铭早年乡居，“喜为歌诗、骈文”，三十五岁时自撰卧室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置户曹郎。”咸丰九年（1859），入都门后，“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及至晚年，经史研究渐有规模，世人亦以考据家目之，光绪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听后世之我同。独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问，实则自问自答，因为他自负“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两兼。

对于上述认知，作为后世读者的张舜徽并不谓然。1944年3月29日记：“李莼客自道所学，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记）乌呼！此自文之辞也。”李欲兼长并美，张则抑此扬彼：

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经史俱非所长，于经学尤荒芜。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札记，以资口给，而未见有读史日程也。彼虽自云欲取说部以考订正史，撰为《史剩》，又尝欲续邵南江（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实，李慈铭本人也承认，早年问学，耽于辞章，尚未得窥经史堂奥。同治二年（1863）致友人书有云：

弟之于学，少无所师。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吴越间经师已皆奄化，时时拥比设帐者，盖多不读注疏，梼昧之质，遂无自启。十五六后，喜为歌诗、骈文，昼夜殚精，以为至业。既渐渐得名，益复爱好，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卷四）

张舜徽指出“此虽追述年少读书时事，然其一生趋向，不能越斯范围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汪辟疆（1887-1967）也认为其学问所长在彼而不在此，“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披阅诸史，丹黄满帙，其博闻强记为时流所叹服，诗文尤负重名”（《近代诗人小传稿·李慈铭》）。当代学者颇重视李氏之“诗学”，复加以系统整理，而认定：“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根本性质。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集部之学。”（《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前言》）

《汪辟疆说近代诗》

当然，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清人治学次第，难免带有当下学科或专业本位的“滤镜”。欲知其人，常可观其所读之书。《越缦堂日记补编》十三册收录了李慈铭早年日记，张舜徽读毕后，印象是“咸同间李氏年犹少，学犹浅，故此十三册中所记，率诗词及时政，偶涉学问，可采者极少”（杨树达1937年1月26日记：“阅李爱伯《越缦堂日记补》讫。越缦于宋人说部浏览殆遍，可谓勤矣。然考订亦颇有差失。”见《积微翁回忆录》）。又举出若干实例，咸丰十年（1860），三十二岁，始在京城买得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同治元年（1862），始听说桂文灿（1823-1884）进呈《孝经集证》《群经补证》诸书，“辄谓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同治二年（1863），自述“昕夕置案之书”数十种，皆清儒诂经说字之作。据此，张氏认为李慈铭接触经学很晚，平日所涉又“皆非学者根原之地”，“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

至于李慈铭最为自负的史学，张舜徽也同样看低，认为实多藉力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之史考著述，所撰札记驳杂不纯，缺少发明，所欲写就的著作，徒托空言，多未成书。同一观察，也移用于与李慈铭同时代的浙籍学人谭献，在张舜徽看来，文人治学，浮光掠影，“虽有涉猎之功，而无专精之业，故于经史大书，无能为役”，终究没有足够分量的著作，亦无从证明具有“专为表微之学”的能力：

乾嘉诸儒，专心力以治经训小学，鲜能究心乙部。故其时通读全史者，殆无几人。以钱氏之为《廿二史考异》，王氏之为《十七史商榷》，赵氏之为《廿二史札记》，贯通诸史，博考详稽，已如祥麟威凤，不可数睹。然扬搉言之，有史学，有史考。若此二家所从事者，乃史考耳。而亦各有偏重：钱氏重在校勘文字，王氏重在稽核典制，赵氏重在综比史实。用力不同，俱归有用。故后之治史者，俱奉为枕中之秘，而不复措意于根原之地。但守此三数种书资口给，炫博雅而已。

对于李慈铭和谭献，张舜徽特别强调其“文士”性质，没有耐心和毅力，“故于朴学家艰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巧合的是，两君“同产越中”，岂地气邪？关于两种志业之别，他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智，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莼客少时偃蹇乡里，徒聘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日记中所载狎游事甚多），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书卷，为日无多，况彼为学未穷根株，而可轻言述造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41-442页；相似表述复见于《清人笔记条辨》，338页；《清人文集别录》，507页）

谭献（1832-1901）

四

李慈铭穷经研史，治学驳杂。当代学者发现《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收近二百年间经学名儒百六十余人，注重“经籍目录”，意在以书存人，故可视为一部清代经学经典著作目录，也反映李氏基于“汉学”立场对于清代前中期学术史的总结和思考（参看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目前存世的李慈铭读书札记，总括论之：以部类言，以史部为主，以内容言，则以名物考订为主，史部中又以正史为大宗（参看卢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03-112页）。除日记中所录外，多批注于史籍之眉端，内容多为校勘与注史（包括补充与驳正旧注）。数十年间“丹黄手校，必严必精”（《城西老屋赋》），固不乏“伏案之功”，对于“汉学”利弊，也未必全无心得，以为“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记）。

在李慈铭身后，弟子樊增祥（1846-1931）评价乃师：“伏念莼翁之在今日，论其所学，可云卓绝。然犹杜门穷经，不废铅椠，可谓能自竖立者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132页）后人读其书，也不能不承认李氏于学“用力勤至”。1919年，蔡元培（1868-1940）在杭州整理李慈铭日记，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有句云“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史评经证翻新意，国故乡闻荟大观”。1922年，胡适读《越缦堂日记》，觉得“很有趣味”，“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他作《病中读〈越缦堂日记〉戏题》，以六言诗为之写照：“宁可少睡几觉，不可一日无书。能读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鱼。”（见《胡适的日记》）

《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

1930年代初，王重民（1903-1975）撮录诸史批校，兼采日记中之少部，汇辑《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又论其学，“宗许郑之家法，有徐庚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学者中，可称后劲”（《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杨树达为《越缦堂读史札记》作序，将古代治史分为四派四枝，并论越缦史学之定位：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玄（知几）、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寅）、张天如（溥）、王船山（夫之）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大昕）、洪筠轩（颐煊）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翼）、王西庄（鸣盛）之所为是也。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征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序》）

李慈铭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然其读史杂钞、札记，多为片言短章，研究成果零散，亦未有理论总结，此乾嘉汉学家之遗风。杨树达总结说：“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按上述派分，越缦史学主要承继钱大昕（1728-1804）、洪颐煊（1765-1833）一流，属“考证史实”一派。考证文字集腋成裘，蔚然可观，多文为富，结果“所得反小”，此种吊诡，颇合张舜徽所谓“博杂之辨”——

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此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也。

钱穆评论晚清学人陈澧（1810-1882）、朱一新（1846-1894），连及与后者同一乡贯的李慈铭、谭献，宣示“兰甫治学，仍循乾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无邪堂答问》一书“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兰甫》）。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慈铭一生治学，出入经史，徘徊汉宋，不越乾嘉诸儒藩篱，亦步亦趋，其文“故实纷罗，文辞耀艳”（钱锺书《复堂日记序》），其学也难逃“博而无统、杂而寡要”之讥。其生前对沈曾植说：“处今世而治经，但当守孟子‘博学详说’四字，不必要求新异也。”（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而移治经为治史，仍旧墨守成规。已受民国学风熏染的杨树达，论其理想中的“史学”，“必先取吾最丰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后，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作为“考证史实”一派之“后殿者”的李慈铭，于此已然无能为力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后数月，他于北京弃世。以后见之明，随后的中国即将开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转型时代”（按张灏的解说，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其《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近世以降，西学东渐，李慈铭因循守旧，无所改作，终为清学之收尾者亦宜矣。

五

《越缦堂日记》而外，张舜徽通览《文集》十二卷，最终给出定评：

此虽名目繁多，大半皆平日读书杂钞笔记之属，本不足以言著述也。要其一生所学，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记》中。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清人文集别录》，506页）

民初开清史馆，纂修《清史稿》之际，总纂缪荃孙（1844-1919）拟有《儒学传目》，李慈铭初在列，同事吴士鉴（1868-1934）对其入“儒林传”提出异议：

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王先谦）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在铭）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452页）

照此，则李慈铭生前对经学、小学造诣，尚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士人心目中，“儒林传”远重于“文苑传”。按清代国史修传标准，《儒林传》“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至《文苑传》，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基于此类“史例”，主持纂修《清史稿·列传》的缪荃孙相应定有“《儒林》稍严，《文苑》宜宽收”的择人口径，故而李慈铭之子李承侯及其同乡陶在铭为之“力争儒林”。

按缪荃孙与李慈铭有私谊，李生前为校《云自在龛丛书》（薛英《李慈铭校缪荃孙所刻书》），李去世后，缪也曾为《越缦堂日记》出版奔走出力。1915年，缪氏函复吴士鉴，表示“李越缦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力争《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轾？越缦经学过于湘绮（王闿运），而只有《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陈东辉《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或在私情与公心间难以抉择，他一度打算将此事“放下再说”。数月后，始定议：“李莼客列一传于‘文苑’，以陶子缜（方琦）附之，似乎公允。”今《清史稿·列传》中，李慈铭终置于《文苑》，而王闿运列入《儒林》。

《清史稿》

缪荃孙（1844-1919）

张舜徽说，“余观越缦一生，仍是文苑中人物，于问学则无与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739页），言似稍过，若与李慈铭的同乡后辈蔡元培所奉赠的“旧文学的殿军”一语并看，则不得不承认虽不中亦不远矣。即便如此，他对《清史稿》之“儒林”“文苑”二传仍有不满，多予指摘，则其心目中理想的清学史当别有所属——

即以《文苑传》叙李慈铭行事而论，已多揄扬逾实，谓其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此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今乃附方琦于李传之末，岂非大冤。以余观之，陶氏宜别立传于《儒林传》，方为得体。但观斯例，可知其叙次人物而失伦序者，正复不少。以湘士论，列王闿运、王先谦于《儒林》，乃独遗皮锡瑞。皮氏经学湛深，著述弘富，论其精诣，实在二王之上。清世《儒林》，又乌可阙其传耶？

在批评《清史稿》后，张舜徽接着说：“余往者校录清人文集，效刘向《别录》、王俭《七志》之力，于书名下各系一传，撰成《清人文集别录》六百篇，有清一代儒林、文苑之选，悉在其中。迨刊布行世，顾颉刚、谢国桢先生见而好之。恒举以语人曰：‘此真清史儒林、文苑传也。’斯虽推美之辞，而其效用固有可以相代者矣。”（《爱晚庐随笔·清史稿儒林文苑传》）对于所谓“真清史儒林、文苑传”，颇有当仁不让的意态。

行文至此，还应稍加补说。张舜徽批评李慈铭，非全无理性的一概骂倒，或出于派性故作诛心之论，他所最不满者，只在于越缦放大了乾嘉汉学家“襞绩补苴”的一面。他也承认李慈铭“顾以好读乾嘉诸儒书，故不致误入歧趣，往往考论古今，篇言居要”，譬如“论郑（玄）学”“论宋学”“论乾嘉诸儒品节”，“斯皆平实通达，足以关俗士之口”。咸丰二、三年间，李慈铭因读阮元（1764-1849）所编《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十一年（1861）二月日记为世人訾议阮氏“攘他人之作以为己有”一说辩诬，张舜徽赞赏“此段记载，于阮文达一生学行关系太大，得莼客辨白之，足以解世俗之惑”（《张舜徽壮议轩日记》，450-451页）。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铭致书潘祖荫（1830-1890），极论道咸以下京师金石学风之弊：“金石固不可不讲,而近之后生，往往全不读书。……文理不通，字体不正，而游扬声气，干谒公卿，瞽行妄言，习为狂傲，是风气之大害，所当防其流弊者也。”（《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张舜徽亦许“斯言亦至明快”，“切中道咸以下学者舍本逐末之病，不失为箴肓起废之言”。又，观李慈铭六十岁以后日记，“再读翁（方纲）氏《复初斋文集》，始深叹其序跋议论，尽有佳者（《荀学斋日记》癸集下）”，欣赏服善之勇，“知其晚年学进气平，持论乃迥异于昔矣”（《清人笔记条辨》，第341-342页）。

（附识：本篇承复旦大学历史系王思雨同学校阅一过，并提示意见，志此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