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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十年,女权变迁
持续大半年的希拉里VS川普撕x大战终于结束了。作为一个欧美影视剧界的老司机,我觉得再傲娇的戏剧在政坛风云面前也得低下头颅——不然你以为这场世纪撕x又或者是“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是任何编剧能够写得出来的戏码吗?
因为大选,“女权主义”在今年是个常驻热搜榜的词汇,在人们反复的定义、甄别和解构中变得更加不讨喜。人们质疑“女权主义”已经被绑架,用于服务某种政治正确。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变成事实,但我想,在一个压根还没有“女性平权=政治正确”概念的国家,多讨论一些女权主义并不是件坏事。
浸淫美剧十余年,看了三千多集故事,特别明显的感受有三点:
第一、女性话语权不断提高;
第二、LGTB人群逐渐被主流接纳;
第三、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在改变。
今天,借着美国大选,想来梳理下十多年来美剧中的女权变迁。
从“扎堆”到“扎”堆
针对女性题材,好莱坞特别擅长的一种编剧模式叫做“扎堆”——即一部剧中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完全围绕她们的视角展开剧情。
自1998年开播的《欲望都市》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之后,这种“扎堆”模式便成了女性题材最受欢迎的配置——从《欲望都市》、《绝望主妇》到《美少女的谎言》、《蛇蝎女佣》,再到《衰姐们》、《女子监狱》,近二十年来,以女性观众为绝对主力收视群体的电视剧大多采用了这种“扎堆”的编排模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影视剧中的女性小团体通常是以双数为建制的。要么是类似《绯闻女孩》里Queen S和Queen B、《破产姐妹》中Max和Caroline的闺蜜双人组,要么就是如《欲望都市》、《衰姐们》中的铁打四人帮。更程式化的是,那些以单数出现的女性角色如果不是来搅局的,便注定是要出局的。
作为吸引女性观众的利器,“扎堆”模式大行其道近二十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二十年中,影视剧中的女性小团体一如往昔。事实上,由科技、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社会结构改变,已经打破了小团体的传统视角。

《蛇蝎女佣》
在《欲望都市》引发收视狂潮的1990年代末期,剧中身处纽约的四位女性因为对“性”的毫不避讳,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先锋。她们对“性”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讨论,第一次把“女性也有权享受性”在大众媒体上广而告之。然而十年之后的2008年,当电影版《欲望都市》以Carrie和Mr. Big步入婚姻殿堂为结尾的时刻,人们对《欲望都市》的印象恐怕仅剩下Carrie拍杂志封面时所穿的那身Vivine Westwood的高订婚纱。

是编剧大失水准吗?未必。
只是当“女性也有权享受性”在西方国家已成为社会共识,《欲望都市》的固有格局就失去了其“女权”的一面,变成了四个大龄熟女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患得患失。这种需要围绕男人才能进行的下去的故事,倒有了些“反女权”的意味。
所幸的是,对女性小团体的观察和表达并没有停留在《欲望都市》。接棒其播出的是ABC电台长达八季的《绝望主妇》,同样斩获了超高收视。虽然主角是一群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但她们以战士的姿态,一方面极力维护表象完美,一方面在暗潮涌动中为保有完整的自我而战,不再问“他爱不爱我”、“他要不要我”这类缺乏现实意义的问题。
走过《绝望主妇》,“扎堆”开启了多元化进程。既有笼络青春年少的《美少女的谎言》,又有照顾少数族裔的《蛇蝎女佣》。在一拨接一拨的小团体分化中,由新生代影人Lena Dunham执笔并出演的《衰姐们》获得了主流认可。

同样是四人帮的常规配置,《衰姐们》刺破了《欲望都市》曾经着意打造的“都市单身新女性”的美好光环。褪去“欲望四美”迈着摩登大步走在纽约街头的傲人姿态,《衰姐们》中的都市女孩多一半生活是在“囧”态中度过的。
相比十几年前大声疾呼着“我很好”、“我要自由”的前辈们,在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都市女性显然平和了许多。她们无需再依靠努力装扮的外表来维系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亦无需带着随时投入战斗的尖锐气质去自我守卫。这样,《衰姐们》对描摹真实的都市女单身们的生活并无忧惧,它的调侃与自嘲,正是经由女权逐渐赋予现代女性天然自信的征兆。


然而,把“扎堆”模式大举升华的还必须是Netflix出品的《女子监狱》。

《女子监狱》以一种野蛮的“去男性化”的方式,探讨了个体女性与群体女性之间的冲突和进化。未来的女权主义,也许正该根植于此。

“扎堆”模式对女性题材影视剧的收视率贡献不小,但也无可避免的标签化了众多女性角色。这种弊端是可以理解的——当编剧试图打造一个能吸引观众的动态小团体,势必要赋予小团体中每个角色鲜明的个性对比。比如《欲望都市》中保守谨慎的Charlotte,大胆前卫的Samantha,理性克制的Miranda和浪漫多情的Carrie。又比如《绝望主妇》的设置是傻大姐Susan,拜金女Gabrielle,男人婆Lynette和强迫症Bree。

可现实并非如此。同男性一样,女性的一生要不断经历身份的转换。这种身份不止存在于女儿、女友、妻子、母亲的社会关系层面,还泛布在女性职业、道德、心理、人际关系,乃至对世界和生命的终极认识上。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年女性来说,她拥有的天赋、成长的环境和受过的教育都让她无法再被固化进某一类特定的身份、观念或是人群。
经过足够长的试验,好莱坞终于在近些年塑造出一批没有被标签化的女性角色。《傲骨贤妻》的女主Alicia Florrick应该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

《傲骨贤妻》比之前所有的女性题材影视剧,都更贴近生活在现代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们的真实日常。她们身兼多种身份,在责任、道德和自我需求中不停摇摆;她们工于心计,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她们委蛇善变,在利益中周旋,却也算不上是伪君子。
Alicia的故事中没有道德制高点,也没有无法掩饰的人性罪恶,有的只是在生活前行的浪潮中不断的选择、再选择。
“反标签化”的Alicia Florrick赋予了女性角色和男性角色同样的复杂层次,这和其主创本人的精英女性身份是分不开的。随着越来越多高素质女性从业人员进入好莱坞的主创团队,Alicia将不再是个例。
从花瓶到主角
十年以前,除却女性题材影视剧本身,女性角色很难在同一部剧本中获得与男性角色同等重要的地位。也许能时不时冒出一两个如《波士顿法律》中的Shirley Schmidt那样以智慧折服两男主的聪明女人,但更多时候,女性角色存在的意义仅限于“铁打邦德身边流水的邦女郎”——花瓶而已。

但若把时间轴拉回最近的十年,便不难发现荧幕上的女性话语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
今年上半年写《黑帆》的影评时我就提过,在传统的海盗剧中,女性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加勒比海盗》系列的焦点永远是神经质的杰克船长和他的敌人们。不管是凯拉·奈特莉饰演的英国贵族,还是潘内洛普·克鲁兹饰演的女海盗,充其量都只是杰克船长故事主线的点缀。就算把她们的戏份全都去掉,也并不影响杰克船长继续他的海上冒险。
这种法则在《黑帆》中无法成立。虽然《黑帆》仍以男性角色为主,但每一个boss级男角之所以成为boss,都与其中仅有的几位女性角色息息相关。这些生活在海盗窝中的女性,每一个都有着远超于时代、身份和男性社会的自我意识。由她们牵引发展的故事图谱,精彩程度远超任何一部海盗影视。
同样的事情广泛的发生在各种类型的剧集中。
《生活大爆炸》自从加入了女科学家Amy和Bernadette之后,打破了“Geek+无脑美女”的传统模式,新火花持续迸发;漫威引入了《特工卡特》和《杰西卡·琼斯》两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独立剧集,尤以冷战时期的女特工Peggy Carter作为神盾局的创始人之一,串联起前后几十年的故事布局,更难得的在剧中塑造了一批高智商的女反派;由小诺兰和JJ合力制作的人工智能高分剧集《疑犯追踪》让亦正亦邪的女黑客“根妹”与AI合为一体;就连一向保守的迪士尼,都摒弃了王子公主的官配,以女性自我觉醒为主题的《冰雪奇缘》成为迪士尼创作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冰雪奇缘》姐妹CP成为迪士尼史上的里程碑
《疑犯追踪》中疯狂危险又迷人的“根妹”
荧幕上的女性平权深知,为了打破男性中心主义,必须要有女性领导人进入权力中心。
现象级美剧《权力的游戏》迫于此压力,先后将瑟后、小玫瑰、珊莎等几位在原著中远没有那么高政治能力的女性角色推上了权力高峰。而在《副总统》、《纸牌屋》中,“希拉里”与“川普”之争早在几年前便已开始。

作为“木下夫妇”的范本,希拉里与克林顿从未远离权力漩涡。与之相伴的,是一桩能够在权力、野心、丑闻、人心险恶中携手至今的政治婚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郭大侠的江湖”(微信号:glacier_G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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